在北京，外来人口的贡献之大恐怕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他们的工资、劳保、福利待遇普遍较“本地人”低不少；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工作人口”——而本地户籍人口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的退休者至少占1/3。
两年前装修房子，狂跑家装市场，家装公司一家又一家找，装修队一个又一个谈，挑来挑去，比来比去。当时感到的一个怪现象是，装修工压根儿没有北京人。大致说来，北京的装修市场的师傅们主要是来自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的农民工，我找的这家比较大的装修公司，装修工清一色是工钱最贵的江苏农民工，而像拆墙、运沙、打孔这类更粗的活儿，装修队也节约成本在街头找零工干。这类零工，更是没有北京人。
装修快完，开始跑塑钢窗市场，这个市场来自全国的人都有，但以江西人居多，还是没有北京人。我家的空调、热水器、电视、饮水机各从不同厂家买，送货的和安装空调、热水器的工人陆续上门，也没有一个北京人。家电大卖场或许略有几个北京人，但外地售货员却是占了绝对多数。窗帘市场则以浙江人为主，虽然偶能碰到几个北京人在布艺城卖窗帘布，但负责上门安装的却完全没有北京人。装修完工，“开荒保洁”，保洁公司也全是雇外地农民工，北京人踪影丝毫不见。
就这样，我从开始装修到最后入住，无数道工序工种，数不清的师傅，愣是没和北京人打交道。北京的建材、家装、家居市场如此巨大，却少有北京人，这些外地农民工创造了多大的GDP啊！进一步推算，多少年来北京一直在大兴土木，大型工程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人几乎都是外地农民工，创造的GDP更是不得了！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都是技术含量最低的劳动，别看人多、劳动强度大，但创造的GDP其实不高。
那好，天安门正南六七公里就是北京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区。这大红门服装商贸区由当年赫赫有名的“浙江村”发展而成，现在已是华北最大的服装集散地，京城“八大商圈”之一。京温大厦、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等30多个大型服装批发交易市场在此巍峨矗立、鳞次栉比，每天车水马龙，挂着全国各地车牌的大车小车拉着大包小包的服装进进出出、川流不息。笔者手头有北京市有关部门2003年的统计数字，这里日货物平均吞吐达2000多吨，年总交易额为300亿元人民币，占北京市同类商品交易额的54.5％，是长江以北地区最大的服装集散地，其货物不但辐射全国各地，还出口欧洲、俄罗斯、乌克兰、朝鲜、韩国等地区和国家。这还是十年前的数字，今天的数字一定远不止此！
或许有人还会说，这些仍是知识含量低的劳动，他们创造的GDP其实仍不能说高。
IT“白领”无疑是知识含量高、技术含量高的职业。如今北京IT业的从业人员相当部分都是外地人，有些小公司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是外地人。每日匆匆忙忙出入写字楼的“白领”，外地人也占相当部分。
如今艺术也成巨大的“产业”，798和通州宋庄那些光怪陆离的艺术家们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北漂”。各类媒体从业人员中外地人也越来越多，我曾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或到某些节目当“嘉宾”，接触的工作人员从记者、编导到摄影、灯光等，外地人占了绝大多数。
所有这些外来人口，从胼手胝足的农民工、为利奔波的商人到前卫时尚的艺术家和白领，为北京创造了巨额财富。据统计，2013年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2114.8万人，其中北京户籍人口1316万人，外来人口超800万人；常住人口人均GDP已达93213美元。这“人均”中外来人口的贡献之大恐怕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他们的工资、劳保、福利待遇普遍较“本地人”低不少；而且，这800多万人绝大多数都是“工作人口”，而本地户籍人口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的退休者至少占三分之一。
北京如此，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大都如此。然而，某些城市管理者甚至一些市民不是把这些外来人口看作巨大的财富，而是视为巨大的包袱；不是把他们看作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是视为本地资源的纯消耗者；不是把他们看作GDP的重要创造者，而是视为外来的“沾光者”，甚至“麻烦制造者”，所以对他们缺乏必要的理解和尊重。在这种观念主导下的政策制定往往是“管、卡、压”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服务则相对匮乏得多。一句话，他们作为财富创造者和纳税人的权利没有得到相应的保障，长久下去，必然影响城市和谐。
（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