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百年前，傅立叶在美国建了“法朗吉”，欧文在美国搞了“新和谐村”，而当代，还有以色列的“吉布兹”。这些试验虽有所不同，但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雇佣劳动，没有剥削，“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分内外。但反观南街村，早在重新集体化后的第二年就雇佣外来劳工，到1990年外来劳工就开始超过本村工人，而后外来劳工越来越多。现在，体力劳动者中南街村外来劳工已占了绝大多数。与“共产主义”更有本质区别的是，这些外来劳工工资比本村村民也低得多，南街村籍职工中40％担任车间主任以上管理职务，其余本村籍职工要么从事如业务员等收入较高的工作，要么从事比较轻闲的工作，如仓库保管员、治安员、门卫等，绝少在一线从事体力劳动。而且，外来劳工住6人或8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条件比起村民公寓来说要差得多；外来劳工亦无权享受本村村民及其子女的免费医疗、教育等多种集体福利，如果算上这些，外来劳工的收入还要低得多。可以说，南街村是靠雇佣（或曰“剥削”）外来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致富的，完全不是什么“共产主义小区”。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庄园经济”，南街村村民是庄园主阶级，而外地村民都是打工仔。
为避免误解，我想强调，南街村的这种做法当然完全合法，而南街村领导人以“文革”中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做法来强化自己的领导也实属精明。他们奉行市场经济的雇佣劳动、等价交换的实际经济活动，却又以一套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符号系统作为“招牌”（无贬义），恰恰可以在国家实际经济发展路线与意识形态话语中左右逢源。这也是一种“中国式”的生存、发展智慧。
南街村之富明明是拜市场经济，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雇佣的改革开放之赐，面对种种来访者，南街村领导人也并不隐瞒此点，但是却被树立成“共产主义小区”典型，颇堪琢磨。
南街村是1989年秋被“发现”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它自然会被利用，成为当时政治需要的典型。在当时气势汹汹的对改革开放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质疑声中，在有种力量提出农村要重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强烈要求下，它的符号系统被赋予了实质性意义。南街村“低价”雇佣大量外来劳动力的做法，恰恰是为那些将其树为“典型”者所反对的，因为按照他们所坚持的毛理论，这就是典型的剥削，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然而，“树典型”已成几十年来的一个政治文化传统，“典型”不够可以拔高，为了需要甚至可以编造。南街村“典型”的制造者们强化自己需要的“仪式”部分，突出“庄园主阶级”的集体富裕，掩饰大量外来雇佣劳动力“受剥削”的事实。这种“树典型”方法，短期可能有用有效，长期则对民族的“政治文化”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如果说政治力量如此“树典型”尚不足为奇的话，在南街村“神话”的制造中，一些学者却也“功不可没”。这些学者也无视外来劳工受“剥削”的事实，以一套“学理”来论证其“共产主义”。他们或是出于自己理念的先入之见，想以一个“实例”论证自己的学理，或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有意无意无视基本事实。学者应以“求真”为鹄的，却也参与这种“典型塑造”，委实令人遗憾。
南街村领导人巧妙利用政治气候变化而成“典型”，自然为村庄和自己都带来巨大利益，只要合法，不必非议。然而，在南街村“神话”制造过程中的政治、权力与一些学者提供的“知识”间的共谋互动，却值得重视与反思。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