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来到厨房。我看了他一眼，往杯里倒了些波旁威士忌，烧点开水为他冲咖啡。他看上去很疲倦，但颊骨外的红润仍然覆盖着整个脸膛。他看上去很善良。
“你干得不赖。”我说。
“非常好。”他像一位老渔民那样眯着眼看我。“你知道，我的船离岸有三里远时，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可能用望远镜或比那更糟的东西注视着我。他们甚至可能会用土地测量员的经纬仪。如果他们用这两个玩意儿跟踪你，就会知道你在哪儿往水里投的东西，然后再派潜水员下去打捞。什么也跑不了。所以，我觉得我最好在船中速行驶吋，把渔具包扔到海里，同时要弄准，一定要站到背着海岸那面。这样，我的背就能遮挡住我在做些什么。我敢肯定，我是白干了，”他说，“没人盯着我。有这种可能性。可在当时，我并不是这么想的。”
咖啡冲好了。我递给他一杯。他一口气把它喝了下去，就像一台旧柴油机加油一样。“我刚准备把人头扔到海里，”他继续说，“忽然担心起来，要是绑脑袋的绳子松了怎么办。你知道，把那两颗脑袋系在锚链上最费劲了。”他详细描述起来。就像个妇产科医生讲述怎样把两个手指头伸进去从妇女的屁股那儿把婴儿的脑袋弄出来那样。或者，对了，就像个老渔夫手把手地教你如何把小虫穿在鱼钩上那样，这样它就不能死。他一边讲一边还晃着脑袋。我听了一会儿才知道，他是把绳子从一个眼睛里穿进去，然后再用尖钉在眼睛边上钻个洞把绳子引出来。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是多么不了解我父亲哪。他边说边想，好像是个在公共卫生部工作的职员正背诵着他是怎样在有趣的工作中收集到最破旧的油桶的。直到他说完后，我才意识到他为什么讲得这么津津有味。在讲述过程中，他找到了一种医治疾病的方法。请别让我用保证书的形式来证明我说的这番话。但是，从我父亲的举止中可以看到，他沾沾自喜，十分自得，好像他是个处在康复期的病人，因为不听医生的话而使病情好转起来。
他下句话把我吓了一跳。
“在我出去时，”他问，“你感觉到有些不寻常的事吗？”
“你干吗要问这个？”
“我本想告诉你，”他说，“可当我把铁锚放下去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说话。”
“他说了些什么？”他摇了摇头。
“你听到什么了？”
“我听到是你说的。”
“你相信那些声音吗？”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不。但我想听你谈谈。”
“我没说，”我说，“据我所知，我没说。可是，我已经开始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该为其他人的思维负责的。”当我看到他不明白我的意思时，我说，“这就好像我正在污染那个通天的管道。”
“尽管你有一半爱尔兰人血统，这我并不在乎。”他说，“你的智力退化得根本不配当爱尔兰人。”
“得啦，别说不中听的了。”我说。
他喝口咖啡。
“给我讲讲博洛·格林吧。”他说。
“我可不能奉陪。”我告诉他。
我们俩的交谈现在处于变化莫测的梦幻般的境地。我觉得我离某一难以捕捉的真理近了一点，他却想谈谈博洛·格林。
他确实是这样做的。“在我回来的时候，”他说，“这个叫博洛·格林的人总出现在我脑海里。我觉得好像帕蒂告诉了我，要我琢磨琢磨他。”他停顿一下，“我是不是对帕蒂过于多愁善感了。”
“你可能多喝了几杯。”
“我是要醉了，醉成一摊泥，”他说，“我想念她。我告诉自己——你想知道我内心有多狠吗？——我告诉了自己，要是你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老狗身上。然后把它投进海里，那你会想念这条狗的。这对你来说够残忍了吧？”
“你已经说了。”
“这叫粗鲁。但我想她。我把她埋葬了，他娘的。”
“是的，爸爸，是你干的。”
“做这件事用不着有卵子的人。”他说完后闭住嘴，“我有点丧失理智，是吗？”
“如果你不服老的话，那当个麦克又有什么好处？”
他哈哈大笑起来。“我爱你！”他喊道。
“我爱你。”
“给我讲讲博洛。”
“你在想什么？”
“我想，你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同性恋者。”道奇说。
“那证据呢？”
他耸耸肩。“帕蒂。帕蒂在水面上告诉我的。”
“你干吗不眯一会儿，”我说，“再过一会儿我们可能会需要彼此的帮助。”
“你上哪儿去？”
“我想到街上溜达溜达。”
“保持警惕。”他说。
“休息一下。如果雷杰西来，客客气气地跟他谈。在他不注意时，用铁锹照他脑袋狠狠来一下，然后把他绑上。”
“这个主意可不怎么样，你只是说说而已。”我父亲说。
“躲着他点。这小子可能会对咱俩下手。”
我能看出来父亲在想些什么，但他紧闭着双唇，什么也没说。
“睡一会儿吧。”我告诉他，然后出去了。
我前些日子总是漫不经心地混着，但是，说实在的，我离提高警惕这四个字也不太远。我刚说完“我对其他人的思维负责”，就感受到了一种特大的激励。我觉得我必须得开车到镇子上转转。这种冲动就像在我喝得酩酊大醉时，驱使我爬纪念碑的动力一样，难以抗拒。在我胸中，我感到很恐惧，一种非常微妙的恐惧。这种感觉与我爬塔时感受到的一样。它就像某人那种最微妙的自豪感的阴影一样。
我服从了，我并没花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仔细琢磨白白爬塔的教训——没有。我在红肿的大脚指头和半瘫的肩膀允许的情况下，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过大街，钻进那辆波其车，一只胳膊搭在方向盘上，慢慢地向商业大街驶去。我并不知道我要寻找什么，也不清楚是不是有丰功伟绩等着我去完成。没有，我想这就和非洲猎人感到大动物在附近时的那种兴奋心情一样。
镇子静悄悄的，跟我的情绪一点也不一样。镇中心的博里格空了一半。从“血桶”酒吧的窗户外面往里瞧，我看见一个小子在打台球，他眯眼琢磨着下一球该怎么打。他那个孤独样，活像凡·高油画里的人物，一个站在阿尔酒吧间地当间的侍者。
我在市镇大厅那儿转向左边，把车停在通往警察局地下室入口处对面的路边，雷杰西的车也停在路边，紧挨着其他车子，车里没人，可马达没灭火。
这种诱惑跟爬上纪念碑的指令一样清晰。它让我钻出车门。走到他的车前，把马达关掉，拔出钥匙，打开后行李箱，往里看——在创造性的视觉的帮助下我看到了那把大砍刀——我把它拿出来，锁上行李箱，把钥匙插进打火器发动了马达，然后离开他的车，回到我的波其车里扬长而去。是的，我事先就看到了我将要做的这些动作，其栩栩如生的程度与我到地洞前所想象出的那段旅程没什么两样。现在，我的头一个反应是：干吧！第二个反应是：别干。
这时我才明白，我们并不只有一个灵魂，而是有两个，我们的父亲和母亲——这是最起码的！——如果你愿意的话，还有白天和黑夜。我在这以前是从来不知道的。我说，这不是在解释二元性。我所拥有的那两个灵魂就像一对辕子前的役马——配合得很糟糕的一对马！——要是一匹说“干”，另一匹立刻就说“不干”。那个可怜的车夫就是我自己。现在我得投关键的一票了！干，我就得这么做，别无他法。我再也不能干爬纪念碑的那种事了，它已经把我给毁了。
所以，我钻出车。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街旁一个人也没有，所以我得马上动手。我故意装得腿脚不好使，一瘸一拐地走到他车前（好像在警察的眼里，受伤的人不会太惹事生非）。我的心跳得厉害，恐惧一直穿过眩晕的浓雾在令人狂醉的天空中飞翔。你有过面罩麻醉的经历吗？在逐渐麻醉的过程中，你看到过同心圆转进你的大脑里吗？当我把钥匙从他车上取下来时，我就看见了一个个同心圆。
“喂，你好，雷杰西，”我说，“希望你别在意，我想借用一下你行李箱里的轮箍。”
“啊，不行，我不同意。”他说，随手掏出一把手枪，朝我开火。
这事过去了。这个场面过去了。大脚指头疼，手哆嗦，我把钥匙插在行李箱的锁头里。
大砍刀就在那儿。
就在那一时刻，我的心跳得就像高压电线上的小猫，我想，我要死了。就在这时，我知道远处有一根悲痛与狂喜的琴弦；他存在，或者它存在，或者他们在那边。这证实了，我们那种充满才智与热情的生活只是生活的一半。另外一半属于其他东西。
我马上想跑，但我没这样做。我用力把大砍刀从行李箱底部撬起来——它站在那儿啦！——我把警察巡逻车的后箱盖猛地关上，强迫自己钻进他的车里。我在他车里待的时间足够再启动发动机了。这时，我才无顾虑地穿过马路，来到我自己车旁。在路上，波其车的方向盘不断振动，我那没受伤的手握不住，只好用双手。
沿着布雷德福特大街开了五个楼区，我把车停在一个路灯旁，仔细瞅了瞅大砍刀。在没有靠胶垫那面刀片上的血都干了。我对雷杰西的看法混乱了。我从来都没想到他竟如此粗心。
当然，要是他用这件武器杀了杰西卡的话(一点不假，他可能是用这件)，他可能事后再也没碰过刀刃吧？如果有人将到深渊里休息，当他得知他的疯子伙伴们也会知道害怕和哆嗦是个什么滋味时，他也会感到宽慰的。
我脑袋里乱得像团麻。我开车在镇上转了个遍之后，才得出这一简单的结论！应该把大砍刀放在行李箱里，而不是让它和我肩并肩地坐在前排座上。赶巧，我来到商业大街尽头的转弯处，那儿正是早先清教徒第一次登陆的地方，在那儿，防波堤把沼泽地拦腰切开。我停住车，打开行李箱盖，把大砍刀放进去——我这才发现，刀刃上有缺口——然后盖上。这时，我看见我身后有辆小汽车。
沃德利走了出来。他可能在我保险杠上又放了一台信号发送器。上帝，我出门时忘了检查车子。
现在，他朝我走来。防波堤边就我们俩人，月亮刚刚升起来。
“我想跟你谈谈。”他说。他手里拿着一把枪。可以肯定，枪口上装着消音器。啊，对了，这支枪与我那把22号手枪一模一样。用不着多想就能知道，弹夹里有颗软头炸子在等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