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出发的还有卫生防疫队的另外一拨人。他们也是二十多台车，一百五十多号人。由广东省卫生厅的黄小军（音）负责。当时就有警车为我们开路。四十多台车，开得很慢。出了成都之后，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就吃中午饭。一人一个盒饭。然后我就提议，我们先走。下午五点多钟就到了宝兴。之后就在宝兴酒店住下来。第二天早上六点就起程。经过夹金山的时候，我们有两台车抛锚了。其中一台是中山的车，还有一台救护车。就走不了了。后来就跟当地卫生局联系，把那台车交给他们。那台车最后就没去汶川嘛。另一台车可以去，但是跑得很慢。这时候一共是二十五台车。加上原来我租的一台大客车，一台大货车，三台救护车。有一台越野车是佛山的，司机说，没油。哇，气死我了！我坐一号车，我就停下来。我说，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加油？他说，他搞错了。他那个四五零零有两个油箱，还有一个油箱他没有打开。虚惊一场。我们又继续开。前面遇到塌方了，过不了。就在夹金山。没办法了，遇到塌方了，过不了了。就在那等。其实那路看起来是非常危险的。
爬完夹金山之后，就进入小金，到马尔康，然后到理县我就留下五十三名队员。另外五十二人，包括我在内，由我带队去汶川。有部大客车经过泥石流的时候，它一过，泥石流就下来了，刚好把货车砸破了，好在不是砸在玻璃上，那个司机很有经验，加大油门冲过去了。吓得我们，哎呀！
我们到了（汶川）以后呢，首先住地还是不错的。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把学校（阿坝州师专）那些木架床、木板这些全部搬出来。本来是不给搞的。不行啊，你睡地上太潮湿了！你在映秀住过，你就知道。映秀有个漩口中学，可以把那些木板搞过来的，但他们没搞。所以我们把木板搞过来，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跟当地要了那些帐蓬，民政部那种帐蓬啊，那种蓝色的帐蓬嘛。那种帐蓬很好！我们去申请。第三个呢，我们首先考虑就是说，吃饭问题解决了嘛，马上就跟县委宣传部要了一台电话，还安装了宽带，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信息可以及时传过来。
典型的事例，我记得有几件。当时我去萝卜寨的时候，那天刚好遇见泥石流，我们已经爬了一半了。进不去，我们就往回撤，就在村的指挥部里逗留了一下。中才（作者注：姚中才，广东省作家。）兴致很大。他说，最好能爬上去。当时又下雨。我说，中才，像这种情况，安全第一。还是撤！下雨了嘛，一下雨滑坡你更进不去。我说，即使你进去以后，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说，撤！当时在村里呢，有个老乡很热情。我们撤的时候，也不是很高的地方，他就带我们走。带我们走的时候，刚好有个这么高的坡，中才就跟一个女的，就是当地一个防疫人员，他们慢慢下去了。我下的时候，手要抓住石头，脚要踩坡上的脚印时，那个老乡一拉住我，两个人哄地一下就一起摔下去了。当时我整个人就晕掉了。哎呀，我就说，怎么回事啊？后来很幸运，我当时是戴了头盔。要是没戴头盔的话，估计是头破血流，因为有些石块很大。然后那个老乡的手就打到我这里（头上），他的胳膊肘儿打到我的左手背上。当时他看我的手不对，他就这样搓。我学过医的，肯定不行的嘛！我说，老乡别动！不能搓！然后他们两个（作者注：姚中才和当地防疫人员。）就过来扶我。他说，你没事吧？我说，可能没什么事！就是头很晕。手都不怕，最怕头受伤。要是有出血的地方，就很麻烦了。好在我戴了头盔。你下去的话，爬萝卜寨至少要三个小时。他（老乡）的另外一只手打在我的头上，最致命的。好在有头盔呀。
第二件事就是曾坡村那一次。那天一大早，是哪一天呢？我要看日记。我们两部车上去，前面有一部小面的车，在山上很绕的路，跑得飞快。但是我们吉普车的司机跑得不快。当时我从车里往外看，心里都战抖得厉害。然后，上到半山腰走不了了。走不了怎么办？就要调头。我们去山上有三个小组。突然我接到了广州的电话，说，福建的出事了。他们是在江油。他们租了人家一部车，去工作的时候，为了避一个石头，滚到河里去了。三个人重伤。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就很紧张，因为当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我就用对讲机跟所有同志说，当时去了八个人嘛，我也没说福建的出事了，我说，所有同志注意，现在有点起风了，马上到学校门口集中。因为我们去了曾坡村的学校嘛。对了，那天是五月三十一号，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我们买了很多学习用品买给小学生，还搞了个仪式。搞完仪式，我们就去看水源啊，还有防治点。我们在学校门口集中以后，马上就往下撤。我也不敢说，福建的出事了。因为一说，那两个司机就慌了。下到半山腰的时候，我就说，所有的同志不能上车，就走路。两部车一前一后走，而且前面有人带路。然后，所有人都下了车，车就慢慢开慢慢开，一直走到驻地。那件事印象很深。因为我心里比较紧张。第一要起风了，第二那个路太难走。只能过一个车，而且两边山上滚下来的石头，刚好有些石头村民已经搬开了，车才勉强过。（海拔）两千八百米！足足走了三个小时。
还有一次进萝卜寨，也是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那个司机呀，进萝卜寨的时候他也是开吉普车进去。那些路虽然有柏油路嘛，但是地震的时候它全部改变了。过了一个山弯的时候，有一个司机，佛山的，开不过去，没办法，过不去他也不敢调头，调不了头，又不敢后退。自己带车风险很大，如果不带车，工作又很难开展。如果你从汶川走到萝卜寨，那是很远的。我们没办法，后来就找一个当地的司机。他开着，就慢慢地往后退。那个（佛山）司机不敢开了。他说，尿都吓出来了。我们第二次去之后，就在山脚下租了一个面的，我们就把车停在汶川，不敢开了。那次也是吓得够呛的。
还有一件事，当时我们不是住在球场嘛，（作者注：汶川县阿坝州师专球场。）有一天晚上十二点，县指挥部打电话过来，说，要我们做撤的准备。我说，为什么要撤？那天下大雨，有可能对面的山会把这个河道（作者注：岷江河道。）堵塞，可能成为堰塞湖。所以我就马上开会，我就说，你们做好准备！我们每个同志一个背囊，做撤的准备。一些干粮啊，手电筒什么的。那天晚上我就叫了四个人值班。我是第一班。因为雨下得很大。第一件事，我跟所有队员说，可能有这个危险，不得不防！第二件事，我就马上跟铁军部队，还有防化团的首长沟通了，我说，第一，假如真有危险，你们尽量一定要帮我们！因为他们大卡车那些如果撤的话，好办嘛。另外一个，他们的设备也好嘛。第二呢，你们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然后呢我就跟值班的士兵聊了很久。他的手机打不了。我就说，你到我那打。我那有电话。他给他女朋友打，打了半个多小时。反正我也是值班嘛。那时候雨还在下。打完电话他回来了，我们两个就在那抽烟。最后走的时候，他说，哎，兄弟，如果你明天出城的话，帮我买包香烟好不好？我说，没问题！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出去的嘛。后来，第二天买来以后，我又不好进营房给他烟，影响不好。我就见了他给他。他一定要给我钱。我就不收了。哎，小意思啦！
这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件事。工作中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我们主要做了几大块的工作。第一，食品。这个食品就包括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安置点的食品，就是说很多外来的食品，不是送过来嘛，它有没有变质？我们呢大卡车的食品，经过这么远的路途，很多已经坏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监控它。如果坏了，就不让吃了。还有就是说，安置点这么多人吃饭，安置点的条件，比如说，你要督促他们，隔夜的食品尽量不要吃。还有，农村地震之后很多人去挖那些食品。一挖的话，很多食品都已经腐烂了，很容易食物中毒。第二个方面就是水。饮水是最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地震之后，饮水结构，就是水源遭到破坏。那么就需要我们对水源进行快速检测，还要找到水源有没有遭到破坏？还有就是对他们进行宣传，一定要煮开水喝。他们都有喝生水的习惯。患病的比例很高。第三大块就是环境卫生。比如说厕所，厕所尽量离住的远一点，另外你一定要挖一个坑。挖完坑之后呢，还要定期消毒。粪便引起的污染很严重。第四块是医疗点的传染病情况，比如说有的人来看病，他看什么病要有个登记，你如果看到他有腹泻、拉肚子这些病，我们就要注意了。是不是有传染病流行？还有看他消毒措施，医疗机构的消毒措施。第五块就是我们那个培训，给当地的村干部、村医，要进行统一的卫生防疫知识的培训。还有其它工作。
要说感受，我觉得一个人有这种经历，当然我们都不希望有这种经历，但是既然发生了这种经历，就没什么说的。我觉得经历了这次地震，我处事比较开朗一些了，看事物平淡了，特别是对灾区所看到的东西，人生苦短这些，对我冲击很大。我工作的积极性是没得说的，但是我们在工作之余，家庭这些都非常重要。我没有总结一个很精辟的东西出来，但我一直在想。
采访手记：
在汶川县采访的时候，我就遇到了谭德平。那天晚上因为实在太累，加上第二天一早有其它采访，只好匆匆分手。不过我告诉他，希望他回到广州以后，我再跟踪采访他。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他隔一天就要回广东了。
在我脑子里，始终觉得这类人物并不是我此次四川灾区采访的重点，而是那些从废墟里被出来的人，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幸存者。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这种想法有些偏。因为通过跟更多的采访对象聊过之后，我觉得所谓的幸存者不能把它囿于一个狭隘的定义里。推而广之，凡是经历了那场特大地震又活下来的人，或者说，在地震灾区经历了许多磨砺的人，都应该算做是幸存者。因为五月十二日以后的许多日子里，还余震不断呢。据不完全统计有一万余次。而我就经历了七八次特别强烈的余震。所以，对谭德平的采访，便一直延续到八月九日。那是我结束四川灾区采访后的第四天。
谭德平的讲述，会让人感到很平凡甚至很平淡。其实，没有经历过那些艰难险阻、生死考验的人，是真的无法想像这些平凡甚至平淡的背后所隐藏的东西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