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爆发，激发了李宗仁将军的爱国之心。在共同抗日的这面旗帜下，李宗仁在对待共产党方面也有了比较开明的态度。
李宗仁任五战区司令长官后，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派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王治秋、张执一跟李宗仁将军取得联系，商谈共同抗日的一些问题。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成立了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李宗仁聘请共产党员钱俊瑞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并委以“中将”军衔，并聘请共产党员胡绳担任《鄂北日报>的总编辑。另外，在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就职的委员也大都是共产党员，如盂宪章、李伯乐、刘江陵、臧克家、张佐华、李相符、夏石龙、孙林等。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除创办《鄂北日报》外，还在五战区各辖区成立了文化站、文化工作队、战地服务队、对当时五战区的抗日活动和贯彻共产党的统战工作，都起了很大的宣传和促进作用。
当时在五战区长官部担任参议的刘仲华，也是一个颇有资历的共产党员。他在红军长征前就在上海负责党的地下工作。李宗仁对刘仲华的身份是了如指掌的，但他对刘仲华却很赏识，也很器重，常常和刘仲华在一起谈论国内外的形势，闲暇时还爱和刘仲华一起下棋。通过刘仲华，李宗仁和李先念的新四军取得几次联系，商定和沟通一些共同抵御日寇的部署。当时有很多有文化的青年从敌占区来到五战区。刘仲华就向李宗仁建议：把这些流落到五战区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活动。李宗仁接受了刘仲华的建议，开办了“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对这些流落到五战区的青年进行抗日工作培训。除了刘仲华经常到“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讲课外，共产党员匡亚明、张维、郝惊涛也经常到训练班讲课，使这批青年接受了抗日爱国的思想，走上了抗日爱国的道路。
1939年秋，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原局友军工作部的部长项乃光，借出来视察五战区部队情况时，在老河口叛变了。他把在五战区所辖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和与共产党员有联系的军官全部向李宗仁交了底，李宗仁得知后，却没有动声色。他为了共同抗日这一大计，没有向五战区所辖部队中的这些共产觉员下手，甚至连手下二十二集团军副军长陈离和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这些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高级军官也没有动。当时在老河口举办的“战时高级作战人员训练班”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得知项乃光叛变的消息，曾一度想转移。但见李宗仁仍然知同以往召见他们，跟他们聊家常，便也安下心来。
当时蒋介石为监视李宗仁及五战区共产党的活动，特派复兴社头目张元良到五战区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张元良到五战区不久，就向蒋介石密报说：“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完全被共产党操纵了”。并将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里的共产党员钱俊瑞、曹荻秋，胡绳、张佐华、郑绍文等名单通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就打电报勒令李宗仁撤销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李宗仁就将钱俊瑞、张佑华等共产党员安排到五战区“战时于训团”充任政治教官，还有一勏分共产党员则安排到五战区政治部政工总队第八中队，由共产党员詹云青任队长、谢镜珊、彭涛为政治指导员。张元良得知后，向李宗仁要求允许将八中队共产党员全部逮捕。李宗仁却冷冷地拒绝道：“现在不是抗日吗？周恩来还在负责总政治部工作，你们怎么能这样做昵？”让张元良碰了一鼻子灰。
这一些充分证明了李宗仁将军是真正具有抗日爱国之心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尽管五战区所辖的部队尽是杂牌军拼凑的，武器装备不如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其战斗力却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强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