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从来不喜欢接受电视访谈时语言含糊、道貌岸然的金老爷子，但我不得不承认，他的小说很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书中那些追名逐利的“历史赌徒”似乎都没什么好下场；义薄云天的英雄们往往不仅要慷慨赴死，还得牵上心爱姑娘一条命；神仙眷侣最后必然皆无父母亲人，方能真正了无牵挂四处逍遥……武侠小说是金先生的精神度假村。书里书外，他游刃有余。这样的人生让我艳羡却不可及。金庸似乎看破人性贪、嗔、痴，亦了解世间追名逐利的卑鄙、险恶。然而，名利带给个体的安全感、尊荣感毕竟是任何都很难替代的。既然抛不下，逃不离，索性义无返顾投入，赌一把成为枭雄的可能。我以为，枭雄才可能是人间与时俱进的所谓成功者，英雄则不过是“丹青”上悲壮的辉煌。金大侠已入另一重境界。
我却不行，文字对我而言只是“狂来舞剑，怨去吹箫”。曾经很不屑不甘于“卖文为生”，后来发现这活计实非我能驾驭。很多人称赞过我的文字，什么优雅本真、聪明灵动……只有一位女性杂志的编辑一语戳中我痛处——你的文字不够狡猾。这评价真是一针见血！M总说我长了张“狡猾”的脸。文字却恰恰反之，长久以来的恣意宣泄，让我完全不懂得怎么把自己藏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多年后，我读到今何在的《悟空传》，会那样感慨、深受触动，又无比艳羡。
读周国平是因为M的推荐，那时候本已决定再不碰哲学书。她嘲笑我，能深却不敢深，整天就会没追求地听港台小女生的傻情歌。我不否认。我想刻意回复到一张白纸的心灵。只是，不可能再回去了。周的书因为是哲学美文，所以很容易读进去，而且常引人遐思冥想，是我钟爱的读书感觉。
我有些遗憾自己在适时年龄没能读过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也偶尔会想，如果我降生在贫困小山村，残酷的生存会将我的性格怎样重铸，我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爸爸后来日益不喜欢我写的东西，大概就因为我过多地纠缠于个人的小情小感，缺乏大气象大智慧。他常这么评价我的文字，“有灵气不深刻，仿佛蜻蜓点水”，说得更狠一点，就是“啰里啰嗦绕来绕去，不知所云”。爸爸的评价应该是精准的，我本来也没拿文字当什么事。但被自己的父亲如此“瞧不上眼”，还是颇受打击。
那天，无意中在央视十套节目里看到王小帅的专题，似乎凭借一部《青红》终于熬出了头。虽然，对第六代导演专注个人和底层生活的所谓现实艺术电影我无衷心的共鸣。但是，我们都开始更多地关注个体。相对于60年代人更深地沉湎过去，70年代人的心灵困境更加错综复杂、难于冲破。
很多同龄人会自嘲地说，60年代人代表理想，80年代人代表放弃，可70年代人呢？60年代人觉得我们没有理想、没有担当，自私、逐利，是堕落的一代；可在百无禁忌，几乎全盘西化的80年代人眼里，我们又成了老土、迟钝、缺乏个性的代名词。所谓承上启下的一代，这大概是70年代生人的宿命。而且，70年代生人是比较缺少集体记忆的。或许把“70年代”分为前、中后期才相对容易找到一点共鸣。毕竟，那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变化最快的十年。像我这样的70后，基本是被流行文化“喂”大的。我的文字中也能颇见端倪。
因为是第一代独生子女，我们在无微不至的娇宠、呵护中成长，从小习惯于关心自己的喜怒哀乐，为别人设想的却很有限。不过，由于当时所受的还是大一统的教育，所以骨子里还是传统、谦卑的。所以，青春期的“叛逆”主要表现为沉默、压抑，无奈却坚持承受着父母一些“爱的伤害”。
可是，80年代后的孩子却在极其开放的环境下成长，父母因经济能力的增强对孩子的愿望也疯狂飙升。现今父母的“压迫”是否更强烈我不得而知，只是眼见一束束冰冷、尖锐的目光，漠然地扫视父母而过。他们的“叛逆”方式更显残忍：反抗、仇视。心中一片寒凉。这难道真是因为他们太有个性、太爱自己，所以丝毫不会感到父母的焦灼、辛苦？还是现在的父母真的太急功近利，太渴望让孩子成为自己的炫耀品，于是，爱的方式发生了问题？或者，他们太想以自己的经验越俎代庖，为孩子铺设康庄大道，可惜孩子却不领情……总之，经常眼见现在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势同水火，而孩子往往是理直气壮的一方。
如今80年代人的婚姻已不是“七年”或“三年”之痒，他们更不习惯“宽容”、“妥协”，离婚率攀升也在意料之中。世界真的变化太快。等女儿到了“青春期”，我们之间会怎样呢？她的恋爱、婚姻观也会令我瞠目吗？……
重读往昔日记，发现种种情绪、心境很难有延续性的浑然一体。也许正像这些年变化的断层？莫名其妙地，“变化”如鬼魅般悄然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