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从午睡醒来——午睡从来都像从另外的地方旅行回来一样，对眼前十分陌生——在台阶上发现一根羽毛。
不知这是什么鸟儿身上的羽毛，而落在我家的台阶上也并非偶然。我向附近的电线杆子和树上看，包括小瑞家高耸的门楼，都没有发现那只鸟儿。
这根羽毛是淡黄色的，如果再长一些，就和画里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写《资本论》用的笔差不多了。
我把羽毛收好，思考它的用处。比如，可以插在衣领上，不，那会被别人抢走；可以用它当小扫帚，扫窗台上的细土面儿，也没什么意思。最大的用处是写一封紧急的信件，粘上它寄出去。我不知谁需要一封紧急的信，也不知道内容是什么。按说军人最需要紧急情报，譬如告诉他们：咱院小孩在水文站房后偷着抽烟。这叫告密。其他可以告密的事儿还有：小瑞把在军工厂拣来的子弹壳卖给了卖樱桃的老头儿。
但是，军人不一定喜欢这些事儿。在军分区门口，常常有戴红袖标的学生静坐。坐了一天一夜之后，他们说绝食，于是牛奶和面包奇迹般地出现在身边。咱院大孩子也假装绝食，吃面包喝牛奶，被学生们打跑了。我一度羡慕过绝食的人，以为一绝食就有面包。面包当然有，但绝食就是连面包都不吃。自然这是“文革”中的事情。
我把羽毛染成红色，使人感到又换了一根羽毛，然后是蓝色。可惜钢笔水没有其他颜色了。
我姐说：“你把羽毛洗干净，放回去，小鸟儿一定回来找。”
是吗？这太好了。我清洗羽毛，但它显得凌乱不堪，纹路都裂开了。我把它放在台阶上，在西屋的玻璃窗里监视。为使其早来，又放了几粒米。少顷，再用口红的空铁盒盛水放上去。来吧，鸟儿。我知道找到自己丢失的东西那种惊喜——当年找到遗失在体育场的书包，抱着不肯松手。尽管边上并没有米粒和口红盒盛的清水。
世间最漫长的事情莫过于等一只鸟儿的来访。它终于没来，我以为它即使不来，也有可能派一只麻雀过来，叼走这根羽毛——麻雀匆忙地吃点米，啄羽高飞。这一切，都被不知藏在哪棵树深处的黄鸟仔细地看在了眼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