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从水库边上的盟五七干校回到赤峰时，家——有小院的红砖平房——窗与门都交叉钉着劈柴板子。院里长草，一根草孤独地长到窗台那么高。
那时在初夏。
父亲打不开院子的锈锁，生气地摇晃。门哗地倒了，我们踩着门进了院子。院子的栅栏是用巴掌宽的劈柴隔巴掌宽的距离埋在地里的，高约1米。劈柴是落叶松的外皮，一面红鳞，一面白茬，像切开的萝卜那样好看。
进了院儿，他们（爸、妈和姐姐）目睹衰微，似有悲楚。如果他们熟读六朝诗文，就应吟司马桓温诗：
昔年种柳，依依江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但我爸没吟（他不会吟），皱着眉说：“看看，咋整的？”母亲脸上浮着安详，毕竟回家了。我姐急着往屋里跑，鼻梁撞在劈柴上，顿时出血。后来她鼻梁高了。
我很高兴见到这些草。我家院子里从来没长过草。田园将芜，亦是一道风景。我可以蹲在墙根，瞅着这些草晒太阳了。
全家下放时，一些什物送给了山东人车大爷，他是武术家与高级皮匠；另一些东西给了邻居老门头。老门头是转业军人，在粮食局看门，门姓。我爸把门窗钉上，是怕好事者进去偷东西，其实家里没东西。细软由我妈检点一包，带到干校。贼进屋后，难道把糊在墙上的《解放军日报》揭去吗？“文革”时，少有入室盗窃——人家进你这破屋反倒害怕。
一连几日，我都拎那只蓝漆的小板凳在院里坐着。身后红砖墙由灰水泥勾缝，孔隙间会有蚂蚁钻出，张望一下前行。我揣测蚂蚁头朝下爬行是否头晕，它们没血压，因而不晕。有了草，金龟子、白而胖的潮虫都在我面前忙碌。我不打扰它们，因为在我来此之前，它们已盘桓一年。当然，更早些时候，领土是我的。如果我对哪样生物不满——譬如一只黑色带白斑的甲虫，头上天线样的触须分扬。其形体比瓢虫大，比屎壳郎小，不伦不类。我讨厌它，但我不去上前踩死它，啐一口唾沫，它便仓皇。我景仰昆虫，如蜜蜂，如螳螂。我尤心仪螳螂的王者气度，希望它率天下众虫演艺。
我的敌人不在这里，唯一的劲敌是老门家的公鸡。下放前，我与它鏖战不断，如现在的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一样。仗打多了，就失去了原本的是非，打就是了。这鸡灰羽白花，俗称“芦花”，美名给它全然糟践了。下午4点多，它常站在我家与门家相隔的栅栏上等候，放下自己的母鸡不管，占领制高点，见其狡猾，很合孙子兵法。我放学进门后，它会张翅扑来，那种翅膀、爪子和尖喙的一并袭击，令我非常不快。一次，左耳垂竟被它弄豁。当然我也和这冲进怀里的宝贝搏斗，其结果是刘震云所说的“一地鸡毛”。邻居为此也不快。
我爸训斥：“你为什么老和老门家公鸡打架？”
我说：“你问他家公鸡为什么老撕巴我！”
我有支竹竿，出入时捏着。那公鸡高踞栅栏不动声色。一次，我内急奔厕所，未执竿，它果然又俯冲。
这公鸡瞎了一只鸡眼，但它用不瞎的眼睛觑我。另一只眼其实没瞎，只是浅红粗糙的眼帘抹搭着吊不上去，重症肌无力之类。该鸡后来被老门头宰了，于他是下酒，于我乃解恨。
老门头是可爱的人，正直暴躁，脸上有些浅麻子。他妻子是壮族人，这情形与歌星韦唯的家世仿佛。解放初期，由内蒙古去广西剿匪的部队（仿佛是六十几军），许多战士都带回一位南国的壮族女子。父亲被关押时，许多人如遇“虎烈拉”一样躲闪着我们，连亲戚也不例外。老门头不，常接济我们食物。送好吃的，黑灯半夜送到家里，然后潜出，这在“文革”已算胆大的了。老门头偏大张旗鼓，隔着栅栏锐声喊：
“高娃！高娃！”这是我妈的名字，她循声跑出屋，老门头喊：
“月饼！给孩子吃！”
我妈几乎含着眼泪低声说：“老门同志……”
老门头瞪眼睛，带着酒气和厉声：“咋的？谁想咋的？”
老门头施善，一在他心软，不忍见我家潦倒；二在他功高，他高兴时胸脯挂许多奖章，丁零当啷，谁也不能把他怎样；第三条原因可能在于，他觉得我爸也是跟共产党打天下的，当过兵，因而是好人。至于我父亲为什么被关起来，他搞不清楚，也不去想。他主要精力在喝酒。饮过，面如重枣；不一定什么时间就下班回家了，咚咚砸院门，锐声喊：
“立果！立果子”一声比一声高。
“立果”乃其二闺女。她如动作稍慢，他又喊：“你在家下蛋呢？”
立果红头涨脸跑出，打开门闩，放乃父进来。立果哪里会下蛋，她只是做功课或忙家务而已。不论何时，老门头叫门只喊立果。老门头满面酒容，沿着红砖墙甬道目不斜视进屋，上炕睡觉。
我没见老门头笑过。他没什么文化，但戴一副黄框眼镜，是散光或其他我不清楚。他夫人在北山养貂，像南国妇女一样，非常勤劳。她口音难懂，即时下极流行的粤语。老门头大女儿叫门立和，是我们中学的红卫兵首领。大儿子立平，温和寡言。然后是立果。小儿子叫瑞雪，不犯“立”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