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蒙古人，这是语言造成的。
我三四岁时，和姐姐一起由Tie Tie（蒙古语，曾祖母）照看。Tie Tie怕我们丢了，圈在家里玩儿。我只透过玻璃看过一些人，卖酸枣面的老头，还有敞着大襟、露出八寸乳房的中年女人。Tie Tie说，这都是坏人。
在家里，我们全说蒙古语。一个人第一次遭逢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时候，即万物被“命名”。语言不是工具，它是领你走进世界的神祗。桌子、火、脚趾、眉毛、土和虫子，头上有须的虫子、扁圆的胖虫子。世界对我来说是蒙古语的，它亲切、翔实、变化。到现在，我也无法从大脑的黑板上擦去那些蒙古语的声音，如Haorihao（虫子），多么生动而逼真。我认为蒙古语在表达动作、神色、形态方面非常高级。这个民族只有七百多年的历史，生活在游牧与征战之中，口头文学发达，没有陈腐的文学史，自然会更纯朴刚健。它还细微，某些动词在某些句式中，传达出非常微妙的心态，如恳切、卑微、问询。
那时，我也接触过汉语。我以为汉语只是蒙古语的一种辅助说法，像汉语把“太阳”又叫“日头”一样。但汉语坚硬、遥远、隔膜。我说“隔膜”，是说在说汉语的时候不容易带出感情色彩（说不出）。同时，它的词的指向又绝对。人们无端地吵架，恐怕和这个有关系。汉语还有一个毛病，假。它适于滋生假话空话。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二
当我大了一些，开始和家属院的孩子们一起玩的时候，汉语颠覆了我对世界的命名，或者说重建、扩大了？但这是令人忧伤的。你指着青草里的虫子说“Hao ri hao”的时候，他们尖锐地纠正你：“虫子！”这使人悲愤。因为这不仅是语言，还是事情的性质。总之，你被汉语领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对孩子来说，汉语展示其强大的力量时，是它的故事或历史。金兀术、黄天霸、秦琼。你能拒绝它们吗？当然不能。在故事当中，汉语展示了它的强悍、宽广以及意味深长。然而，母语被覆盖之后，并没有消失，它们永远也不会消失。它们还在原来那个地方，我说的是它们和我的心灵相遇时的地方，十分安静。
蒙古语是这样一种东西，你一说它，蒙古人的一切都会神奇地从你身上出现，你的表情、容貌、思想都是蒙古的。就像一个人从岸上跳进水里，或跳进火里。教一门外国语的时候，不可能教你说每一句话的表情。但一个人使用自己的母语的时候，都会是这种表情，虽然每个人有不同的表情。因此，一个人学习外来语，一般也就是做工具，而无法由语言进入这个民族的心灵。事实上，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进入心灵。一些感叹、评说以及那些微妙的意味是外人永远无法窥知的。我的朋友抬举我说：“你是蒙古人，又精通汉语。”这是一个人听着高兴的话。我不知道“精通”的界限在哪里。但我通过汉语能深入了解汉人即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灵，包括深藏其内的东西。而母语，让我了解蒙古人的心灵。母语的存在，让我有机会发现汉语当中晶莹的、纯朴的、干净的、细微的词汇，我知道它们在哪里，也知道怎么运用它们表达我的感受。我使用汉语的时候，常有到别人家的菜园里挑选果蔬的感觉。这是感激的，也是意外的，因为我是一个蒙古人。
有人使用外来语到了烂熟的境地，他们仍然有可能不了解这种语言的内涵。他们的汉语流利无比，但还像鹦鹉学舌。他不懂，一个不识字的陕西农民说关中汉语是令人感动的，一个四川农民的家乡语也是令人感动的，没有人怀疑他们在说什么。语言是血肉，不是发音之类所能说清的。这就像歌唱，歌唱不仅是呼吸、吐字及共鸣的问题（这是基础问题），歌唱还有感受、有心灵。好的歌唱家使我们忘记了他的吐字或发音，我们被他给领走了，领到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
三
Tie Tie身材高大，肌肉松弛的脸上高贵而冷漠。她带我们的时候，约有70岁了。当她眼里跳荡温亮的火苗时，必是看到了我父亲。我父亲是她心爱的孙子。她不必要地维持着贵族的礼仪，譬如吃饭的时候我母亲要站在地上，而我们在炕上坐着。
Tie Tie是个神奇的人，她不识字却能讲全套的《格萨尔王》和《三国演义》。年轻的时候，她听一遍汉族艺人的书，如《瓦岗寨》，就能一字不拉地记住，并翻译成蒙古语，永远储存在脑海中。书中人物的出场、容貌、衣着、心理状态以及作战状态，无不详略适宜、栩栩如生。她简直是一个天才。讲着，她有时会陷入沉思，含玉石烟嘴儿的嘴唇松开，吐出淡淡的青烟。
小时候——现在我仍不能把那些故事与我的童年剥离开——我们为她的故事着迷，不能区别现时与历史。实际上，这是一种童年的神经症。我记得，最神奇的一个故事说，某人进了某房，推开南窗——这时我脑中情不自禁响起了Tie Tie的蒙古语，我尽可能原生态地翻译它们——“花儿呀，开放着呢，红的、黄的、白的，鹿儿愉快地吃青草，小鸟飞来飞去，唱着歌，但它们不离去。这里还有珊瑚、玳瑁、松珠石、水晶石洒在地上发光。”关上了南窗，打开西窗，“一看，啊呀，苹果、葡萄、白梨、黄梨、金丝枣、土耳其枣。当然西瓜、香瓜不值一提，在这里都有”。简直馋死我了，Tie Tie赶紧关上了西窗。在东窗，她说巨浪劈面打过来，无数野兽哭喊着挣扎着，关上。北窗是冰雪，什么都死了，太阳、月亮和星星都冻死了。它们的尸体扔在当院，后来空气也没有了，树被冻得变成粉末被风吹走。
这些描述严重妨碍了后来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譬如我无法认同时间的顺序性，怀疑季节，不能认同世界的实在性。事实上，“开窗”只是一个铺垫，后面还有这个人做了什么事，各窗的景物又变了。而我却永远地停留在东西南北窗各自的内容里。只要我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只要有不同的窗，我就想起了它们。我认为现在的窗欺骗了我，然而这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我会看到那样的景物。Tie Tie还不厌其烦地描述过灵魂，灵魂的去处，灵魂所遭受的种种境遇。当然这也是真实的。每当我喝多了酒或神经症发作时，灵魂就离开了我，感谢神，最终它还是回来了。有时，我会文雅得体地说一些话，连我自己都吃惊，我知道这又是灵魂在开玩笑。有时，灵魂还开玩笑，譬如在酒桌上让我突然地唱完一整段歌剧，或大段引述一部科学著作，别人惊奇，我却不能告诉他们真相，我不懂科学，也不会歌剧，这只是一场玩笑。我没说，因为谁也不会相信。
然而Tie Tie说到“青吉思罕”（成吉思汗）的时候，突然挺直腰身，静穆之极。她常常会在故事中提到成吉思汗，表情会变成另外的人，宁静而坚定。她不仅敬奉成吉思汗，而且常常思念成吉思汗，这是我从她脸上看到的。我尽管很小，也明白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没有成吉思汗就没有蒙古人，没有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个体的存在。
四
没有秦始皇，华夏族人（这应该是汉族的规范术语）也存在，甚至存在得更好。没有汉武帝、李后主、宋太祖、袁世凯、段祺瑞、孙传芳、郝柏村，汉族人都存在。汉族人的高明处在于，谁不存在，他们都存在。
而成吉思汗是蒙古语与蒙古帝国的缔造者。“莽古勒”（蒙古利亚）这个词是他的命名。他既是人，也是神，还是我们的祖先。全世界的蒙古人都认同这一点。
这就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蒙古人是在“蒙古”和“成吉思汗”这两个核心词之下聚合起来的。否则，它没有宗教（黄教是清代之后的事情），没有政府。它为什么不在700年间分散成无数小部族？事实上，中国北方骑马民族的特性与蒙古人现今居住的蒙古高原的地域特征使其易散难合。而许许多多的“蒙古人”已经融入波斯、匈牙利、俄罗斯的民族之内了。也就是说，当你不叫“蒙古”的时候，会像一片叶子一样被吹走。而我所见到的所有蒙古人，提到成吉思汗的时候，全都激动，场面十分感人。
五
蒙古使我感到忧伤。下面的话并不是因为如何如何，没有，什么也没有。在韶关，一位“师傅”劈头问我：“你为什么唱忧伤的歌曲？”我们刚见面，她甚至没看我一眼。是啊，但我怎么知道呢？梁晓声说我笔下的文字“忧美”。那些歌像白云一样滚滚升起，我一唱歌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和牧区的蒙古人一模一样。
忧伤后面一定有一个没有实现的巨大的愿望，我想那就是回到草原去，盘腿坐着喝酒，眯着细长的眼睛看门外的牛羊，搂着马的脖子看它的眼睫毛——动物中最好看的眼睛是马的眼睛，其次是虎，最难看的是猪的眼睛。当回到了草原上，我一想起我的家在沈阳，我还要回去的时候，心里就更忧伤。为什么不永远留下来呢？我说服不了自己。
有一天吃完饭出去散步，我在前面走，我爸和我媳妇在后面走。我爸说：“你看，这就怪了，原野从小生在城里，走路的样子还像牧区的蒙古人上羊圈抓羊，没办法。”
我没有看到蒙古人怎样去羊圈抓羊。每当走到有镜子的地方，比如宾馆，边走边看这个人是怎么去抓羊的。
说实话，写到这里我不知道怎么写了，因为不知道怎么说蒙古与我这么一件复杂的事，还有好多事情不能说。这时，我想起了张承志。一次吃饭时，一帮人（自然是文人）骂起了张承志，我说请你们不要骂他，你们骂他，我心里很难受，想从这里逃出去。他们惊奇，以为我有更新颖的话要说出来，卖弄。我说你们要再说我就不付账。在心里，我把张承志看成是蒙古人了，一个穆斯林蒙古人。他对待蒙古人的态度让我惊讶不已也感动不已。当我把他看成是蒙古人后，就不惊讶了。我也见过许多会说流利蒙古语的各族人，但他们说不出蒙古人的蒙古语。而张承志在心里热爱着蒙古的土地、河流和额吉敏，我为他感到自豪，同时为蒙古民族感谢他。他比所有蒙古族作家写蒙古写得都好，他钻进了蒙古人的心灵之中。这与文学无关，与恭维也无关，他是“曼聂莽古勒”（我们蒙古人）。还有我们蒙古人尊贵的朋友，诗人安谧，他对蒙古的一切流连忘返，真诚地歌颂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他是我的老师，他拉着我的手，走进惠特曼。蒙古人尊贵的朋友还有大舞蹈家贾作光，他几乎受到了所有蒙古人的爱戴。而我这篇文章的名字来源于油画家韦尔申的一幅获奖作品——《吉祥蒙古》。我要说的话都被他画出来了，吉祥蒙古。而我又要到别的地方抓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