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要顾及场合。否则，再好的意思，再优美的话语也收不到好的效果，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试想，在跟朋友谈心时，像作报告那样拉腔拉调，在悲哀、肃穆的葬礼仪式上讲话，像相声演员那样通篇幽默之语，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所以口才施展必须遵循话随境迁的原则。
毛泽东说话是很注意场合的，场合不同，他说话的方式和内容也不一样。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全国爱国青年最向往的地方。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形势的发展，大批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千里跋涉来到延安，转入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大、鲁艺、陕北公学等院校学习。大批爱国青年的到来，使延安的人口猛增，到1938年秋，新来的人口已达到当地原有人口的3倍多。人口的剧增，使得延安的粮食供应发生了很大的困难。为了减轻延安人民的负担，中央决定把一些院校分散到延安以外的地方去办。
对党中央的这一决定，一些青年同志开始有些不大理解：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延安，来到党中央身边，怎么一到这儿就叫离开呢？他们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提出这样的问题。
1938 年 8 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到军政大学讲课。讲课之前，毛泽东说先给大家讲一件“小事”。于是，他针对青年同志们提出的问题，给大家作了一番风趣幽默的解释。
毛泽东说：“对你们提出的问题，我说对呀！中央的许多同志也很同情这些同志的想法。”他话锋一转说：“但是，就有那么一个人不同意，整天叽里咕噜的。这个人是谁呢？”
毛泽东故意停顿一下。“这是谁呢？”大家面面相觑，一时猜想不出来。毛泽东接着风趣地说“这个人就是‘肚先生’，也就是你们的肚子啰！”
一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你们别笑了”，毛泽东又接着说：“不相信试试看，谁敢同这个‘肚先生’较量较量？中国古代有一个道学家叫老子，他非常信这个邪。他说：‘民以食为天。’我说是吃饭第一。”接着，他把话转入了正题，说：“我要讲的‘小事’，就是动员同志们去洛川‘就食’。把饭吃饱，解决‘肚先生’问题。所谓‘就食’就是古人所说的‘就粮’，也就是把人带到积粮甚多的地方去找饭吃！……今天，我们党中央也学点古人的做法，动员同志们去洛川‘就食’。其目的就是让大家吃饱肚子，学习好，训练好，做好抗日的准备。”
毛泽东的这番动员，语言风趣幽默，道理实实在在，又文绉绉的。在笑声中，大家思想都通了。最后毛泽东问大家：“你们说，该去不该去呀？”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该去！该去！我们一定去！”
为什么大家的思想都通了呢？这并不是毛泽东权力大压服了大家，而是，他能够把握着场合，针对青年学生怕的实际和心理有的放矢，用杰出的口才晓之以理说服了大家。（8）
说到底，场合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是与场合对交际者的心理和情绪的折射作用分不开。场合不同，氛围不同，人们的心情心绪也不同，他们对一些问题的感受和理解的程度也不大一样。同样一句话，在A场合会被认为合理，有见解，在B场合则会引起人家的厌恶和反感。因此，在不同的场合就要说符合场景气氛的话，说话要特别注意分寸，否则，不看场合说不合情景的话就必然要碰壁，得罪人。这就是毛泽东的口才智慧。
上面一例是毛泽东在公共场合或正式场合的口才展示，但是在私交时，毛泽东的说话艺术又与之大有区别。
周世钊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具有较深的文化功底，解放后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省教育厅厅长，60 年代代任湖南省副省长。他与毛泽东信件来往颇多，并有诗词唱和。
1958年10月25日，毛泽东给刚当选副省长的周世钊回信说：“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兼的……我以为聪明、老实二字，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毛泽东还说：“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
1961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引用了唐代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的“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又用了一副对联“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然后说：“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1961 年，毛泽东为了抒发对湖南故乡和友人的怀念，赋写了《七律·答友人》：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一首诗，描写了毛泽东与周世钊共同的家乡——湖南的美景与传说，在诗情画意中与周世钊共勉。（9）
1961 年“五一”节，毛泽东到了上海，周谷城连同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如陈望道、周信芳、金仲华、沈克非、沈体兰等，在锦江饭店楼下晋见了毛泽东。这天晚上11点钟左右，周谷城已经睡下，忽然接到报馆记者的电话，要他写一首诗或一首词，在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以欢迎毛泽东。周谷城知道“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一再谢绝，但因推辞不了，只好勉强写了一首《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忠心》，词曰：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一，要争鸣。
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海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毛泽东看到了这首词后，便打电话叫周谷城5月3日下午3时到他的住处去。周谷城按时到达后，毛泽东正在客厅里看报，见到周谷城第一句话就说：“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
“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实是第一首。”周谷城解释说。
毛泽东说：“恐怕不止一首。”意思是说周谷城也像个常常写这些东西的人。周谷城随即转述对记者说过的那句话：“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
毛泽东笑着说：“主席也只有那么内行。”意思是也不那么内行，完全是谦虚之意。
周谷城接着又说：“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
毛泽东说：“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周谷城说：“附庸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毛泽东说：“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好吗？”
周谷城接着借题发挥说：“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牢”同声。”
毛泽东说：“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
周谷城接着进一步谈自己的看法，说：“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啰唆。牢啰同声，骚唆也是同声。念啰唆，可能就是发牢骚。”
毛泽东微笑着没有说什么。
周谷城笑着说：“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好注意。”
毛泽东说：“是呀！老是干巴巴，有什么味。”（10）
毛泽东与周谷城的谈话，整个看是谈的文学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写旧体诗词的看法。周谷城认为自己偶尔写点旧诗词，充其量不过“附庸风雅”。“附庸风雅”，本指旧时官僚、地主、商人等为了装点门面而结名士，从事有关文化的活动。这在解放后，带有明显的贬义。但在毛泽东看来，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附庸风雅”没有什么不好，即便是牢骚，也是发出来比不发出来好，这就一扫人们通常的俗见。
其实，这正是毛泽东与人私交时打交道的特点。他很真实又很实际，可亲、可信、可接近。
在私下的场合，毛泽东这样做，正是合了有些文人气质的周世钊和学术人周谷城的雅好。但是附庸风雅，毛泽东与文人们相交，多以文章文事作为话题，或进行讨论，或作为辩说，或引经据典，或诗词连篇。
为什么毛泽东这么做？
这正是毛泽东因人说话的艺术。因为与这些人谈种田施肥，他可能并不会感兴趣，也可能说不出什么真知灼见。
说话的具体场合，即由一定的时间因素、空间因素和交际情景有机组合成为的言语交际场合。交谈时，说和听双方对话语的采用及理解，都要受特定场合的影响和制约。就说的一方来说，无论是话题的选择，还是话语形式的采用等等，都要根据特定场合的需要来确定。毛泽东在说话时，视具体场合，随机应变，力求适切。这正是他杰出口才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