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一位擅长口才的伟人，他无论是演讲、论辩还是采访、作报告谈话、聊天常常出口成章，妙语惊人，奇趣横生。而且通俗易懂，听众也无不为之折服、迷醉和倾倒。
如果要问，这种非凡口才的感人魅力源于何处，其展露风采的直接因素又在哪里？无须细想，很显然，最直接、最重要和最主要的魅力因素就是他那不同凡响的语言——“口才语言”，常常把问题处理得举重若轻，把抽象的方面具体、形象化。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外地休养了10个月，刚刚回到北京，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
在会上他主要是针对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中只批经验主义，而只字不提批教条主义作了重要讲话。实际上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修正主义，而教条主义的危害历史上已有多次教训，且危害是多方面的。毛泽东对政治局委员们说：“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拉。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偌大的一个政治局委员会，自然是要研究重大问题，从毛主席在会上的整个谈话来看，反教条主义是其要强调的重大问题之一。但是，毛泽东没有从正面郑重其事地提出问题，却以通俗的话语，如“月亮也是外国的好”等提出来，举重若轻，又生动，又形象，通俗易懂。
而实际上当时的政治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原来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同丹麦首相哈特林、周恩来和王洪文谈话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体送我。大家先谈，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本来是从林彪事件的教训中，感到解决这类问题的必要性的。他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读写马列主义的书。”
可是，张春桥、姚文元却借题发挥，想利用这个“理论问题”，组织一次对周恩来的新的进攻。当时，周恩来已病重住院，他们却借机提出“反经验主义”，煞有介事地说：“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新华社《关于学习无产阶级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经姚文元审阅修改后，报送毛泽东。这份报告提出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专政理论的一项内容。
毛泽东阅后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
1975年4月23日
所以毛泽东外出休养10个月，刚刚回到北京就召开了这次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而且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把开会的主题端出来：“好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不能看，我也不能写书，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写了。对不起春桥。”
毛泽东讲的张春桥的文章就是4月1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章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定，所以毛泽东现在批评张春桥又说对不起张春桥。新华社的文件就是指那份《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
会上，毛泽东讲了党的历史，指出：“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毛泽东反复重申“三要三不要”，接着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下去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要自我批评。”
还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这次政治委员会议，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讲，但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很明显了。（3）
“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一语既说明了毛泽东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举重若轻的气魄和胸襟，又生动形象，体现了他一贯的幽默风趣、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