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兰桂坊认识一位贝蒂小姐。
兰桂坊只适合做两件事——跳舞与饮啤，做其他的事都唐突，诸如说话。当舞蹈和酒上升到一定纯度，言语是一种冒犯。在兰桂坊，什么不做也显得可耻，如不饮酒不跳舞。众人的目光如质问：为什么不待在家里？此际，不饮不舞如穿衬裤入浴池泡澡，太严谨。
因此，我和贝小姐说的话不多。嘈杂，只能像水手一样大声喊——能大声说的，必然是最表层的话语。知道她是加拿大人，会中文，现为摄影记者，喜旅游。
分手时，她发出一个邀请：
“春节到加德满都去。你去不去？”
这个邀请太幽默了，我笑着回复：去，是一个美妙的建议。后来才知道，我的表现是一个错误，甚至是一个谎言。
这是发生在圣诞节之前的事情。进了新年，我收到寄自印度大吉岭的明信片，上写：
“我距尼泊尔边境只有5英里。你到了哪里？请致函加德满都橡树岭中学却金先生。贝蒂·詹妮森于大吉岭。”
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以为是一个玩笑。仔细看过邮戳以及英文印地文之后，才知道这是真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贝小姐离尼边境只有5英里，而我离尼泊尔任何一个方向的边境线都有几万里，确切地说，从未准备往那个方向前进过。大吉岭，我难道是一个骗子吗？让贝小姐在那么远的地方等待音讯。
我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想了一遍，觉得这是一个文化的错误。我没有说我们习惯于说谎，但对待事情的态度大不同。在兰桂坊，她说尼泊尔，我以为是脱口秀，没想到这是一个认真的建议。对那些无法实现的目标，我们常视为幽默，慢而待之，把认真与荒诞混为一谈。
我只好撒第二个谎（谎言从来都是连续不断的，否则无法圆全），说有事务，未成行，致歉，祝云游快乐云云。贝小姐并不为忤，到了尼国，她每日给我寄明信片一张，叙见闻，以弥补我未能西游之憾。真是令人惭愧。
他们何其单纯，在言与信之间，从不揣度别人用心的真伪。在这种信任之下，别人只好把谎撒下去，并在对方的包容中感受芒刺。我每天接到贝蒂的明信片时，都在心里说十遍：“说真话多好！你这个骗子，内疚吧！”
贝小姐寄自尼泊尔的最后一张明信片说，游毕回国。我松了一口气，同时对尼泊尔的美丽有了很好的了解。过了半年，贝小姐来信，问我去不去肯尼亚。我赶紧告诉她，不去肯尼亚。以为就此无事了，她又来信问：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习惯在“不为什么”的情态下生活，可感而不可问。我们的文化态度是不愿说破。但念及前嫌，立即告诉她我不喜欢肯尼亚。为什么？贝小姐不仅问，还列举这个国家美不胜收之理由种种。我没法回答，因为对此一无所知，只好说，对此国之美已有认识，但足有疾，不宜奔走于东非大陆。
贝蒂回信，说等我的脚好了之后再去肯尼亚。到时候，卢加德斯瀑布进入盛水期，更加好看。
我想了好几天，想不出回信怎么跟她说。如果真话和假话掰腕子，假话永远也赢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