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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完善的竞争机制中，诚实有时像密封胶片，哪管遇到一点点光亮，就成像，即所谓曝光。许多人把诚实放在最隐秘的角落，或者干脆放弃所谓诚实与信用，如释重负。
但，这只是就不完善的竞争机制而言。
就国家而言，它不完善的竞争机制往往处在经济刚刚起飞的时期。在随之而来的整合之后，会有一大批缺少信用的经营者将因为信用危机而被淘汰出局。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市场经济是一个干面人。当你用欺诈手段经营时，也能看到它的笑面。但时间一长，这张笑脸会冻结。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与欺诈相对立的。这就像在悬崖峭壁上采药的人总有一天会被摔死，没摔死以及所采到的珍奇药材，只是提前预支的一点酬金。
也就是说，不可为之事常常被认为是可为的。吸一次毒，甚至用手摸一下电门，上帝都显示出宽厚，即对人的宽厚。而人借着上帝的仁慈一次次重复上演危险剧目，把毒素积累到阀值时，人的形象在上帝眼里与鬼无异。生活也由此显示其残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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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诚实不再偷偷摸摸的时候，一个人已经具备了很大的力量。
齐白石70多岁的时候对人说：我才知道，自己不会画画。人们齐声称赞老人的谦逊。老画家说，我真的不会画。人们越发称赞，当然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齐白石从古人与造化中看出自己能力的些微，是接近真理时的谦逊。在真理面前，一个人光明无碍地坦白自我，是一种欢喜，已臻做人与艺术的极致。
巴金也说过：我不会写作……闻者惊诧不已，巴金不会写，谁还会写呢？但如果认真地读他的作品，感到巴金的确没“写作”，只是把非说不可的话说出来，技艺已居末位。
牛顿也说过：在宇宙的秘密面前，我只是个在海边拾捡贝壳的儿童。
爱因斯坦被推举担任以色列首届总统，谢辞。他说：我只适合从事与物理学相关的一些工作。
这些高明人士的嘉言懿行，以往都被当做谦逊的美德加以赞扬。其实，真正的谜底是他们的诚实。诚实有时如同谦逊，甚至如同幽默。这是被大人物的光环虚化的误读。诚实是一个人走向人生顶峰自然呈现的坦诚。在他们那里，一切谎言虚饰变得毫不重要，甚至可憎。
在缺少力量的人的手里，往往离不开虚假，像没有力量走路的人离不开拐杖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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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是一种美。
和诚实的人打交道，令人心折不已。他们的平静以及坦白，初听起来有一点意外。突如其来的真话甚至像假话。
诚实的人常常淡定从容，他们的眼睛和口气使你无法怀疑话语的真实。他们可以坦诚地谈论自己的出身、处境和对事情的看法，使你感到所谓荣辱进退、尊卑显隐之间，有一个大的道理存在。掌握这一道理的人敢以真面目示人。这样的人让人感到踏实牢靠。
诚实的人同时是得大自在、占大便宜的人。他们比诡诈的人更放松，因而更有智力。他们没羁绊，也不设防，脸上没有心机重重的艰难神色，也不需要借助更多的辞令、表情，包括神态来解释自己。诚实的人把真话像石头一样卸到了别人的怀里，自己反得轻松。
不说真话的，除去道德缺陷之外，大约属于这样几种情形：不宜、不敢和不能。第一种属于私密范畴，如一个女人不必要向每一个刚见到的男人自我介绍：我已经40岁了。不敢，是在文化上怀疑诚实的作用。这种人知悉诚实带来的小麻烦，不知诚实带来的大境界。所谓“从文化上怀疑”，是指在我们民族的人际交往观念中，大都贬低诚实的作用。诚实者，除了吃亏之外，还怕被别人低估他的智力水准。而不能，是一个人长期在不讲真话的环境下生存已久，诚实的机制已经迟钝，诚实会与他整个世界观相对立。有些贪官在法庭上甚至临刑前都说不出一句真话，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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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统文化，当然是糟粕与精华并存，前者或许更多一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颠覆的正是那些腐朽的东西。其中，诡诈的学说被不可思议地抬到很高的地位，如孙子兵法与法家的学说。
中国人崇尚孙子兵法，源远流长。另一个崇拜它的民族是日本人。不管是否领军作战，人们对其中诡诈的数术心仪不已，而诸葛亮似的人物被等同于英雄。这种文化的底蕴是：我要骗人，人莫骗我。兵家的谋略术，被当做智慧的化身加以膜拜，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处世方式。在这种阴影之下，人们对真正的智慧，如爱因斯坦式的天真、法布尔式的单纯、林肯式的朴素，都引发不出心底的共鸣。仿佛天真的、单纯的、朴素的智慧算不上智慧，因为其中缺少权谋与精彩。
这是传统文化的遗传劣势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族心智的健全，妨碍人看到诚实之大美，之大善。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全球一体化的后工业时代检讨诚信，实在是一件大可悲伤的事情。但这是一条正道，光明无碍，月满天心，让人感到创新与再造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