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
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决不变更。
张澜是一位热诚的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而成为坚强的民主战士。他的一生是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平而奋斗的一生。他的“与日俱进”的学习精神体现着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本色。
投身教育事业
张澜自幼随父耕读，25岁那年中秀才，之后执教于南充乡塾和广安紫荇书院。1902年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专攻经史。因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学习教育。留学期间，因倡议那拉氏（慈禧）退朝，被视为大逆不道，遭清廷驻日公使押送回国。
张澜回国之后，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创办小学、中学和女校，并且推行新式教育。1911年，领导了历史意义非常重大的四川保路运动，反对清政府卖国，进一步促成了四川人民大起义，这一事件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获孙中山赞扬。辛亥革命之后，他出任川北宣慰使，还担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915年联系川军北上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共和恢复后，出任四川嘉陵道道尹，主持川北政府，1917年升任四川省省长，时间虽不长，但很有功劳。1918年在北京设立“四川省省长行署”，五四运动时期，任北京《晨报》执行董事，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
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张澜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又发动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从1941年10月开始，张澜就出任民盟中央主席，直到1955年2月逝世为止，一共当了14年。他领导民盟始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943年张澜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揭露国民党政治上的重大骗局，阐明民盟的民主政治主张，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胜利后，他领导民盟和共产党一道为团结统一、和平建国作贡献，坚定不移地站在共产党一边，反对内战。1945年12月写信国共两党，对团结、民主、军事、国家建设诸问题进行探讨，并且督促国共双方在1946年元旦下令停战。
之后，张澜代表民盟担任旧政协首席代表。内战爆发后为国共和谈积极奔走，在和谈破裂之后，领导民盟总部发表公开讲话，拒绝出席国民党的伪国大。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将民盟定位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无奈解散，张澜在民盟总部被迫解散的第二天以个人名义公开声明，说“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决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
之后，张澜又努力恢复民盟总部。1949年，因拒绝和国民党一起去台湾，在上海遭到软禁，在共产党的努力下终于脱险。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为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英勇的保路运动领导人
1911年，腐败的清朝政府为着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将川汉铁路卖给了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清政府的可耻行径激起了四川人民的愤怒。于是各县推选股东代表，商量对策，张澜以南充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副会长。
大会成立了“保路会”，和清朝政府展开了斗争。当时四川总督赵尔丰为平息这场斗争，竟然派人逮捕了张澜等9名领导人。在死亡的威胁下，张澜不为威武所屈，大义凛然地据理力争，赵尔丰非常恼火，将张澜软禁，“候旨听斩”。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全川各县保路会动员当地群众10余万人，包围了成都城。清政府只好派督办铁路大臣端方率领军队赶往四川解围。同情革命的清朝军队在途中发生兵变。无奈之下，赵尔丰只好释放张澜等9位保路运动领导人。
同时由于鄂军西调，武昌城内缺兵少将，给辛亥革命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四川保路会起义，武昌革命至少要推迟一年半载。
当年的保路运动，除了在军事上对辛亥革命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之外，其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它证明中国人民再也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者的压迫，敢于起来坚决抗争。这是民族觉醒的象征，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的伟大象征。
杰出的人民教育家
张澜曾经留学日本，在东京宏文书院师范读书。日本在维新之后，国家富强、教育事业的发达，对张澜很有启示。他因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积极主张变法立宪，被清政府看做是大逆不道，押送回国。
回国之后，张澜积极献身于教育事业。他在创办南充中学的时候，倡导学用结合，除普通中学外，增设农、工、医及师范等职业班，附设农场、工厂、医院供学生实习。他办的新式学校对当时四川教育的革新起了先锋作用，吸引了大量进步青年前往就学，其中包括朱德、罗瑞卿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20年，他在北京以四川省长名义与当时北洋政府交通部商洽，将川汉铁路股款利息拨出，救济就学于京、津等地生活困难的川籍学生，并将部分利息作为基金捐助他的好友吴玉章等组织的华法教育会，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的川籍学生，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
1925年，他任成都大学校长时，采取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兼容并蓄方针，坚持用人唯才，提倡思想学术自由。他不顾校内外顽固守旧派反对，允许校内三派（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三民主义者的健行社和国家主义者的惕社）同时存在，自由争鸣。在他的开放政策下，社会科学研究社在校内扩大了影响，一时成为西南一带传播革命种子的重要园地。
为民主、和平、统一而奋斗
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最为艰苦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兴亡的唯一希望。抗日战争中期，在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出现了一个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同盟。而张澜正是民盟的主要领导人。
1945年，毛主席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时候，和周恩来曾经多次到“特园”和张澜会晤，为以后中共与民盟共同奋斗奠定了基础。在旧政协会议中，民盟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达成一项谅解，即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协商。这一谅解开创了中共与民盟政治合作的先例。旧政协的五项决议公布之后，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然而不久就被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张澜同志毅然决然地领导民盟同共产党合作，坚定地与人民共命运，经受了严峻的历史考验。
坚决拒绝参加伪国大
1946年10月，蒋介石利用国共和谈的这段时间，完成了内战的军事部署，他先是侵占张家口，第二天又宣布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毫不顾忌地撕毁和共产党协定的政协决议，关闭了和谈之门，妄图给独裁统治政权披上合法外衣，更肆无忌惮地把全国人民推入内战火海。
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对所谓第三方面加以威胁诱惑，迫使其限期交出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的紧急关头，民盟内部的民社党叛变革命，不经民盟总部同意就交出了他们的代表名单。
当时还居留在重庆的张澜，从重庆“特园”与南京民盟总部通长途电话，他非常气愤地说道：“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当天下午和晚上他多次打电话给民盟总部，叮嘱他们千万不可提交名单。
张澜在这重大历史关头，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保证了民盟高层的意见统一。直到他从报纸上看到民盟总部发表“决不参加”的声明之后，他才高兴地笑道：“我可以睡得着觉了。”
民盟紧随中国共产党之后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大会，是民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国人民同反动派斗争的重要事件，民盟和共产党站在了一边，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对于此次事件的重大意义，陈毅在张澜的追悼会上说：“就党派关系上说，是保持了民盟和共产党的紧密团结；就阶级关系上说，是保持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系；都是保证和加强了统一战线的巩固。”
1947年，反动派肆意逮捕、屠杀各地民盟盟员，查封盟办报刊，并于11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张澜同志不为横暴所屈，在被迫解散的次日毅然以个人名义向上海报界发表声明，严正表示“本人对于中国和平、统一、民主前途之信念，本人为此目标之努力，并未稍更。本人诚恳希望盟友在爱国公民之立场上，在法律之限度内，继续为我国之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不久，沈钧儒等同志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张澜同志在国民党反动派监视下未能赴港与会，除去信对三中全会决议表示同意外，还不时地接济民盟在港活动经费，资助去港同志路费。1949年春，他和罗隆基同被反动派监禁于上海疗养院，直到上海解放前夕，幸由中共地下组织营救脱险。
1949年9月，张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为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澜是一位热诚的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而成为坚强的民主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