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斯阿姨不会讲汉语，和我讲话还需要她的孩子帮她翻译。她让哈米提问我吃饭没有，我摇摇头。她便从炕上起来，拿出一个金色的大壶，放在火炉上，用葫芦做的瓢从门口的水缸里舀了水，一瓢一瓢地灌在里面。她弯着腰，胖胖的身体有些颤抖，可是她却微笑着，那温柔的神情像是在给自己的孩子做晚餐似的。我看到她的样子，一下午的委屈和惊慌好像找到了宣泄口，眼泪夺眶而出。我把脸撇向一边，慌忙地擦拭着，哈米提和努尔克斯两个孩子本来在一边打闹，看到我的样子也围了过来。我冲他们笑笑，便有些别扭地拿出课本准备继续做我的作业，他们俩也学着我的样子，拿出书本写起作业来。
伊丽斯阿姨转过身时，看到我们三个小孩子都在写作业，便说了一句话。哈米提翻译给我听，她说我来了之后，这两个从不写作业的小孩子都开始写作业了，要是我能天天来她家，这两个孩子的学习一定进步得很快。努尔克斯立刻应和着，“嗯嗯，陌陌姐姐，以后你天天到我家来，我们一起写作业吧。”我红着眼眶，笑着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水开了，伊丽斯阿姨起身拿起砖茶，用手掰了一块放进壶里，任水沸腾着。水汽弥漫，小小的房间里茶香四溢，美好极了。伊丽斯阿姨从装牛奶的小盆里舀出小半碗牛奶，盛在一个上面印着红色郁金香的碗里，用小刀切了一块儿酥油放进了牛奶里，提起热滚滚的茶水倒了进去。她边用勺子小心地搅拌着，边给我端上了桌。她又随手拿了一块油馕，一块一块地掰开，帮我泡在奶茶里。早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我一个没忍住，喝了一大口奶茶，顿时被烫得眼泪直流。伊丽斯阿姨一阵大笑，接过碗，边用勺子搅拌，边吹着气。我也笑着擦擦眼泪，和她一起吹了起来。
新疆人喝的奶茶都是咸的，程序基本相同，有些家里加的是奶皮子。哈萨克人多加酥油，很厚重却很温暖的味道。伊丽斯阿姨那天端给我的奶茶是在我记忆里喝过的最好的奶茶。从那之后我从一个不爱喝奶茶的小孩，变成了奶茶的忠实粉丝，从新疆的咸味奶茶，到南方的甜奶茶、香港的“丝袜”、台湾的“波霸”……虽然我再也没有喝到过那么好喝的奶茶，但是单单“奶茶”二字，便可以让我回忆起那碗奶茶中的温暖和爱。
我们三个孩子喝完奶茶，也玩闹累了，她便倒水给我们洗脸洗脚。她帮我脱去鞋袜，把我的脚泡在脚盆里，温柔又小心翼翼地揉搓着，好似稍大力一些，我的脚便会被揉碎一样。这是我记忆里第一次有人帮我洗脚，我一时慌了神，好像我真的成了伊丽斯阿姨的孩子。我一动都不敢动，生怕动一下这温暖的气氛就突然消失，我又回到了那紧锁的大门口，孤独地守候在不知何时才能开启的家门前。我尽量挤出微笑看着她。她扬起脸，朝我微笑，唇边那颗金色的牙齿显得异常柔和，眼角的纹路都被映照得美好又动人。那个表情，被刻在了我的心里，再也没有忘记过。
我们干干净净地爬上炕头，她有些笨重地从柜子里拿出被褥。努尔克斯告诉我说，那是她家只有来贵客时才会拿出来使用的，她说她妈妈把我当贵客了。一时间，积蓄了一下午的被遗弃的恐慌感奔涌而出，我连忙擦着眼泪。她慌忙跑过来抱了抱我，让她的孩子告诉我说，我妈妈走之前是有告诉过她让我在她家住的，可是她忘记了，她还对我道歉，让我不要伤心，我妈妈没有不要我。后来我才知道，妈妈没有回来是因为进货太晚，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她也很担心我，可是在那个无法及时联络的年月，她对此没有任何办法，当然也从没有说过让伊丽斯阿姨照看我的话。
那晚，我左手边睡着努尔克斯，右手边睡着伊丽斯阿姨，她将我搂在怀里，轻轻地拍着我的背。我带着泪痕却满心幸福地睡去，香甜又安稳。
第二天一早，妈妈便回来了，我背着书包离开她家，她仍然牵着我的手，慢腾腾地走在我的前面，一直把我送到家里。她坐在我家的沙发上，和妈妈用哈萨克语说着话，我一句都没有听懂。妈妈也没有告诉过我她们说了些什么。她离开时，温柔又疼惜地看了看我，用同样慢腾腾的脚步走出门去。
从那之后，我偶尔会去她家蹭吃蹭喝，其实她家很穷，她丈夫是电工，收入很少。我听不懂哈萨克语，她仍然会对我讲话，我也对她说汉语，虽然谁也听不懂谁，但看起来却聊得很投机似的。我能看出我每次去，她都很高兴。有时她还会把一些别人送给她家的好吃的东西专门留给我，这是我和她之间的秘密，甚至连哈米提和努尔克斯都不知道。
有一天她来我家串门，脸色苍白，背也有些驼，我家的两级台阶都让她气喘不止。她和妈妈在客厅里说话，我在一边写作业，忍不住时不时回头看她。她总会朝我微笑，只是那微笑显得有些有气无力。她临走时，妈妈拿了一个布包给她，她竟然哭了起来，没有声音，我却能感受到她的悲伤，我的心不由揪了一下。
从那之后，妈妈杜绝让我再去她家，说伊丽斯阿姨病了，怕传染给我。妈妈说是很严重的病，为了治病，她还从我家借了一笔钱，我想应该就是那个布包里装的东西。
从那之后很多次，我路过她家的门口，都忍不住向里张望，想要再次看到她走出门来，站在门口，像迎接她的孩子一样来迎我进去。可是最终，我却连她的影子都没有再见到过。
一个春天的早晨，她家的门口突然来了很多的马车，马车没有地方放，便一直排到了巷子尽头，她家的院子里传出很多女人的哭声。我问妈妈怎么了，妈妈说伊丽斯阿姨去世了。我跑了出去，站在家门口，和我一样站在家门口张望的邻居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说她死的样子多么凄惨，肚子胀得很高，像是要生孩子似的。我的心狠狠地痛了一下，我想起我见到她的最后一面，竟然是她悲伤哭泣的样子。
我慌忙转身向后果园跑去，在那之前的秋天，我曾去那里给伊丽斯阿姨摘过两个苹果，那苹果又大又红，我拿给她的时候，她开心极了，甚至有些激动地不停说着话。我听不懂她的话，但是我从她眼里看到了幸福的光芒。
只是，她选择在春天离去，那些果树才刚刚开始长出新芽，离长出苹果的日子还有很久很久，我好想再摘个苹果给她，让我能再看一眼她那闪烁着幸福的双眸；我好想再喝一碗她亲手兑给我的奶茶；好想拥抱她，帮她擦掉见最后一面时脸上的泪痕，就像她对我做过的那样，温柔又疼惜；我好想轻轻地拍拍她的背，安慰她的悲伤……可是她选择在春天离去，新的一年才刚刚来临，一切都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她就匆匆地选择了结束。
那一年我九岁，我体会到了一种叫做遗憾的情绪，那是一种让人揪心又痛苦的情绪，那是一种让我在后果园哭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情绪。
那块魂萦梦绕的肥肉
文/曹亚瑟
我见到丁聪先生时，他已90岁了，仍一头黑发，身体硬朗，定期在报刊上开专栏画漫画，问他养生秘诀，他说是“一不锻炼，二爱吃肥肉”，把我们过去的经验全部颠覆了，也使我对肥肉一直保持着好感。
所以，听说装帧设计家朱赢椿主编六年的随笔集《肥肉》问世，我连忙网购一册，读毕大呼过瘾。书中几十位各界人士撰稿，回忆自己与肥肉的因缘，大都充满了对肥肉的赞美。此书封面设计独特，是整个一块肥肉，很肥，只有几丝瘦肉，封面无字，只在书脊上有“肥肉”二字；他还为一些对肥肉过敏的读者着想，又在折页做了第二张封面，白纸上嵌了块红烧肉；书中还附上了若干张70年代的肉票，并且凭书中的供应票能换40块钱的法国猪肉。总之，这本《肥肉》把与肥肉有关的视觉元素做得相当到位，也勾起了我与肥肉相关的回忆。
话说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父亲下放到驻马店地区的一个县里，我到那个县城里上了一学期小学，学会了不讲卫生，学会了方言骂人“可熊蛋”。回到郑州，姐姐见状痛哭，立马把我原来的衣服全部换掉，并发誓再也不让我去那个县城里上学了。
在县城的半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食堂的“米粉肉”（现在叫粉蒸肉）。食堂每周改善一次伙食，把五花肉切成小条，裹上米粉，用油炸过之后，再加上其他配料、作料，用黑陶小碗盛着，上笼蒸。别的菜可能是三分、五分钱一份，米粉肉就是一毛。我对黑陶小碗印象特深，它只有一般饭碗的三分之一大，这样才显得金贵，好东西就是不能多吃嘛。看见黑陶小碗，那就意味着改善生活，意味着好吃。那时爸爸在县城的房管所当会计，在食堂吃饭的大都是些泥工、木工、电工等，多为“一头沉”（即老婆孩子在农村，自己独个在县城）。他们的饭量很大，平时都是一大碗熬菜，三四个馒头，蹲在院子里，吃得很满足，印象中只有少数人才舍得吃米粉肉。我则是天天盼着这种黑陶小碗的米粉肉。奇怪的是，直到90年代，我在很多单位食堂吃过饭，盛红烧肉、粉蒸肉用的还都是这种黑陶小碗；到2013年，我所在的单位引进了一个周口师傅来承包食堂，盛红烧肉、粉蒸肉的，仍然是这种黑陶小碗！可以想见河南农民对黑陶小碗情结有多么深厚！
星期天，我爸和我就自己做饭，点着煤油炉，把各种菜、粉条、馒头等在锅里一阵乱炖，倒也吃得其乐融融。那时多想天天吃肥肉啊，但实际情况是平时吃的菜油水很少，我的身体又在发育，营养常常跟不上。我就记得食堂常吃盐水煮黄豆芽，难得见半点油星。直到现在，我在饭桌上见了黄豆芽都躲得远远的。
现在想想，那些日子真是没法过；但在当时，并没有感觉到苦，因为人人都是这样，你并不比别人特殊。而我能想象的好日子，就是天天吃粉蒸肉吧。
回到郑州，我的肥肉记忆与一个老司机有关。我家住的大杂院里有个公交车司机老王，特爱吃肉，自己也经常下厨，印象最深的是他跟红烧肉一般泛着油光的脑门和便便的大肚子。在那个年月，就那种营养，难得会有几个大腹便便的人，他就是我见过的极少的一个。他常常把桌子摆在院子里一棵大柳树下，放上红烧肉和几样小菜，再弄上几杯小酒，那生活，真让小伙伴们羡慕啊！他是多年的公交公司模范，因为他开车老练，据说经验是距离停靠站老远就挂上空挡，靠惯性滑行到站，所以节油冠军总是他。不知道那时的公交车司机是否工资很高，还是他人际关系广泛，闹不清他家怎么老是吃肉，而为什么我们家就没有。虽然羡慕，但“人穷志不短”，仍要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附带说一句，老王爱吃肉，爱下厨，看来水平确实不低。改革开放之后，他退休了，还专门到一家三星级酒店干起了专职大厨。
那时吃肉要凭肉票，谁家舍得这样吃肉。因为炒菜的豆油或菜籽油每人每月凭票只能买三两，所以谁家里的菜要有点油腥味，都得靠买些肥肉炼大油。炼过油的油渣往往是最受欢迎的食物，但注意油渣不要炼太久，那样会太柴；要保持适当的丰腴和柔软，再在上面撒些盐，趁热放在嘴里，就能听到刺刺啦啦的声音，那简直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能用油渣包些包子，已经是儿时的狂欢了。
那时最受欢迎的职业，是在国营菜场卖肉的营业员。我们院子里有个姑娘，下乡回城后分配到菜场卖肉，由于工作热门，给她介绍对象的络绎不绝。她家也是天天吃肉，据说秘诀就在于卖肉时剔骨别剔干净，连筋带肉的骨头下班后就便宜处理给了菜场职工。所以，找她“走后门”的跟给她介绍对象的一样多，很是风光了几年。
那时，我们家吃肉基本上是在春节，平时每人每月半斤肉票根本无法满足孩子们对肉的想象。我爸从下放的县里，每年春节前会带一些大肉、腌鱼回到郑州。可以说，我们就指望着这些肉类来完成过年的仪式了。
有一年（大约是1974年或1975年），我爸春节前竟然空着手回来了。坐下，歇口气，爸爸说：“我把肉弄丢了。”
全家都很吃惊，那这个年可怎么过啊？接着他把在驻马店换乘火车时的经历讲了一遍。
那是春节前的农历二十五，由于下了长途汽车到火车站换车还有一段路程，我爸带的东西多，有鱼有肉有日用品，还有一个水缸的木盖子，不好拿。在站口，他看到一个农民拉着架子车像在拉脚，就让他帮忙拉到火车站，报酬是给他买包烟。路上，我爸跟那人闲聊了几句，路过一个厕所，我爸让那人等一下。
进去，出来，架子车不见了。
转遍车站附近的大街小巷，都没找见。
我爸沮丧得没了办法，那可是一家人的春节“福利”啊。四处寻找无果，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我爸到车站派出所报案。公安人员说：“马上过年了，现在没人手，等过完年再说吧。”
我爸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到了郑州。
那一年，全家是在沮丧中度过春节的。幸好哥哥的同学听说此事，托人帮忙买了些猪腿肉，那个春节才算是勉强有了些肉味。
过了正月十五，我爸重回县里。不料，过两天又回来了，而且带回了大包肥肉、腌鱼！
原来，我爸路过驻马店火车站，就去派出所碰碰运气，问一下结果。谁知，公安人员告诉我爸，“案破了，鱼、肉都追回来了。”
原来我爸在丢东西前与那农民聊天，那人说他是陈店公社的。就这样一条信息，帮助公安人员破获了此案。年后公安人员赶到陈店公社，那时的农民胆小，偷了东西又心虚，鱼和肉都没敢动，冷藏放好，只吃了些副食品，见到公安来抓，立马就交代了。所以才有了这大鱼大肉的完璧归“曹”。
那年我家的春节从元宵节后才真正开始，直到如今仍萦绕心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