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杂志》1935年1月10日专题，集中讨论“教育救国的途径”或“如何发挥教育在救国中的作用”等问题，本文为当时《教育杂志》编者所作，本文为节选。
本杂志同人鉴于“九一八”以来国难的危急，和国难期间国人对于教育究竟能否救国这一层，发生怀疑，大家很有徘徊歧路，无所适从的情形；因此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分别函请国内专家发表他们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我们希望在此大地回春的时候，能够汇集全国专家的意见，贡献给本杂志的读者，借以一新国人的耳目。
我们很庆幸得到国内许多专家的指示，现在把他们的高见，尽量发表于后，以供本杂志读者的参考。我们料想大家展读这许多高见之后，对于这许多位专家的热心指教，一定会和我们一样，要发生感激的意思；同时亦一定会和我们一样，加强了我们救国的志愿。
我们为使得读者获得明晰的观念起见，特将这许多位专家的意见，加以分析，并约略的把各人所提出的论点摘要的先在此地叙述一下。想诸位专家和读者或不致以我们的工作为画蛇添足。不过我们当然不敢自信我们的摘要工作，果足代表诸位专家的意见；所以我们仍旧希望读者能够把诸位专家的原文，一字不漏的去细细咀嚼一番，一定可以得到美甘甘的回味。同时我们为便利起见，特将各位专家的意见依照我们提要的次序，分类排列。这种办法或较依姓氏笔画为先后等通行的方法为合理，值得我们在此地特提一下。
现在让我们把诸位专家的意见分别摘要叙述如下：
我们在各位专家的意见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教育救国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见解：
有的认教育为不能救国的：如郭一岑先生以为只有有主义的政治教育才能救国。周予同先生以为我们应该树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以教育为工具，向帝国资本主义进攻。周宪文先生以为我们必须先顾到人民的吃饭问题，否则一切方案都是纸上谈兵。蒋经三先生以为应先从改革社会和政治着手，方可望教育办好。
有的认教育是能救国的，不过他不是唯一的工具：如吴俊升先生提出许多有力的证据和事实来证明教育确有救国的效能。郝耀东、陈礼江、何清儒、罗敦伟、郑鹤声、赵廷为诸先生亦都抱同一的见解。不过他们同时亦都说教育事业应和政治经济实业军事等同成为整个救国计划的一部分，才能显出他的功能；否则他的功能便很有限，或甚至无用。
至于救国的教育应以那一项为最重要呢？周鲠生、王造时、楼桐孙、马宗荣、何清儒、赵演等诸先生都以为各项教育都应平均发展，因为教育是整个的，不宜支离灭裂的。
但是同时亦有以为在各项教育中，我们宜特别注重某几项的：如范寿康、王造时、李蒸、程其保等四位先生以为我们应该竭力推行国民教育，因为他是一种国民基础的专业的事业。又如杨端六、周鲠生、谢循初、宗秉新等诸先生则以为国民教育与专门教育为教育起讫的两阶段，最宜注意。又如胡庶华、陈东原两位先生则以为民众教育最是迫切。
教育救国应该有那几个原则和那几种办法来做我们的标准呢？邵元冲、楼桐孙、罗敦伟、赵演、吴自强等五位先生主张我们应树立最高的中心政策来统治全国的教育。邵元冲、于卓、赵演等几位先生并主张宜以唤起民族精神或实现三民主义为目标。崔载阳和汤茂如两位先生并以为救国教育宜定名为建国教育，确定其根本建设的原则。
至于救国教育的办法，除前面诸位先生的意见中都提有各种高见外，倪尘因、张安国、方万邦诸位先生亦都各有特殊的见解。我们为经济篇幅起见，不再细加分析了。现在我们把这许多位专家的意见全部录刊于后，请读者自己再去细读一过。
郭一岑先生的意见
郭一岑（1894—1977），江西宜春人，心理学家，历任南京中央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我以为国民教育、民众教育、专门教育、社会教育、农村教育都不能救中国。因为这些教育都要等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上了轨道之后，才能发生效力。在目前，只有有主义的政治教育，才能救中国。因为非先运用政治的力量，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上轨道，则中国无救。其他一切办法，都是枝枝节节的，所以我主张，在目前的中国无论何种教育都要有政治教育的精神。
周予同先生的意见
周予同（1898—1981），浙江瑞安人，经学史专家，五四学生运动领导者之一，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教育杂志社主编、开明书店编辑、安徽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国立上海暨南大学教史地系主任兼教务长、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上海文史馆馆务委员、《辞海》副主编。
是的，诚如贵社所说，我们可以抱“教育救国”的信念，或者抱“某种教育救国”的信念，——如贵社所列举的国民教育、民众教育、专门教育、社会教育、农村教育等等；然而，信念是信念，事实是事实，铁的事实每每会毫无顾忌地踏碎士大夫分子的信念！中国兴学七十年来，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际家不是有许多已被历史的巨轮推送到坟墓里去而赍志长埋吗？
教育不是独轮车，能够载着社会的重担向前推进。教育只是社会的上层机构；它随着经济组织而演变，而同时对政治尽了顺民的效能。中国现在的致命伤在于经济的日趋殖民地化。在经济方面不能树起“反帝”的旗帜，有计划地利用教育这工具向帝国资本主义叛变，一切教育救国论只是口号，只是信念而已。
因此现在流行的“生产教育”口号，虽然是中国目下教育的唯一生路；但是，如果对外向帝国资本主义投降，对内向封建思想膜拜；则“殷鉴不远”，七十年来的所谓“西艺教育”“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就是先后陈列的僵尸！
周宪文先生的意见
原题为《教育与吃饭》。周宪文（1907—1989），浙江台州人，经济学家，历任中华书局编辑、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
《教育杂志》编者于十一月八日来函：内称《教育杂志》“拟于明年一月间辑一特大号，敦请全国教育专家，发抒伟见，汇齐刊登，借乘岁序更新，一快读者耳目。”余非“教育专家”自无“伟见”可以发表，初拟谢绝，后复承编者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快函催促，无已，讲几句外行话，以博读者一笑。
在编者第一次来函中，附有两个题目，第一题是：“先生对于教育救国，以为应该抱何种信念或理想？”题后并列国民教育、民众教育、专门教育、社会教育、及农村教育等数项，这许多种的教育，应如何而后始能“救国”？我非“专家”，不欲多言；但我以为，在今日的中国，要讲“教育救国”的人，必须注意三点：第一是在讲教育救国前，还得顾及一般人民的吃饭问题；否则，任何教育救国的方案，都等于“纸上谈兵”。第二是教育决不只为解决吃饭问题的工具，如果要靠普及教育来解决一般人民的吃饭问题，进而谋所以“救国”之道，那无异“南辕北辙”。第三是教育虽不仅是解决吃饭问题的工具，但是办理教育，总可多少解决一点吃饭问题，故如为解决吃饭问题而办教育，视学校如地盘，视教职如饭碗，则其前途未有不糟，救国不足，亡国有余！
蒋经三先生的意见
蒋经三（1900—1936），浙江台州人，教育学家、新文化运动早期倡导者和践行者。
《教育杂志》主编者来函，征询关于教育救国及学制改革的意见。我对于学制改革问题暂无意见表示。至关于教育救国一层，认为这种企图不免有些夸大性，事实上不见得有多大的效果罢。因为经济的结构是社会现实的基础，而精神文化的各种形态，都是建筑在这基础上的东西；教育及政治不过为这经济基础上面的建筑物之一，只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法即经济结构，能决定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教育等精神的生活过程，而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教育等精神的生活过程却不能决定经济的构造。而教育则又受制于政治，属于国家的事业之一，只有政治可以决定教育，而教育却无法去决定政治。国家政治的良否，直接足以影响教育，而教育对于国家政治的影响却属甚微。所以今日我国教育之无显著的成效，教育制度乃至办理教育的人，固然要负相当的责任，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国家政治还没有上轨道，今日国势之日渐危急，政治之益趋腐败，自有其重要的原因存在，固与教育无甚关系。教育对于政治有时亦能发生反作用，足以促进政治的改善，然其效果甚少，究不能直接改造政治。故今日的提倡教育救国论者，欲以教育的力量去挽救中国的危亡，那简直是倒果为因不明社会原理的议论。这种企图的不可能，正与现在一般生产教育论者之不能以生产教育去发达生产，农村教育论者之不能以农村教育去复兴农村同一道理。或者有人要反问我：这样说来，教育还有什么用处呢？国家创办教育不是多余了吗？那我可以回答他：教育自有其重大的任务存在，固未可因其不能救国或直接改善政治，便认为没有存在的理由。从事教育的人自然也希望教育能于国家政治有所裨益，无如为客观的事实所限定，不能如现在一般教育救国论者、农村教育论者、乃至生产教育论者之所希望罢了。我这意思，并不是在否定教育的效果，只是表示我们对于教育不应该作这样的奢望。如果想教育办得好，还须从改革社会政治着手。
二三，一一，二八于广州
吴俊升先生的意见
原题为《教育有没有救国的效力》。吴俊升（1901—2000），江苏如皋人，教育学家，历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教授等职。
一
本杂志新年征文，有一个题目是关于教育救国的信念或理想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的重心，应该集中于教育救国的效力问题，所以我便以“教育有没有救国的效力”为题，来发表我个人的意见，作为对于征文题的答案。
教育有没有救国的效力呢？这在中国初兴新式学校的时候，是不成问题的。当初废科举兴学校，即根据一种信仰，信仰教育可以改革个人，改造民族，救国家的危亡。这种教育可以救国的信仰，一直保持到最近的过去。一般人和教育家都以为一旦国民教育普及，人民知识提高，又受过适当的训练，大家起来发愤图强，中国便可以得救了。
可是近几年来，这种朴素的教育救国论，却不幸渐渐发生了动摇。一般社会对于教育救国的效力，根本发生怀疑。这种怀疑在文字和言论方面，随时表现出来。教育界本身，因为外界的怀疑，对于教育救国的信仰，也不免于发生疑问。教育究竟有没有救国的效力呢？这在现时的中国便成了问题。
二
在正式答复这个问题以前，让我们先分析大家不信教育能够救国的原因。假使我的分析没有错误，这种原因，不出两项：一是属于事实方面的，一是属于理论方面的。
事实方面的原因是：中国自兴学校以来，一般人以及教育界对于教育所希望的效果，几乎都没有实现，因为失望而不信教育有救国的效力。大家在过去认为中国国势不振，趋于危亡，大概由于贫、弱、私、愚、乱种种原因，要国家得救，必须祛除这些原因，而祛除这些原因最有效的力量，莫过于教育，因此教育便负了救国的重任：中国太穷了，以教育来救贫，于是提倡实利教育、职业教育、或成产教育。可是这些教育实施的结果，并没有能增加生利分子，较少失业游民。中国的贫穷，依然如故。中国太弱了，以教育救弱，于是提倡体育，提倡健康教育。但其结果，除了造就了少数体格畸形发展的专业的运动家而外，国民全体的健康，并没有增进。并且青年人受了教育，还沾染了种种的教育病和文明病，使得身体和精神格外衰弱颓废。中国人太自私了，以教育祛私，于是提倡公民教育。但是从学校出身，受过公民训练的新人物，无论在朝在野，其公德并未见得比受旧教育的训练的，有若何显然的增进。悲观的人，甚至还可举出许多例证，证明新人物损公徇私的手段，还要比旧人物高明。中国人太乱了，以教育祛乱，于是提倡道德教育。但是青年人在学校里即不守纪律，重秩序。今日在社会破坏纪律和秩序的人，也即是昔日受过注重团体训练的道德教育的学生。中国人太愚了，以教育祛愚，于是又提倡科学教育。但是科学教育业行了几十年，人民智识的闭塞如故，迷信如故，科学并没有能影响到一般人思想和行动的方式。从这些事实的举述，可见过去教育界，对于中国的每种病症，几乎都有一种诊治的方案，可是结果都归于惨败。一般社会所期望于教育的，以及教育界所自许的，都没有能实现，有时反得了消极的结果。加之今年以来，国难愈重，国耻愈深，国势愈危，教育救国的大计，更显得捉襟见肘了。一般人因教育的失败而感觉失望，教育界因受着责备而无以自解，于是都对于教育救国的效力，根本发生怀疑了。在从前高唱教育救国，大家还相信，在此时再倡此说，便很少有人相信了。
这是事实上，使国人不再深信教育可以救国的原因。此外还有理论上的原因。这种理论，有两方面，虽然出发点不相同，可是结论是相同的——同样否认教育救国的效力。
第一种否认教育救国的效力的理论，是从经济史观出发的。近年来有些人对于所谓新兴社会科学的研究，特别感觉趣味。研究的结果，认识了生产制度及经济组织为社会一切制度文化的基础。生产制度及经济组织是构成社会的下层基础，而一切政治、法律、宗教、道德、教育，乃是上层建筑物。决定社会的一切的，乃是下层基础。下层基础变动了，上层建筑物也随着变动。若是下层基础不变动，徒然从上层来努力，要想改造社会，必定是劳而无功的，这种普通的理论，应用到教育方面，因而也得着一个结论即是：要改造社会，要救国，先得从改造下层的社会经济下手，否则在教育范围以内干教育，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结论，便有不少的人鄙薄教育家舍本而逐末；尤其一提到教育救国的话，更认为痴人说梦。教育界感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不免动摇对于教育的信仰，甚至有一部分人，真丢开教育事业，去干下层基础的工作去了。
这是一方面的理论。另一方面否认教育有救国的效能的理论，是从教育的社会学的研究出发的。这种研究的结果，虽然不一定主张教育完全为经济因素所决定，却认为社会一切情境，均足以决定教育，制度限制教育。因此主张要改革教育实现救国的目的，先得改造决定教育的制度、限制教育的社会情境。如其社会情境不先改造，靠教育救国，必定是无效的。教育所能做的事，至多只是个人心理的改造，而个人心理的形成，尤其客观的社会原因。因这社会的原因不祛除，徒靠教育作心理的改造，是徒劳无功的。例如中国处在这危急存亡间不容发的局面，个人自私自利的心理，诚然是国家的大害，可是这种心理，正是中国这样的贫穷混乱的局面所造成。这种情境不改造，徒靠教育对于个人作道德的劝勉和训练，来做改造心理的工作，希望从改造个人心理来救国家的危亡，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这种社会环境决定论，也使一般人及教育界动摇教育救国的信念。以上所述教育失败的事实，与教育无效的理论，相加起来，便使最近数十年来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根本发生疑问。
三
现在这些否认教育救国效力的事实和理论，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加以考核。考核教育救国失败的事实。这些事实，是无从否认的。可是教育救国失败，不一定足以证明教育救国的根本无效。因为它的失败，也许由于其他偶然的原因，而不一定是由于本身的无能。正如某种药没有能治愈某种病，不一定足以证明一切药根本没有治病救命的效能。所以除了我们能证明教育的失败，除了本身无能以外，别无其他原因，是不能以它的失败来证明根本无救国的效力的。可是据我的观察，中国教育在过去救国工作的失败，至少有其他的两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在于一般社会及教育界把教育看做万能，看做救治国家一切病症的万应剂，在教育以外，没有寻求其他社会功能的合作，让教育独当救国的大任，以至于失败。我们知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乃是各种社会的功能相维相系而成。要改造社会，要救国家的危亡，须赖一切社会功能的合作。教育只是许多社会功能中的一种，对于改造社会，挽救危亡，当然可尽一部分的力量，可是若是不求其他军事、政治、经济、法律、风俗、道德……等等功能的合作，单靠教育，必不能有济，这本是很显明的道理。可是过去一半社会和教育界却不免忽略了这个道理，不知不觉间使教育独当了救国的责任。过去不振兴实业，奖励生产，徒然以救贫责望于职业教育，近更责望于所谓生产教育。不讲求政治清明，不维持社会公道，徒然以祛私责望于公民教育。登庸人才，不依正途，事实上不免奖励行险侥幸之人，徒然弭乱责望于道德教育。不讲求公共卫生，不把一般人民的生活提高，徒然以祛弱责望于健康教育。社会上一般人，甚至智识阶层也在内，崇尚迷信，提倡神道设教，徒然以祛愚责望于科学教育——这一切教育的失败，乃是“事所必至理所固然”，如何能归咎于教育救国的根本无效？这样说来，过去教育救国的失败，至多只能证明教育无救国的全能，却不能证明它的无能。
过去教育救国失败的原因，除了社会其他功能未能合作而外，还至少有第二种原因，便是中国过去教育界——本文的作者当然也在其内——没有认清中国社会的实况与需要，而生吞活剥的采取了欧美的教育制度和方法。我们知道一切制度与方法的发生，都是根据社会的背景和需要的，绝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可以随意移植于其他任何背景不同、需要不同的社会的。中国过去的教育界忽略了这一点，只知搬运外国的制度和方法，以致现行的教育与社会背景和需要不相适应，非但没有表现出救国的效力，反生出种种的社会危机，这是大家所共认的使得教育失败的一种原因。可是从这第二种原因来考核，中国教育不适应中国社会，也只能证明制度方法的不合，并不能证明教育本身没有力量；只能暗示制度方法应该改变，并不能暗示根本放弃教育。
教育失败的事实，既不足证明教育救国的无效，再看否认教育救国的理论如何。以上所述的理论，一方面从经济史观说明教育为经济所左右，不能离开经济的改造而谈复兴民族，救国家的危亡；一方面从教育社会学的观点，表明改造社会环境为改造个人心理的根本工作。这两方面的理论，在矫正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缺点方面，确是教育界的当头棒喝。过去的教育界忽略了教育的社会的条件和制限，只认教育为精神事业，以为只要预悬一个社会理想，以此理想来陶范个人的心理，那么集这些个人而成社会，便可以把这个理想实现出来，一切只是内心修养的工作，无假外求。这种见解，当然是纯粹唯心主义的或个人主义的，不足为训。可是我们若是完全接受上述的否认教育效能的理论，认为救国大计，除了直接改造经济，改造社会环境以外，一切都无能为力，这也是过分的、片面的办法。经济因素，固然可以决定教育的制度和方法，但是教育凭着心理的改造，与经济力量相辅而行，也未尝不可促进经济的改造，促进民族复兴的实现；决不能静待经济的改造，再着手教育的改造，或是任教育随着经济的变动，机械的被动的发生变动。即如最近的苏俄籍技术教育促进五年计划的完成，增加国家繁荣，便是一个显明的实例，可以证明教育对于民族复兴的事业，在经济制度没有完全改革以前，未尝没有它的一部分的力量。至于另一方面的理论，认为不先改造社会环境，便不能改造个人心理，以求民族国家的复兴，也有斟酌的余地。自然，如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各个分子，只知自私自利，不以全民族、整个国家的利益为前提，那么只凭教育的力量来训练个人，希望他能牺牲小我，为全民族、整个国家效忠，其效果当然不免受这自私自利的环境的制限，若能在改造环境上用功夫，当然是比较根本的办法。可是若说环境不变，教育便根本无效，这岂是正确的见解！凭教育的力量，可以改造个人的心理，也正可以在相当范围内改造不良的环境。古来仁人志士，凭他们的道德修养，能超越环境，胜过和改造环境，救国家的危亡的，何可胜纪？教育正在这正人心转移风气上，表现它的救国的力量。我不相信凭教育力量的训勉和劝导，不能灌输道德观念和培养道理力量，使个人胜过环境的制限而做出救国的工作。观念的灌输，口头的训诫，纵然不能如法国哲学家及教育家傅冶（Fouillèe）所说，即能生出观念力（Idèe-force），立刻可以见诸行动，可是观念总是行动的起点，再加以感情的激发，总是可以见诸行动的。我不相信这种道德的修养，对于救国根本无效的。不幸社会环境决定论在中国教育界，近来太占势力，以致把教育改造心理的力量，看得毫不足重。即举一个抵制仇货的例来说罢：普通人根据环境决定论，多主张要抵制仇货，莫如提倡同样的国货以为替代；如其不然，徒然用教育的力量劝人牺牲生活的便利，舍仇货而不用，是不可能的。这种主张，把个人内心自制的力量，把教育对于这种力量的训练的功夫，完全看得丝毫不能生效。在他们眼中，个人是只能为自己的便利打算的，丝毫不能为较高的理想而牺牲自己些微的便利的；教育在克己复礼的训练这一方面，也是毫无效果的。这不但把教育看得太低，也未免把人性看得太卑陋了！其实任何人都有这种能力的。尤其中国人从古以来，便有这种克己制欲的功夫。匹夫匹妇，在过去时代能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能知“舍生取义”，难道一般能有机会受教育的人，竟不能因受道德的教训的结果而直到牺牲小己些微的利便事小而国家存亡的大事么？我认为如其我们肯从过去道德教训中寻取良好的适于现代的方法，要训练个人自克自制，事事以民族国家为前提，决不是不可能的。抵制仇货，可因道德教训而生效，不过其一端而已。从这种讨论可见用社会环境决定论来否认教育救国的效力，也不是理由充足的。
四
以上从否认教育救国效能的种种事实和理论方面来分析考量，表明它们否认的理由，并不充足，还只是消极的为教育救国论辩护，我们若要证明教育果有救国的效力，还得举出积极的事实的证据。这等证据，我们教育者所常举述的，即是一八七〇年普国的战胜法国，欧战时法国的战胜德国，一九〇五年日本的战胜俄国，当时的人都归功于小学教师。说小学教师所施的教育为致胜图存的唯一的原因，当然不免于夸张，可是教育却尽了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的力量，这确是不可磨灭，不可争论的事实，难道我们教育者还不能引以自慰幺？
此外教育史上，还有一两个特例表现教育救国的效力的。斐希特（Fichte）以教育复兴德国，便是一个最常举述的例。一八〇六年普国在耶拿战败，法国军队驰驱柏林，当时普国的军事和政治，一切不能自主。斐希特认为在敌兵压境的时候，救国别无他法，只有从教育方面下手，可避敌人的干涉。他便从一八〇七年起到一八〇八年止，每星期日在柏林作“对德意志民族演讲”凡十四次。演讲的主旨，在于标明祖国的失败，由于丧失了自尊自信心，而人人只存着自私自利心。要救国非用教育力量改造国民心理不可。他在演讲中还提出了他的改革教育的计划。他相信依此计划实施教育，以改造国民心理，几十年后，德意志民族，必可复兴。后来普鲁士的教育当局采取了他的计划实施教育，到一八七〇年果然战胜法国而完成德意志帝国的统一。我们若能只凭斐希特的教育计划便复兴了德国，当然是过甚之谈，可是斐希特以教育救国之功，总是不可否认的。同样，一八七〇年法国战败以后，也出来了一位哲学家傅冶，鼓吹教育的力量复兴法国，曾编著了许多书来恢复民族的自信心以及指示教育改革的方案。最重要的，如《法国之道德观》（France au Point de Vue Moral）和《教育之国家观》（Enseignement au Point de Vue National），这些著作，和他实际的事业，都在上次欧战中收了效果。这些特殊的事例，还不够使我们兴奋，使我们重新坚定教育救国的信念么？
还有当代的事实，也能使我们反省。凡是当代新兴的国家，没有一国不是聚精会神于教育事业的改革和扩充的。新复国的波兰，新取得独立的爱尔兰，新复国的土耳其，政制新改革的苏俄、意大利和德国，那一国不把握住教育当为复兴民族或巩固政治系统的基础？教育如其没有力量，这些百度维新的国家，何以都不约而同的郑重尊视“建国以教育为先”这一句老话？
从以上各种积极的事实的举述，我想已经相当的证明了教育确有救国的力量。
五
上文从消极方面排拒否认教育救国效力的事实和理论，又从积极方面举出教育救国的事实，然后达到教育确有救国效力的结论。可是整个结论，和过去的朴素的教育救国论不同。因为我虽信教育确有救国的效能，却也不信教育有救国的全能。如其社会的其他力量不能共同合作救国的事业，单靠教育来救国，国还是不得救的。所以为别于过去的朴素的救国论起见，我的这种理论也许应该称为“批判的教育救国论”。
郝耀东先生的意见
原题为《教育救国的途径》。郝耀东（1891—1969），陕西西安人，教育学家，曾任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陕西师范大学前身）校长。
中国在这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纷至沓来的今日，好像一个人患有重病，床前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医生：中医、西医、内科、外科、“张天师”“活菩萨”等等，各使各的法宝，各显各的神通；可是方法都想尽了，仍是无补于病势的垂危。如有的认为中国患了一种感冒症，要增加抵抗力，所以提倡航空救国、科学救国等说。有的认为中国患了一种贫血症，要滋补调养，所以提倡生产救国、建设救国等说。有的认为是一种精神病，要精神治疗，所以提倡人格救国、革心救国等说。有的认为病已入膏肓，无法医治，所以倡“中国必亡论”者亦大有人在。还有的认为不是病，不必过虑，如胡适之先生说：“养个孩子还免不了肚痛，何况改造一个国家，何况改造一个文化？”此外尚有所谓艺术救国、布衣救国等说；教育救国的声浪，也就从此高唱入云。
对教育救国的可能性，可以说无人能够否认。一则因为教育关系国家命脉，教育改革是一切改革的基础；二则因为历史上用教育力量复兴民族报仇雪耻的先例很多，是一种事实。孔子从前也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又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都足以阐明教育救国的的可能与必要。但于此有两个问题发生：第一，现行的教育能不能救中国？第二，如不能，什么是救国的教育？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近来各报纸上发表的意见很多。上而党国领袖，下而在野名流，以及所谓“业余的教育家”，都有许多名论发挥。就坏批评的方面讲，如云：“现在一般的教育，既不是革命救国的教育，也不是复兴民族的教育，完全是亡国的教育。……五年六年毕业的学生，至多只能做个识字的高等流氓，没有职业可做，亦没有信用可以使社会和国家用他”。这是蒋委员长前年在湘省纪念周的讲辞，又如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其政治报告中关于教育的，曾指出中国教育有六滥：（1）学校滥，（2）办学治人滥，（3）师资滥，（4）教材滥，（5）招生滥，（6）升学滥。有此六滥，故有四恶：（1）学校往往成为制造势力之工具，（2）教员学生，虽有天才亦遭戕贼，（3）不能养成青年之学问品格与技能，只足增加其放浪之精神与物质之欲望，（4）为社会增加分利失业之徒，为国家斵丧民族托命之根。有此四恶，故有三害：即害个人，害社会，害国家。这都是极端悲观的论调，谓现行教育制度有百害而无一利，绝对不能救中国。就好批评的方面讲，如云：“最近二十年是中国进步最速的时代；无论在智识上，道德上，国民精神上，人格上，社会风俗上，政治组织上，民族自信力上，这二十年的进步都可以说是超越以前的任何时代……浅见的人在今日还攻击新教育的失败，但他们若平心想想旧教育是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东西，就可以明白这二三十年的新教育，无论在量上或质上都比三十年前进步至少千百倍了”。又如说：“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这是胡适之先生对现行教育制度所下的总评。平心说来，批评现行教育制度完全失败的，固未免浅见，认为完全成功的，亦未免过于乐观。所以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现行教育应当改善的地方很多，如只求苟延残喘，也许可以听其自然；如果要拿它救国，复兴民族，那是绝对不适用的。就是胡适之先生在悲观声中乐观的人，也承认“这点成绩不够复兴国家”，其他更可想而知了。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各方面发表的意见更多，真是五光十色，美不胜收！就文字方面讲：有国际教育考察团的《中国教育之改造》，中国教育学会的《中国教育改造专号》，徐旭生的《教育罪言》，程天放的《改革中国学校教育刍议》等，都是长篇巨制的文章。就具体方案讲：有陶知行的工学团主义及节制生育主义，梁漱溟的村治主义及社会本位的教育，柳诒征的自由教学主义，陆费逵的三轨制教育，庄泽宜的三段教育，舒新城的三馆制，邵祖恭的读书本位教育，陈果夫的教育改革方案，蒋梦麟的教育改革方案等。其已见诸实行的，在邹平有所谓政教富卫的四大训练，在定县有所谓四大教育（救愚、救穷、救弱、救私）与三大方式（家庭、学校、社会）。这都是关于一般的教育改革理论或方案，并未标明救国教育。
专以救国教育为题的理论亦不少，惟详密具体的方案尚不多见。如蒋委员长在他的《救国的教育》一个小册子中曾举出救国教育的十个原则如下。
（1）教育须注重训育，对学生行为与智识，须并重不偏。
（2）教育须注重民族固有精神，养成学生重礼义知廉耻的风尚。
（3）教育应注重人格教育，以整顿师风为整顿教育之基础。
（4）教育须注重社会实际生活，而以衣食住行为人生教育之中心。
（5）教育须启发学生自觉心与确定其人生观，使其能自立自强。
（6）救国教育要军事化。
（7）教育须注重纪律，严格训练，养成良好学风。
（8）教育须注重学生组织及普通常识与作事之效率。
（9）救国教育要注重时间，不好使他荒废一点。
（10）人格教育要注重修身，救国教育要注重体格训练。
任鸿隽先生最近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中也做过一篇《什么是救国教育》的文章，内中要旨，大概注重科学教育。如云：“我们要晓得将来中国的能不能得救，须看科学教育的成功与否为定。因为无论是生产、工业、军备、交通，无一样不靠科学做他们的背脊。”他并指出：（1）希望政府及智识界的领袖们，对于涉及宗教迷信及一切反科学的行动，极端慎重。（2）在学校方面，应该在可能范围内，使科学的精神，贯彻到教科上去。（3）希望举行会考制度，不要“把试验的工夫变为记诵之学”。
在实施方面：如集中军事训练，提倡国货，编辑国耻教材等已逐渐见诸实行；其详细培养爱国青年的方案，亦有人在那计划。作者对各种方案及主张，在相当的限度以内，都不反对；但以为要计划或实施有效的救国教育，须先注意下列各点。
一、救国教育须是全民的教育
救国不是几个人的事，也不是几种特殊阶级的事；须要全国个个人都明了救国的必要，知道救国的方法，富有救国的精神和勇气，然后能人自为教，就能人自为战。全国个个人是教育者，也是被教育者。所谓教育者，就是要自己做，教人家看，不是空喊救国，专骂人不管自己；所谓被教育者，就是要听从忠告，不是一意孤行，强不知以为知，如果自己真不知道，老子不妨向儿子请教，政府亦不妨向民众请教。要能这样做，全国的意志才能统一，全国的力量才能团结，四万七千五百万，个个是教育的对象，也就个个是救国的干城。所以作者认为救国教育，不能专注意一个阶段或一种阶级的教育，须将救国思想灌输于全体民众（包括已受过教育的民众）。要个个人能自救然后才能救国，也要个个人能知道亡国的可耻，然后才能努力于救国的事业。否则救国的青年志士尽管拼命牺牲，奸商洋奴一面仍做那些无耻牟利的勾当，教育效果岂不等于零？
二、救国教育要精神与物质并重
救国的力量，本有两种：一是精神的力量，一是物质的力量。要建造物质上的抵抗力，就是要讲科学教育、军事教育、生产教育等；要培养精神上的抵抗力，就是要恢复民族的自信力，鼓舞人民的爱国思想。孟子曾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就是说精神力量较物质为重。费希特（Fichte）当拿破仑占领柏林之后，其《告德意志国民》讲演中，亦仍注意复兴民族道德，发扬民族精神，他说：“军械的战斗已经结束了，但是新的理性的战斗，道德的战斗，与人格的战斗，却正在开端呢！”说者以费希特的精神讲演，为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根本力量，为战败法国最有力的利器。中国今日的现状，在军备方面，固然窳败得可耻；尽管让人家拿新发明的武器来侵略，我们总离不了大刀、神拳、手榴弹等去抵抗。每年军费所占成分比任何国家大，养兵的数目，也比任何国家多；在精神方面，如民气的消沉，个人的自私，官吏的贪污，道德的堕落，尤令人对民族复兴的前途，抱无穷之悲观。当“九一八”事变后，冯庸大学学生曾为研究我国社会病源问题，组织一社会调查团；历经直、鲁、豫、鄂、湘、赣、皖、苏八省，将调查所得，作一报告书，名曰《中国民族性的劣点》。内中列举十四个弱点：（一）缺少研究能力，（二）缺少创造能力，（三）缺少正义精神，（四）缺少进取精神，（五）缺少协同精神，（六）缺少公益精神，（七）缺少尚武精神，（八）缺少国家观念，（九）缺少冒险精神，（十）缺少博爱精神，（十一）缺少中心思想，（十二）虚伪幸进不求实际，（十三）作事不彻底，（十四）不知礼让。这种观察，也许有错误，也许有人认为是浅见。但是我们要知道“良药苦口”，要存一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因为这种精神能力的培养，是复兴民族的基础，也是救国教育的根本问题。
三、救国教育要有确定的计划于步骤
办理任何事业，总要先有计划，有步骤，然后才可望成功；就是训练一个猴子，养一匹赛跑的马，也要有一定计划，经过相当的时期，何况一个民族？中国施行新教育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最要紧的，就是由于我们没有一个永久的教育方针与计划。任何教育设施，都是在实行以前，没有经过详密的考虑，在实行以后，尝发生不断的变更；今日取法日本，明日取法美国，今日采取严格主义，明日又采取放任主义，任何制度都试验过，但是都没有彻底实行。犹如走路一样，没有确定的方向，忽而东，忽而西，所以总是走不远。犹如吃东西一样，还没有吃到肚里，就吐出来，怎样能尝出好坏？胡适之先生认为这是中国一种普遍的死症，他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没有胃口”，“浅尝而止”。我们现在要提倡教育救国，总要先有一个详密的计划和步骤，并须确定实施的期限，不要照从前的各种议案，只要议决通过报纸上发表后就算了事。
四、救国教育要注意各方面和谐的发展
医治一个国家的病，和医治一个人的病，是一样的道理；须要诊察病的远因、近因、内因、外因，要各方兼顾，方可药到病除；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绝非任何一种仙丹所能奏效。今日讲教育救国，各方面贡献的仙丹也太多了，各人都说自己的药可以起死回生：如讲科学的，就说科学教育可以救国；讲艺术的，就说艺术教育可以救国；讲村治的，就说乡村教育可以救国；讲军事的，就说军事教育可以救国；注重生产的，就说生产教育可以救国；注重道德的，就说道德教育可以救国；有主张尊孔的；有主张效法俄国的；有主张限制生育的；有主张焚书坑儒的；有主张停办文法科的；有主张取消职业教育的（《时代公论》第三十六期李成谟先生的主张）；其他关于消极的及积极的救国教育主张，更不胜枚举，这种主张有对的，亦有不对的；其重要的错误，就是不免浅见与偏见。浅见的人，把事情没有看得完全清楚；偏见的人，只顾及自己的立场，因为有所偏，所以有所蔽。我们认为片面的教育绝对不能救中国，犹如一种药不能治病，一种乐器不能成立一个音乐队，须各方面和谐的、适当的发展，然后才能养成一个健全的民族。否则如不择手段，犹如病危急的时候吃牛黄一样，生命虽然救下了，而躯壳虽存，理性已失，仍是一种自杀的政策。
五、救国的教育改革须与社会改造同时并进
我们既不承认片面的教育可以救中国，更不承认单凭教育的力量可以救中国。就学生修养的方面讲：无论学校的规则怎样严，纪律怎样整齐，如果家庭和社会的环境不同时改造，“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微薄的教育效果，终不免为污浊的社会所同化。就学生出路讲：不管学校造就的人才怎样好，怎样适用，如果政治不上轨道，用人不按标准，生产事业不发达，学生总是找不到出路；不特文法科学生没有出路，就是理工科学生也是一样没有出路。所以要实现救国教育，最低限度，须政治、经济、道德三方面的改造，同时并进；否则单凭教育界怎样努力，终是得不到伟大的效果。所以有人说：“现在教育腐败的责任，古人要负百分之三十上下；环境或可以说教育界以外的人们要负百分之二三十”；不能专责备教育界。这种道理，稍微关心中国教育的人都能看到。现在的问题，可以说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是怎样去实行的问题。
六、救国教育的实施要注重人的因素
中国任何事业的成功或失败，人的因素常较制度的因素所占成分大；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思想，教育事业，也不能逃此公例。作者认为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主义新旧的问题，也不是制度好坏的问题，根本是得人不得人实行不实行的问题。因为法治的精神尚未养成，一切事业的推进，完全以人为中心；有人就有制度，没有人制度等于虚设。粥少僧多，人浮于事，失业的情形固然可虑；而因循误事，敷衍塞责，废业的情形更加可怕。要得中国教育收实效，与其在制度上求革新，不如在人选上求改造，与其斤斤于制度之争辩，不如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做去，有一分的努力，就有一分的收获。所以作者敢大胆的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教育理论的创造家，是教育工作的实行家；希望多产生几个张伯苓、浩赖斯孟，不希望多产生几个杜威、罗素。这个并不是蔑视理论，实因时间太迫切了，等不得玄妙清谈的长期讨论。
七、教育救国的实施要从行政方面做起
在实施任何教育方案以前，我们要晓得：（1）中国是个中央集权的国家，（2）中国社会心理，是个“上行下效”的心理。所以我们要使任何制度有效，须要从上头做起，并要以身教不以言教；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说，凡事要从领袖做起，这也是中国一个传统思想。况且“中国的教育史自上腐败起，不是自下腐败起”，现在要求改造，更加要从上头整顿起。有了好的部长主席，就会有好的厅长校长，有了好的校长，就会有好的教职员，有了好的教职员，就会有好的学生；这中连锁关系，在教育改造上的意义很大，如果当局不注意此点，任何改造方案，都是徒劳无益。所以我们须注意：（1）慎重教育行政首领的人选，在学识、品格、经验三方面均须顾及；（2）教育行政首领除最高级外，不必随政治转移，并须注意成绩的考察，及负责任事者地位的保障。如果贤者能久于其位，黠者不得滥竽作梗，教育救国的事业，可说已成功了一大半。
以上所谈，系作者对于教育救国问题的集中肤浅见解，不过约略提出几个先决问题；至于详细方案，尚待海内时贤共同商榷；观察的对不对，还希望各方批评指教。
二三，一一，二五，于安庆安徽大学。
陈礼江先生的意见
原题为《民众教育能救国吗》。陈礼江（1896—1984），江西九江人，教育学家，曾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务主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兼参事、社会教育学院首任院长。
一
在诅咒教育破产和教育无用的空气中，我们又听见教育救国的呼声了。这是何等的使人兴奋！至少是使我们从事教育的人感觉得我们的努力不是空耗，我们的工作不是全无益于社会国家。不过感情用事是足以误事的，且让我们冷静下来检讨一下。教育到底能救国吗？如其能救国，怎么救法？它是万能的，可以舍去其他的力量，如政治经济军事等，来单独担负这个重责吗？抑是只有相当的功用，必须与其他力量合作来干呢？作者因年来致力于民众教育，故特从民众教育方面来申述一些意见。
民众教育为切时的救国工具之一，这个信念作者曾于本志复刊号“民众教育在民族复兴运动中的地位”一文集里述其概要。兹再具体地来说明民众教育何以能救中国。
二
民众教育的事业虽已蓬蓬勃勃，但民众教育的意义迄至现在尚未得到一个大家都同意的解释。据作者的意见，认为“民众教育是对于成年失学的一种补受的基础教育，和对于幼年或成年曾受基础教育者的一种补充的继续教育”。它的对象是十六岁以上的成年人——尤其是年长失学的青年农民、工人和市民。若是我们着重补受基础教育的话，其内容不限于文字的教学，而包括生活的全部，如公民的训练（政治教育），生产技能的训练（生计教育），身体的锻炼（健康教育），及其他项目（如精神教育、社交教育、家事教育、休闲教育等）。语其详细设施，则不但教人识字读书，而且有指导民众造林、修路、凿井、消防、种痘，放足、禁烟赌、息诉讼、增加生产、改进副业、组织团体、善用力量，使人民能自卫、能自治。其方法不一定，而是随时异形，随形异质的。从地域上看，有在乡村的，有在城市的，有在船上的，有在监牢中的。从教育方法上看，自电影、无线电播音、到演讲、比赛等。从施政的机关看有图书馆、体育场、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实验区等。总而言之，它是根据民众的需要，人生的活动，来设计和实施的。
三
上面所说的民众教育的意义、范围和工作虽甚新颖丰富，但或有人疑问，这种运动推其极亦不过一种单纯教育改造工作，对一般不合乎生活关在学校里的传统教育有所贡献和取法，焉能谈到担当救国重任呢？作者觉得我们果能实实在在地大规模地推广民众教育，而同时别的动力合作按步并进，中国是当有希望的。诸分述其理由于后。
（一）对外
年来谈中国现状者大抵以愚、穷、弱、私（散）和乱等字来形容。救国者亦大抵以除掉这些病祸为目的。所不同的在所开具的方案。有的是重在设法努力除去这些病祸的本身，而不追问这些病的发生原因，并设法以销减之，以致为人所不满，而认为是走不通或说是捉着了小鬼，放走了大妖精。有的是要进一步的来铲除这些病的原因，而不大注重这病的本身，所谓病的原因，总结起来，约为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的不良势力（或说是封建残余势力或说是不上轨道的政治），种族遗传不良，物质条件不备，及整个文化不如人或异于人的问题等。他们主张要救治我们的愚穷弱私的病，我们当先除去产生这些病的原因才有办法，不然是走不通的。所以他们主张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要消灭不良的势力。必这样，中国才有办法有救药的。
这是怎样动听的话！欲救国者谁不表同情。不过帝国主义怎样才能打得倒，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几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贴标语，呼口号已是没有效用了。抵货也不生多大效力。帝国主义是要打倒的，但苦于无办法何？据作者私见以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恐非从根本上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着手不可。因为国以民为本，民众无知识，不知国家为何物，自谈不上爱国。即或能激于一时的情感，发为狂热的爱国，但因无适当的训练，亦不过流为冲动式的运动，如庚子的拳祸，或暂时的行动，如历次的抵货运动。再者人民是一盘散沙，毫无组织，在平时固无团结，共同自卫，在战时更无力量以御外侮。其次，是训练的问题。现今各国武力都经过很高度的训练与准备，人民在相当年龄都有兵役之义务，在平时既经过严格的训练，在战时自能应付裕如。在中国则尚为募兵制，一般民众毫无武力的准备，故谈国防真是令人不寒而噤。从知识、组织与训练三点看来，我们的民众是远不如人的。这样怎能谈打倒帝国主义呢？怎样能除去中国病的根由呢？
我们认清了我们的弱点是民众无办法，我们就当力改前非，来努力教育民众，使他们能读书、识字、阅报纸、听讲演、有知识、有思想、能组织、能团结、有训练、有准备。在平时可以维持地方秩序，讲求社会进步；在战时可以效死疆场，保卫国家。小而如从前河南镇平县的人民，因民众教育结果而能自卫地方，大而如欧美征兵制度的国家，因国民教育的普及，而能保卫国家。我们看民国十三年的香港大罢工，使香港几成为荒岛，及十五年的国民革命运动收回汉口租界，都不过是有组织的民众力量的微微表示，而帝国主义者却不得不看风转舵，妥协让步。假设东四省的民众都如欧美的人民或如广西的民团的办法是有组织的，我想日本虽怎样的强横，也是没有办法拿去的，或来统制的。所以我们相信，要打倒帝国主义，挽救我们的民族，非从根本上来组织训练民众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一国的国防，固赖于军事经济及其他物质的设备，但人民的知识与组织却为精神的设备和国际斗争的利器。此孙中山先生所以于弥留之际，恳切的昭示吾人欲达到自由平等之目的，必须“唤起民众”。所谓唤起民众，即教育民众的工作。
（二）对内
中国的第二个病源，据说是国内不良的势力。所谓不良的势力究指何物，迄今尚无定见。有的说是封建势力，有的说是政治未上轨道，有的说是文化的问题等等。到底是什么，我们暂且不管。不过我们总承认中国之所以有病，除了外在的帝国主义者作祟外，总有内在原因。不然，病魔为什么专光顾我们，而不去欧美或日本一游呢？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设法除去这内在的原因。我们将怎样下手呢？这个问题好像有两个答案，一是革命，一是教育。好像两不兼容，难以并立。但据作者私见，觉而这是有关系可以互相为用的，当革命之前，社会进步必须赖于一步一步的演进；但因其某种势力发生，进步的轮停顿了，无法演进了。在这个当儿，自然有赖于革命以推倒进步的阻力，俾能再来继续演进。若不问情势如何，有革命的必要否，宜乎革命否，而只是革命以求速效，则社会将永无安宁之日，国家永无进步可期。如今的墨西哥是我们的好例子。我们看看现在的中国，正在大革命之后，旧的势力总算铲除了一些，新建设总可以逐步发动。现在所最需要者并非革命，而是切切实实的演进工作。因为有了真正的进步，那些须借革命来铲除的恶势力就可一日一日的因着新势力的抬头而不能不让步的。比方说，男女平等问题。这次大革命并没有直接与它以何种改革；但男女平等问题却因为革命终了社会秩序安定后，而借着立法院的立法案得着许多进步。再看地方自治问题。这次革命也没有直接给它什么改革，不过因革命推倒旧势力后，新的进步也就渐渐发动了。因为革命只能推倒旧的阻力以为新建设的基础；一切新的建设都有赖于一步一步的日积月累的苦干而成功的。
民众教育就是以人为的方法，从教育入手，来促进着演进的工作。例如法律虽规定了男女平等，但社会一般人的未受教育，无知识和传统的关于男女关系的社会意识却是牢不可破的事实，非用教育的力量来协助其他的动力（如政治经济），是很难有结果的。再看地方自治也是一样的有赖于教育的。因为政府虽规定了很好的自治法规，但人民因为缺乏教育，根本就不理会这回事。我们看山西办自治许多年，而现在怎样呢？这是事实，不容我们忽略的。
真的，旧的不良势力是中国愚弱穷散的原因；但要除去这原因，我们在这大革命之后，只有利用革命所赐予的便利来努力推广民众教育，以培民力，以促演进。如此，则革命的对象日就消灭，而愚弱穷散的原因亦就日渐减少。继续做去，我们的病也就会日有起色，而国家也有救药了。
四
以上是对外与对内两方面来说民众教育的重要。作者深信如果我们能上下一心的有组织的大规模地干，我们民族是有希望的。在未结束之前，作者须恳切申明的，即教育不是万能，它不过是救国工具之一。若其他动力不相偕并进，它的功用是有限的或至于无用。我们看苏俄与土耳其的大规模推广成人教育的前例，当知有所努力了。
何清儒先生的意见
何清儒，职业教育学家，撰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本《职业教育学》，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秘书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研究主任。
我国因国势不振，日趋危急，关心国事的遂思借用各种事业，挽救国难。自受西方的侮辱以至今日，救国的方法种类繁多。有倡军事救国的，有言政治救国的，有主实业救国的，有信宗教救国的，甚至有“航空救国”“购国货救国”“午睡救国”等口号，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种情形正如人在病危的时候，各种治疗方法，都想尝试一样。
教育救国亦是这些救国方案中的一个。主张教育的以为教育是基本工作。果人人有相当教育，各种事业均可因之而兴，国不救自救。这种观念自然有相当的理由，但若以为教育事业可以独立，不受其他各种事业的影响，恐与事实不符。如以为教育是万能，能消除一切病症，增进所有发展，恐亦过于乐观。教育可说是救国的一种基本工作，但不能认为唯一的事业。
至于何种教育最能救国，亦是一个不能成立的问题。各种教育，如国民教育、专门教育、社会教育、农村教育等，不过是教育中，按照施教的对象或教材的内容，所分的种类。这些种类，在研究上，虽可分别，但在实际上，没有不彼此相关或互掩的。所以一种名称所代表的教育，亦可说是整个教育的着重点。
教育是以人生为对象，但人生有多少种类。成人的与少年的生活不同，农民与市民的生活不同，专业的与普通职业的生活不同，男子与女子的生活不同。因为这种种差别，方有不同的教育种类。但是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不限于一种。求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安全与进展，亦不是专教某一种人可以成功。
各种教育既都相依为助，难以独立，并且既能划分清楚，亦都各有需要，所以不言教育救国则已，即认教育救国要道，亦不能分别各种教育的轻重。凡社会国家中有需要的教育，无论其量度大小，即对于社会国家的安全进展有关系。教育与他种事业并进救国。各种教育对于救国均有贡献。
罗敦伟先生的意见
原题为《国民教育与国防教育》。罗敦伟（1897—1964），湖南长沙人，著名报人、政治经济学家，曾任《益世报》和《时事新报》主编。
一、国防教育的意义
太平洋斗争姿态的展开，我国已经一跃而居于国际重心的地位。教育救国当然也应该放开眼光，把教育方针由国内的范畴移到国际上面去。所以今后的教育，不仅应该着重在国民教育，还应该进一步着重在国防教育。
所谓“国防”，每每被人误会以为即是“战争”，由是以为我们主张国防教育，即是“明耻教战”。这个事误解了现代国防的观念，当然更不能了解国防教育。
世界大战以前，国防专以军备为主体，至少也以为国防不过是以军事为中心的一切活动。这种以武力为对象的国防观念，过于狭义，战后因为时代的进展，已经有变更的必要。即是“因为晚近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果而生的经济的不况，和国际关系的杂乱，造成了国家间政治的经济的对立关系；出现了今日国际生存的白热状态，深刻的经济战思想等等，平时已经随处展开。其对外假定不综合国家的全活力，且不必说到武力战争，以平时斗争论，即根本成为一个国际斗争的落伍者，因此国防的观念不能不大大的转变，不得不自向来以战争为本位的观念退却，而教育新的思想”。由是所谓国防观念即是：“国家生存发展之基本活力之作用，从而使国家全活力发扬到最大限度，来组织建营国家与社会。”
国防的观念，既着重在国家全活力的发展，所谓国防教育自然不是军国民教育、民族教育的意义，而应该着重在如何去运用教育的力量，使国家全活力的极度展开。
有人说，我们需要国民教育，我说对。有人说，我们需要民众教育，我说也对。有人说我们需要专门教育、社会教育、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我说都对。不过我以为上述的各种教育，如果单纯的去发展，都不合我国最大的需要；如果把它规范在国防教育的底下，则有重大的意义。比方说，职业教育吧，中国的老百姓失业的人非常的多，有人说共计在五千万以上。而且有人说中国的农民的工作每年真正用在农业上面的时间，不过九十五天。我们虽然没有去统计，可是说我国农村有巨额的剩余的劳动力，并且失业的人很多，总是正确的。那末，必须用职业教育去补救，还成问题吗？不过我以为假定不站在国防教育的观点去提倡职业运动，不仅与我国应付国际事态的宗旨不合，而且也就不容易使民族意识集中。再就农村教育说，现下农村破产，还不严重吗？可是如果不把它放在国防教育的观念上面，尽管去提倡农村教育，结果，农村的自卫力量与组织力量，也没有方法形成。他种教育之失去国防观念，其流弊也复如此。所以无论什么教育，都不能离开国防教育；而国防教育却也不能与各种教育分家。不过，国防教育是把教育的基础，放在国防上面，放在新式的国防观念上面，而以国防教育为中心，再去运用各种教育为手段，使国民的全活动力，在一整个体系之下，训练着、发育着、成长着。
二、国防教育与统制教育
在另一方面，所谓国防，并不是离开社会他种事业而独立的。他必须与社会上各种活动因素，各种事业，发生亲密的联系。政治、经济、伦理，各种大的因素，固然不能与国防教育相同。但是习惯成训，一切的一切也要和国防教育一致。所以国防教育在意义上说，是以新的国防观念为基础，以发扬民族的活动力为范畴，而在形式上必然的与统制教育一致。统制教育本人已在本杂志上另有专论说明过，此地当然不必再论（编者按：此文见本杂志第二十三卷第四期）。由此也可以知道国防教育，一定是统制的国防教育。统制与计划是离不开的，而且我已经承认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在“量”的方面说，全是一致，在“质”的方面说，则有些两样。那末，统制的国防教育，也可以说即是计划的国防教育。自然应该有一个整个体系的计划，而用统制的方式，把国民的全活力自教育的各种方面去发扬起来。
有些自然主义者的人们，还在那里憧憬着卢骚们的自然发展的教育思想。而忘记了在现社会中间，被教育者决不会能够像《爱弥儿》书中的人物一样，可以离开现社会去自由自在地发扬他的活力。无论何人，都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自他出生直到老死，都不能离开“社会关系”。照马克斯的见解，社会关系即是生产关系，本来不能用什么人为的意志去统制。可是我们要知道，人类意识的发展，并不限于他所存在的那个小社会，他可以与各种各样的社会发生联系。因此，他能够吸取各种各样的社会经验，而构成一个统制的新型。国防教育，在统制形态下去发展，不仅是必需，而且是必然的。这似乎没有否认的余地。
三、国防教育的内容
国防教育的内容如何，我也想简单说明一下。
第一，厉行民族的精神教育
这个即是日本陆军省高唱的“思想教化的振兴”。东方文化，当然，尤其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大半偏于主观方面，而忽略客观，所以自由研究，自由发展的精神，特别显著。可是现代文化史建筑在现代物质的基础上面。因机械文明的反映，各国文化趋重“组织的力量”，已无可讳言。而战后的国际斗争的白热化，国家成员一律转入斗争漩涡中间。精神教化之被视为训练斗士的工具，更是显然的事实，我国一方面为传统的思想自由观念所支持，一方面又受国际有组织的文化的压迫，民族文化的崩溃自然是一个必然不可避免的事态。思想自由，教化自由，我们在主观上是没有反对的理由。可是在客观上说，假定让民族文化在国际的有组织的文化压迫之下崩溃下去，使次殖民文化的姿态，一天天的展开，势必非走灭亡的道路不可。因此，有些识时务的俊杰们主张完全毁弃我国固有文化而追随西洋的文化。这属性质的论调，本人更不敢赞同。所以认定当今唯一之急务，即在一方面放弃主观的自由思想，一方面对抗有统制的文化之压迫，而去建立以统制为手段，国防教育为中心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