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仲九
选自《教育杂志》第十七卷第五号,1925年5月20日,本文为节选。沈仲九,教育学家,曾任《教育潮》杂志编辑。
一
人们总是不知足的,对于任何事业常常不满足于他的现状。因此,要求进步,要求革新。当进步和革新的要求萌芽的时代,一定有以什么状态去替代现状这种思想随之而生。而这种思想,就是求进步和革新时候的指针,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理想。所以理想和进步与革新是相伴不离的。
留心教育的人们,对于中国的教育现状,常常感着不满足;甚有觉得他已将破产,前途很少希望而抱无限的悲观的。我想,中国的现状,无论任何方面,都难使人满意,教育界自然不能独在例外,但是我们却不能因而失望,因而悲观。我们如果从此及求现在教育主要的弊病和改善的方针,以先产生一种理想,然后以决心毅力趋赴他,那末,今日的不满足,倒反促成未来的改进了,有什么失望和悲观可言!
中国教育现状的缺陷,分析地说起来,不止一端。其中最惹人注意的,是教育经费被猛兽似的军阀们抢劫去,所谓国立省立的学校,几乎无时不以向政府索欠薪为一件大事。论到学校的数量,现有的尚且不能维持,扩充又何必说。但这是受政治的影响的。至就学校本身而言,如学潮的常常发生,如优良师资的缺乏,也都是不好的现象。我不是教育者,也不是教育学者,但是平时所接触的人物、所闻见的事实,似乎属于教育界的较多,而一方面又颇认识教育的重要。所以对于怎样改善中国教育现状的问题,略有点门外汉的意见。怎样才能使政治不致如现在的中国为教育之破坏者,在将来再说。我现在所愿说而要就正于当世的教育家、教育学家的,是关于学校自身的问题。我的观察虽然浅陋,我的思考虽然欠精密,但我的意见却敢大胆地叫他是理想教育观;因为我是相信他总有几分胜过现实的教育的。不过不曾经过试验的理想,理想的价值,未必能得真实的估定。实地试验理想教育的人们,如果以为我的浅陋的理想尚有采取万一的价值,而试验起来,使他得一真实的估价——无论是高价是低价——使我对于理想得着事实的证明,那是空谈理想的我所十二分的希求的。
我在陈说我的理想以前,有两件事不得不先说明。思想是公共的。当他发表了以后,发表者固然没法据为己有;在未发表以前,他的所以产生,也一定受别的影响。这几年来,我常常听点关于教育的谈话,看点关于教育的文章,观察点关于教育的事实,于是发生零零碎碎的教育上的意见。把他略略整理一下,综合一下,就成为这《我的理想教育观》一篇文章。其实这文章中,大约总含有别人的意见,不过我记不出是谁某的罢了。这是要先说明的一种。其次要说明的,我平时所注意的,是中学以上的教育。所以这篇文的立论,也可说是关于中学以上的教育的。
二
近来很有人主张中国教育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宗旨。这似乎很有点理由。近几年来,国内教育界所讨论的问题,如教育独立,如新学制,如学科制,如设计教学,如道尔顿制,如测验,如改良计分,如废止考试,如男女同学,如学生自治等等,可说都是关于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的问题。关于教育宗旨的,虽有蔡元培的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教育的意见,《新教育》封面上的养成健全的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的揭示,教育部教育调查会的养成健全人格、发挥共和精神的议决,一部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国家主义的鼓吹,但差不多都是文字上的教育宗旨,和实际的关系都很少很少,实施教育的人们确定一种宗旨的能有几人?我们如果问一问当校长、教员的人,“你的教育宗旨怎样?”恐怕有多数人是不知所对的。固然,宗旨不是万能;但是徒有方法而没有宗旨,却和尊重宗旨而没有方法,是一样的不对的。其实,仔细考察中国的教育,并不是没有宗旨,不过他是习惯的、潜在的,而且是有的人所不愿明说的。他是什么,就是“势力”。他几乎支配着大多数的中国人,使他们以他为人生的最高价值,甘心为他奋斗,为他牺牲;社会上也就以他为量人尺。在没有学校教育以前,凡是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妻望其夫的,不外富贵,不外升官发财,不外功名利禄,就是不外势利。而私塾教育就以他为宗旨。不过那时社会上的势利,“势”似乎比“利”更大,既得了势,利就在其中。所以读书人们的宗旨,不免偏在势的一方面。至于不能受私塾教育的大多数的农人、工人等,没有得势利的机会了,可是他们的家庭教育的宗旨仍然不离势利。他们不是希望自己来世投胎到富贵人家,就是希望他们的子孙有翻身而升官发财的一日。废科举、设学校以后,政府仍以举人、秀才等名目奖励毕业生,于是教员、学生和社会仍以学校为得势的途径。后来那种名目改废了,但由学生而做官的颇不乏人。教员学生等受事实的暗示,仍有脱离不掉以学校为得势的阶梯的观念的。民国成立,一时“官”的势力比前清略减,而利的势力稍增。于是学校教育的宗旨渐偏向于利的一途。前清时一般人对于学生见面时的问语是:“你毕业后可做什么官?”民国时的问语是:“你毕业后能赚多少钱?”总之中国自设学校以来,教育的宗旨仍然不外势利。教员遵守他,学生遵守他,社会也重视他。他是潜伏于各人的脑中,有很久的历史,使大家在无形中认他为天经地义而愿受他的支配的。他虽没有人提出过教育会议,他虽没有人登载过学校章程,他虽没有人在文字上讨论过,但他的潜势利却远过于在会议中所提议的、章程中所登载的、文字上所讨论的。几十年来,教育制度怎样改革,教育方法怎样变更,但是这势利的宗旨依然如故,所以学校中所造就的人才多半是求势利的人才。他所以和科举时代人才的不同,只是所以求的工具有点差别。考察中国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的改变,大半受外国的影响,而以日本、美国为尤甚。在日本化的教育时代,学校有些官僚化。“学校重地,闲人莫入”的门牌,在十余年前的学校,几乎无校不有。这虽然是很小的事,也可以略略知道学校是很在那边模仿官厅。在美国化的时代,学校有些商业气。办学者常利用广告,利用义务的广告的新闻政策。在日本化的时代,学生入校,不但不纳学费,且有由学校津贴膳杂的,那时的学生多是贵家子弟。在美国化的时代,学生入校,需很多的费用。所以求学几成为富家子弟的特权了。论到这两时代的教育宗旨,日本化的时代偏重势,美国化的时代偏重利。但这是专指中国而言。至于日本和美国的教育宗旨是否也重势利,那是别一问题。又这种时代的区分,不过根据大略的趋势;很明确的界限是没有的。从以上种种话看起来,“中国以前的教育多以势利为宗旨”这一种观察,也许有点正确罢。
中国实际的教育宗旨——势利主义——并不是教育家、教育学家所主张、所鼓吹而成立的,乃是受普通社会的习惯的影响;他是很普遍的中国人的人生观。但是教育家、教育学家应该盲从社会的习惯吗?教育的真价值在于改造社会、改造习惯;所以现在教育家、教育学家的责任,第一在于改造习惯的教育宗旨,使他影响到社会方面,即以所以改造教育的改造社会。有志教育的人们,对于教育宗旨,首先须选定一比较合理的,其次须笃信而固守,其次须身体而力行。后两者在乎“人”,我不必有所讨论,我现在只讨论什么是较合理的教育宗旨。
我想教育的宗旨,并不在于怎样的高深远大,仅可从切近处找寻。实在,只要能够使受教育者都做一“像人的人”,教育的目的已可算达到了。所谓像人的人,就是不是像兽的人,也不是像神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具备人之所以为人的资格的人。如果以通行的话语来解说,所谓培养健全的人格,已经包含一切了。不过人格两字,含义颇多,有关于生理的,有关于心理的,有关于伦理的,有关于社会的,有关于哲学的,有关于法律的。中国人近来所提倡的人格教育的人格两字,多指伦理的意义而言。我以为人格的内容,应包含各种意义。现在把他分析起。
“全”的人格是怎样的呢?就是要具备上列各种要素。一般人往往把一个人的全生活,分成了若干部分,而以一部分为全生活:有的偏重肉体,有的偏重精神,有的偏重个人,有的偏重社会,有的偏重现实,有的偏重理想;其实,人格的各种要素,都是人的生活,但都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完备各部分人的生活,才能算一完全的人。不完全的生活,可说是病的生活,可说是残废的生活;总之,不是圆满的生活。
“健”的人格是怎样的呢?“自强不息”可当做健字的一种解释。所谓健的人格,就是在继续不断的发展中的人格。人格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
健全的人格,只是一种理想,也可说是人格的理想化,我们的现实生活是难得和他一致的。但我们如果以他为鹄的,现实的生活可以逐渐改进,对于他也可以逐渐接近。而且各种欲求,往往同时发生,或相冲突,或相分歧,我们应得有一最高的理想以统一他们,以制御他们。健全的人格就可以作我们的最高理想。
中国有许多谈教育的人,往往执一偏以对付一切。谈职业教育的,以职业教育为万能而轻视其他的教育,谈艺术教育的也是如此,谈道德教育的也是如此。于是大家都自以为是,而非议他人,甚至有互相攻击的。我以为健全的人格的主张正可以救济这一类的偏隘的教育者。
人格要发展到健全,一定需要积极的创造的活动,而保守和静止,是他的障碍。所以人格主义的教育又可说是活动的教育。而且教育不宜以一种主张拘束人的。如果把人生的各种欲求都认为人格的内容,而任他发展,任他活动,那末,各人的个性自然少受拘束了。
三
教育宗旨既然改变了,于是学校的性质、学校的组织、教员和学生的关系也须随之改变。
有人把现在的学校看做商店,以为校主或校长是股东,教职员是伙计,学生是顾主。这是很有点理由的。就上海论,很有以办学而发财的人。近来以营利的目的而办学的人,比以前增加起来了。他们也要整顿功课,也要聘请好教员,但这都是在做招来生意的手段。什么研究高深艺术,什么研究学术,什么养成专门人才,什么发展文化,都是他们的新式广告中的资料。他们又善用义务的广告,今天登一新闻,说聘到什么国什么“士”做教员;明天登一新闻,说新聘的教员某在什么国研究什么学十余年,是中国什么学的唯一研究者。其实,所谓什么“士”,什么“研究者”,往往说说而已;他原来是广告,广告不带几分虚伪性,就不成为广告了。至于国立、省立、乡立的以及资本家私立的学校、校主,确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但是把校长当做三四等的统捐局长缺、县知事缺看,不惜百计钻营的,也大有其人。他们达到了目的以后,什么薪膳的尅扣,什么买物的回扣等等,凡是可以获利的舞弊手段,不问他正常不正常,都会一一试验。我亲耳听见过一位当校长的人,绝无愧色的告诉我过:“我月薪仅八十元,加以‘外款’也不过一百五十元。”说罢以后,还有很觉得那个数目太少的样子。这也不是和商店的纯以营利为目的一样的吗?因为校长既以营利为目的,财政不得不秘密,“经济公开”于是成为学校中的大问题了。校长对于学生所提出的这类要求,好像比满清政府的答应人民立宪还难,有经过许多回交涉而不肯许可的。假使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隐,那末,所谓经济公开,不过多劳书记,从会计处抄一纸账单,在揭示处揭示而已;否则,让学生翻阅账簿而已,否则,让学生于会议预算,决算时发表点意见而已。这些都是何等容易的事,为什么他们宁可因此闹大风潮,甚至于不惜以去就争,而终不肯实行呢?凡是这一类的学校,校长为自己的营利而请教员,教员也多为得利而受聘,学生也为预备将来得利而入校。校长、教员、学生三者,相互的看做金钱化的人,彼此都立在金钱的关系上,还有什么教育可言!
要革新学校,须先把学校的性质从商业的而变为教育的。教育的宗旨既然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所以也可说教育就是做人。教育的学校,凡是校长、教员、学生,应该是人格化的人,不是金钱化的人。彼此的关系应从“利”的方面而变为“人”的方面。他们虽然年龄有大小,学业有浅深,德行有高低,但是向做人的路上走是共同的。不过德行高的、学业深的、年龄大的对于德行低的、学业浅的、年龄小的多尽点辅助指导的责任罢了。教员为维持生活计,不能不支点薪水,但他却以教育为主要目的而统御其他的欲求,决不肯为薪水而牺牲他的教育上的主张的。他只认定实施教育就是他的做人,就是增高他的人格。做学生的也是以受教育为做人的一种途径,以学校为学习做人的场所。教员学生的结合,纯粹为了做人,并不是在于营利。这样,彼此的关系自然深切了。这可说是学校的性质从营利的而变为做人的。
现在学校教育的一种大弊,是在没有教育上的主张。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做校长的既由钻营而来,自然没有什么教育上的志愿和意见。他只知照例办事,人家怎样做,他也怎样做,并不自己反省一反省“我为什么要做这校长?我将怎样做校长?”因此,他聘请教员,也只以能够使学生不反对他,他自己可以安于其位为标准。他聘教员时所要探听的,是教员是什么“士”,或是什么毕业生;认真一点的,探问一声学业成绩怎样;再认真一点,探问有否嫖赌等的嗜好。至于教员的教育上的意见怎样,品格怎样,责任心怎样,那是极少注意的。这样聘来的教员,彼此的学业性情,本来都没有什么了解,隔膜自然难免,而意见又未能一致,怎样能够联合而谋校务的发展?中学时代的青年,判断力不很充足;如果教员没有大同的主张、一致的精神,他们都会游移而无所适从。这在教育上是要减少效力的。我想,学校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是由于学校都是根据法令而组织的。那种学校是先有学校而后有教员,为学校而请教员;学校是主,教员是客;教员是附属于学校的。我的偏见觉得学校和官厅、商店、工厂有些不同。他们都是先产生组织法而后有行法的人。如要组织一新官厅,先制定官厅的组织,而后委任某某为官吏。开设商店,开设工场,也差不多如是。他们的所以如此,因为他们虽然也靠人来办事,但是所以治人的,在官厅是权力。在商店、工场是财力。学校是在乎培养人格的。人格的养成,在乎自觉自动;而要使学生自觉自动,必先教员能自觉自动。如果教员的做事要为权力或财力所驱使、所督责,那末,离人格的本质已经很远了。教育的有效无效,几乎全在教育者的“人”,而不是权力或财力所能擅自操纵。因此,要办好的学校,必先要有好的教员,就是要先有教员而后有学校,教员是学校的主人,学校是因教员而产生的。理想的学校,须由教育上旨趣相同的人们,集合起来创办,丝毫不受法律的束缚。他们应把办学当做自己的事,当做试验自己的主张的事。每个学校都是这样的自由组织而成,事实上一时似乎不可能;但是这样组织的学校,我是相信她是较之于根据法律而组织的学校是有优越些的。一国中欲求教育的“质”的进步,也只有希望教育的同志所自由组织的学校发达。这是说学校的组织该由法定的而变为自由的。
至于教员学生的关系应有下列三种改变。
(一)由智识的关系而变为全人格的关系
现在的教员和学生,除在教室中相见以外,简直没有接近的机会。学生对于教员,只知他对于所教的功课是否热心、是否使学生容易明了,除此以外,他的思想、品格、性情、学术等,全无所知。而教员对于学生,也仅仅知道他在教室中是否守规则,考试时成绩是否优良;至于个性怎样,行为怎样,不但毫不明白,而且绝不注意。有人比近来教员和学生的关系完全是智识卖买的关系,和商店中伙计之对于顾客一样,这实在是很不错的。在这样的关系上面,彼此那里能够互相了解发生情感。所以教员、学生彼此相视如路人,甚有相视如仇敌的。理想的学校,教员应该常常注意学生的全生活。凡是他平时的起居饮食、一切言行都要有相当的注意。而学生对于教员、也要有同样的了解。我以为以后教员、学生间能够做到近于母子关系一样,教育没有不发生效力的。慈母之对于子女,注意无所不至,感情异常浓厚;而子女的对于母亲,也是特别的亲切。所以彼此间相互的影响很大。教员如以慈母般的精神对付学生,学生那有不受着影响的?所以学校应该由智识的交易所而变为新式的家庭。
(二)由阶级的关系而变为共同的关系
现在学校中很奇怪的现象,是教员和学生隐隐中分成两阶级。做教员的,总自以为我是“教”的,学生是“学”的,学生应该事事服从教员,学校的事,应该完全由他们主持。而学生们有时因不满意于教员所为,又联合起来以一致的态度对付教员。教员学生间,不但隔膜很深,而且好像都站在利害不同的两方面;一方非取压迫态度不可,而一面须取反抗态度。近来谈马克思主义的人,好用“阶级斗争”四字,不料他的应用竟推广到学校中了。这种现象的发生,由于教员学生都把自己的责任看错了,教员以为只是“教”,学生以为只是“学”。其实,“学”是应该和人生相终始的。自出生以至于死,应该无时不学,那可以说做了教员就可不学之理。至于教,又不是仅仅是教员的责;无论谁都该教人的。教员固然可以教学生,但是学生也何尝没有教教员的机会?教员不是全知全能的,如果学生和教员很接近,能够知道教员的缺陷而与以忠告,那就是“教”了。我以为教员和学生,应该打破“教”“学”的界限。大家在学校,各自修养人格,不过互相辅助就是了。做教员的,一方面自己学习,一方面教学生;做学生的,一方面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己学习,一方面也何妨教教员。最好把教员学生的界限都泯灭掉,而变为朋友的关系。朋友间的智识程度也有相差很远的;但是他们的切磋规劝的效力,较之于现在的教员给与学生的,恐怕是大得多呢!现在教员学生间的情感,我觉得实在太坏了。做教员的只知怎样自夸其博,怎样对付学生的质问,总之,是怎样的使学生不反对。做学生的,常注意到教员的缺陷,常注意到怎样揭发教员的缺陷,甚至于有以能够攻击教员使他不安于位为能事的。近来的学校,真好比一剧场。教员是演员,学生是看客。教员的上课,好像演员的出台;只要那时候能够博得学生叫几声好,或者没有倒好声,他对于学校的责任,总算已经完了了。学生的上课,也如看戏一样。对于他认以为好的演员,就叫几声好;不然,就喊倒好。那时他所注意的,只是演员的好不好;至于他自己,毫不费力地听一听而已。学问的学习本来在乎自己;别人所可辅助的只是指示点门径,解释点疑义。知识不是和金钱物品可以自己不费力而完全从别人承受来而使用的。但是现在有些学生,却毫不了解这种意义,他们以为知识可以完全由教员授与的。所以他们获得知识的方法,以为只要听戏一般的听。上课的时候,除听以外,竟有绝不用心的。教员讲得好听,就多听一点;讲得不好听,不是要赶走他,就是不听。学生对于教员的优劣,以讲得好听不好听为标准,对于自己在上课的责任以为只在乎听。其实,讲得好听不好听,可以判别教员的优劣吗?尽有学问道德很好的人而不善于“讲”的。仅仅听讲,可以得学问吗?这真可谓谬误的思想了。教员演戏似的开讲,学生听戏似的听讲;一戏演完,演员和看客毫无关系;一课上完,教员和学生也不相闻问。学校如戏场,也许是很确切的譬喻罢。我以为教员学生的关系,如果拿演戏来比,应该是略像戏子中的师父和徒弟的关系,决不是演员和看客的关系。旧式的戏子,凡是师父教徒弟,教法虽然很专制、很野蛮,但是负责却很重。他不仅自己教一教他就算了,必要教他“会”,教他“好”。他不仅教他演戏,而且注意他的生活。他不仅教他,而且自己也仍旧学。而徒弟对于师父,在学习的时候,自己的全生活也都受他指导。我的话说得太拉杂了,总结一句话,学校应该是一学习做人的场所,教员学生都在那里共同学习,共同做人,不要分出什么阶级和界限来。学校应该像一种团体,教员学生都是团体中一员,完全平等,不过职务责任有点分别罢了。
(三)由短时的关系而变为长久的关系
教员和学生发生关系的时间,可说是很短的。如果一星期教一点钟课,一年中彼此有关系的,不过三十余小时或四十小时。教员离开了课堂或离开了学校,就和学生没有关系;学生对教员,也是一样。这样短时间的关系,彼此很难互相了解。我想将来师生有关系的时间,总是愈久愈好。教员学生,尽管因故离开学校,但彼此间的感情仍旧存在,常常通讯,常常访问。这样,教育的效力比较的大。
四
学校中有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教科问题。我略说对于这问题的意见如下:
(一)科目的类别
中学科目可分必修、选修两种。必修科的标准有三:(1)促进学生对于人生的自觉,使他略略了解人生;(2)略示以各科学问的门径,试探各个人对于学问的兴趣,以为将来修学择业的预备;(3)预备研究各科学问的工具。根据这三标准,假定必修科目如下。
人的研究,又可叫做人的进化。他的内容,可综合各科初步的知识而成,由各科教员联合起来编辑细目和教材。这科目有几种优点:(1)能系统的了解人生,决定对于人生的态度;(2)得到人生必要的常识,可以应付人生;(3)知道各学科和人生的关系,以及他的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容易引起以后专攻某一科的兴趣。
(乙)国文
以能用国语文发表情思,阅看国语文的书报为主。
(丙)外国文
无论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日文都可以,以能阅览普通书报为主。我以为一般学生学习外国文,应以看书为最大目的;而教授外国文的也该偏重在养成学生读解能力一方面。我们未必人人要以外国文字语言和外国人来往,但是阅读外国文的书籍,在出版界、学术界很幼稚的现代的中国,可说是人人所必要的。
(丁)伦理
(戊)数学
算术、初等代数和初等几何。
以上五科(甲)是直接关于人生的;(乙)(丙)是关于研究学问的工具,也是日常生活所必需;(丁)(戊)是可以锻炼思考力;可说都是人生所必不可少的知识了。至于人的研究,如果精深地从事,其中的一个小节目,可以修身研究不尽。中学所需要的人的研究的程度,当然是最初步的、最粗浅的。
选修科科目可依教员的人才或学生的需要随意设立。凡是一切学问,都可作为选修科的。
一个人对于学问,当有一种专攻的学科,作精深的研究;但却不可不备具其他各科的普通知识。我以为学校中一面要有选修科以备学生专门的研究;一方面要常常举行通俗学术讲演,以供给学生各科的常识。
(二)各科内容的分量
现在学校各科内容的分量,都以时间为标准。如某科每周教多少小时,教几学期等。至于科目的内容,却不很注意。实则不先确定教科的内容,很难精确的规定教科的时间。我以为教科的分配,只须注意内容。所必须规定的,是中学生关于某科知识,应学习到如何程度。至于那种知识要需若干时间教授完了,学习完了,可以任教员学生的自由,不必预先规定。同一科目,有时教授快一点,有时教授慢一点;学生学习的快慢,也因智愚而有差别,何必限定一定呆板的时间呢!照这样的办法,毕业年限自然也可废止。学问是没有止境的;规定若干年某种学问可以毕业,本是近乎笑话。我想只须规定设立多少科目,每科分多少学程。每一学程,内容如何,应看若干书,也须有详细的规定。以时间为标准的单位制,可以完全打破。同一学程,或者一个月教完学完,或者二个月教完、学完,都没有什么不可。学生为升学或就职业时有需要学力的证明书的,可由各科教员予以各该科学力的证明书。
(三)各科教授时间的分配
现行教授时间的分配,往往求各科的平均。如每一星期中,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博物、艺术等,都必须教授一点。据我的经验,学生注意集中于一科的时候,容易引起兴趣而且较有进步。在一时期中,对于一科学习时间加多,就是使他集中注意的一种方法。有许多学生对于英文、国文、数学比较用力而轻视史地、博物等科,这也是一种原因。在某一时期内,与其多习许多学科而各科内容不能多学习,毋宁少习数科而对于某一二科学习较精。譬如每周教二小时历史而教至四年之久,不如以四十天工夫、每天以八小时来读他,或以八十天工夫、每天以四小时来读他。因为照后面的教法,前后的观念容易联络,而且记忆也较易。如果甲星期教授一二小时,乙星期又教授一二小时,有类于一曝十寒。学生在学校所规定的科目和学程以内,凡是学习的先后,学习的时间,只要得教员的许可,都可自由。是甲学生对于数学较有兴趣,在某一时期可以多学数学;乙学生对于艺术较有兴趣,在某一时期不妨多学艺术。学校一方面只希望学生能够勤学,能够勤学而得进步就是了,学习的次第不妨让他自由。
(四)教授方法的改革
教授方法的缺陷,在于教员照书讲解,学生照书硬记。学生除书本以外,不用别的工夫。他自己不常去思考,不常去观察,不常去问难,不常去试验;因此,研究力毫不能增进,而所得的知识也是只供受试验以博取文凭之用,和人生实际不发生什么关系。教授方法所亟宜改革的,第一是怎样引起学生的好学心,第二是怎样增进学生的研究力。要使学生为求知而读书,为自己的兴趣而读书,不是专靠教员读书。教员关于智识上对于学生的责任,我以为只能使学生了解各科学问和人生的关系以及他的价值、他的门径。至于研究在于学生自己。教员可以辅助学生的,是怎样走路的问题;走路只有学生自己。一个人受了饥寒,别人所可给与的,只是衣食;他自己如果不能吃、不能穿,还是依然不能温饱。知识也是一样。无论别人怎样讲解给我听,如果不经过我自己的研究,仍是别人的智识,仍是不合用的。所以我觉得教授方法,教室的讲授虽然不能废,但决不要以他为唯一的、最重要的方法。关于自然科学,宜使学生自己多去实验。关于社会科学,宜使学生自己多看书、多调查。考查成绩,决不要专以上课为标准。各科学程由教员详细规定内容怎样;应看什么书报,如何试验。学生能够照样学习,即使他不上课,也可承认他有某学程的程度。
我以上所说的要旨在使学生能够发生求学的兴趣,能够自由的、自助的研究,能够发展个性。但是以上种种,须在下列两种条件之下才能实行的。第一,教员对于学问,须有很深的兴趣和研究,他不但能解释学生的疑问,指示学生的门径,能使学生为他的好学的精神所感动。第二,教员能注意学生的全生活,凡是他的一言一行都能够随机指导,使他不致于藉自由研究之名,行懒惰放逸之实。如果以不好学、不负责的教员来实施以上方法,那末,他的效果恐怕是不会比旧的好的。
五
除教科以外,学校中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一般人所谓训育问题了。中国自设学校以来,学校中关于对付学生行为的制度,可分管理制、训育制两种。在行管理制的时代,负对付学生行为的专责的是舍监;在训育制的时代,负专责的是训育主任。就名义论,训育是近于积极,管理是近于消极。由管理而变为训育,似乎是教育上一种进步。但是观察一观察实际,有多少学校能实行训育呢?现在的训育当真异于以前的管理吗?恐怕是名异而实同呢!中国学校管理制、训育制的弊病,第一是以管理训育的责任完全付托于所谓舍监,训育主任的一人身上,其余教员完全不问不闻,使一个人去担负管理训育数百人的责任,原是不可能的事,第二是做教员的不懂人性和教育的意义。人性是不能有善无恶的。人之所要努力的,就是逐渐去恶而向善。所以人偶尔作恶,并不足以断定他终于为恶,他的人绝无希望的。只要他能反省,能改过,一时的恶,在他不算了不得的事。而且判断人的善恶的标准,决不在于他能否服从我。我不是全知全能,何尝没有错误。人家服从我,未必就可算服从善,我可以武断凡是反对我的都是不好吗?至于教育的价值,在于能使恶的成为善,善的成为更善。所以教育家所教的学生,是应该不分善恶的。善的当教育,不善的也当教育。现在有许多教员,不知不觉的自以为一做了教员,就是万能的,所以遇着学生有不满意于他、不服从他的情事,不问他的理由怎样,总以为学生太嚣张、太无理,非由学校惩讨他不可。一方面如遇有他认以为不好的学生,并不想法怎样去教导他,只是想怎样能够驱出他于学校之外。他们以理想的学生,只是盲守规则、盲从命令的学生。凡是学生有合理的反抗的,他们就嫌恶他。因此,教员和学生的隔阂就日积日深了。第三只以规则命令消极的制裁学生,不以人格的感化积极的诱导学生。现在学校所谓训育,所谓管理,只是规定几条不准什么等许多条完全带命令口气的呆板规则,一面教学生遵守,一面由训育主任、舍监等注意学生是否遵守。在责任心较重的训育主任或舍监,平时的注意较严密而学生的防备他也较仔细。但是学生的要作恶仍依然如故,不过不敢在他们面前公然作恶而已。至于责任心较轻的人,即使明知学生有犯规抗令的事,只要他认为不是很重大的,总是模模糊糊的掩饰过去;甚至有以酒食联络有力的学生以求学生不闹事的。如果碰着动摇教员地位的事,即使学生的理由很充足,但是教员们基于兔死狐悲的感想,不是说教员的威信不可不维持,就是说此风不可长,其结果非袒护教员而压迫学生不可。
就教科一方面论,学校很有点像商店;就训育论,学校很有点像政府。凡是政府所以对付人民的,是权力,是法令,是威信;什么道德,什么理由,都所不注意的。现在学校的校长教职员对付学生,也是一样。什么纪纲,什么威信,是他们所认为维持学校的基本;所以学生可以全体开除,学校可以解散,而教职员的威信不可不维持。有时明知学生的要求是合理的,但为维持威信计,不肯允许他们,终于因此而闹大风潮。因此,学生对于教职员,也和人民对于政府一样,有时怨恨他,有时轻视他,有时甚至于想推倒他。近几年来,学校风潮层见叠出,发生的近因虽然不止一端,但是教职员学生间不能亲和总是主因之一。凡是师生很亲爱的学校,无论如何,是闹不起风潮的。现在教育界又有一件不可通的事,就是平时对于学生的行为绝不注意,一遇到学生有违反规则的事,事情稍大的,就开除他,以为杀一儆百之计。这种动作,真是不教而诛的动作,决不是教育上应有的态度。他们并不自己反省,为什么他要这样的作恶,是他没有忠告他、注意他吗?他们并不共同设法怎样使他有自新之路,他们只是直接了当的用开除一法。开除,诚然痛快简单,但是开离教育未免太远了。
如果要改革训育问题,第一,凡是当教员的都负训育的责任。平日须和学生共同生活,注意到他的全生活了解他的个性,随时的应机予以指导。学生也可以了解教员的德行性情,无所怀疑。第二,须确信教育的责任在于使人改过迁善,所以决不嫌恶有过失的人,只是多方面的费尽心力的使人改过寡过。第三,完全抛弃了什么规则、命令、威信等等所谓治国的方段,而专注重于修养自己的人格,培养对于学生的感情。“以身教者从”“其身正,不令而行”可说是训育上的最好方法。总之训育一事,几乎全靠教员的人格,单靠“法”是不中用的。大抵一个人的善行为,必须根据于自觉和自动,才是真实,才能持久。如果因一时的外面的制裁而有所不敢为,恐怕他所不敢为的,仅仅是外界制裁存在的时候而已,有什么价值?
六
除以上几件事以外,再很简单的说述我的关于其他问题的意见。
(一)放假问题
求学做事,本来是应时时继续而无所间断的,凡是勤学的教员,决不是因为放假而中断他的研究。如工人、农人等,也不闻因天热而停止不做的。教员等既然可以这样,学生也何尝不可以如此。现在各校放寒暑假以及其他的假,几乎占一年中三分之一的时间。把这些时间空耗费掉,实在是很可惜的。如果说因为天气太热不能上课,所以暑假不能不放。实则照事实看来,现在的放暑假,并不以温度为标准;尽有未放假时,有几天天气比放假间更热的,但是仍旧一样可以上课。我以为如果天气太热,临时暂停上课就是,不必预定规定暑假放假若干天,从某日起某日止。至于寒假纯粹为迁就阴历过年的习惯使然。教育界有改良社会的责任,为废除阴历计,为打破无意义的习惯计,学校宜先废止寒假。至于春夏秋冬四节,是袁世凯预备做皇帝时所规定,是没有如何理由的。如果为纪念人而放假如孔子诞日等,那末世界上如孔子一般的可以纪念的岂仅孔子,放假将不胜其烦。我想为勤学计,以上各种假日,都该废止。
(二)设备问题
学校的设备,向来只注重于教室。理想的学校,除教室宿舍外,应该有五馆——图书馆、科学馆、博物馆、术艺馆、体育馆——一厅——演讲厅——二场——农场、工场。
(三)教员待遇问题
关于教员的待遇,第一,宜使他由学校的客位而变为主人,由被雇佣的而变为主持者。第二,宜有很好的图书馆、科学馆等以作教员研究的工具。第三,教员的家族可以住在学校中。第四,教员的薪水,不以科目或钟点为标准,而以他的相当的生活费为标准。
(四)体育问题
所谓体育,决不是体操操字可以赅括。如劳动,如性教育,如卫生,如体格检查等,都是和体育很有关系的。
其他各种问题,我一时想不起来,只好将来再谈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