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王一再强调法律的“公平正义”，这是因为法律的裁决不仅是对个案的处理问题，它还涉及到更加深广的层面。在他的《被“钓”不可怕，可怕的是裁判不公》中，楚王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个案当然不能代表全部，但个案太多的时候，却容易在事件的累计和发酵中被放大成信以为真的普遍‘事实’，让民众对法治赋予我们的最后保护权产生严重的怀疑。这种锐利的‘钓鱼钩’所伤害的对象不是某一个‘李荣寿’，而是糊涂裁判们裁定这种钓鱼合法、正确以后，会一点点地侵蚀普通民众赖以信任的最后靠山，以及整个社会赖以稳定的最后城墙。被钓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裁判不公，可怕的是由裁判不公带来的人心沉沦、价值观混乱。”
高明的医家，“不治已病治未病”，法律亦当如此，“不治己乱治未乱”。楚王除了呼唤法律的“公平正义”之外，还关注着如何在“法治”过程中做到防患于未然的细节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一时引起了社会的热议。楚王在《何处才是媒体监督司法的“楚河汉界”？》一文中，分析了“热议”的原因在于，“最高法院的这个规定中对此没有予以细化和界定，缺乏足够的操作性层面的表达，从而给身为执法者的司法机关进行‘理解性执法’提供了可能。”考虑到“不排除部分媒体为了吸引读者和观众眼球，或因为某种利益格局，故意甚至恶意进行歪曲事实或者倾向性报道；部分公众也有可能基于自身的角度或者判断能力所限，太过于感性、冲动而被媒体曲意误导”这样的事实，楚王一方面肯定了这个“规定”存在的必要性，也提出了完善这个规定的合理化建议：“只有依法设定一个媒体监督司法的‘楚河汉界’，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样才是真正的法治和民主精神，这样才能让独立的司法权得到更好的行使和保证，让正确的舆论监督权受到更好的尊重和保护。”
对于一些突发性的“暴力事件”，如杨佳案、邓玉娇案、天门城管案，楚王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只要相关工作做得再细致一些、扎实一些，此类事件是可以避免的。《“暴民”的产生与消弭》一文，从当事人杨佳由“顺民”变为“暴民”的过程中，表达了他自己的愿望：“希望能从这些事情的表象背后探讨更深层次的问题，让整个社会都能反思和自省，以便防患于未然，让这些暴民、暴行不再产生，还社会以本来的和谐面目，还社会以安定和谐。”他的《无辜逝去的宝贵生命，能换来积极的结果吗？》一文，针对天门城管打死“魏文华”一事，也有类似的愿望：“我们期待着也相信善后处理问题能早日妥善、彻底解决，凶手早日伏法，有关部门和个人也能够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警醒。同时，如果我们整个社会少一点情绪发泄，多一些理性思考，多从建设性的角度剖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那么坏事就会变好事。我们愿意通过这个恶始而善终的个案，依然保持着对社会整体的正义感、以及维持正义的制度的基本信心。”《一把刀子，两面三刃，受伤害的到底是谁？》一文，对巴东“修脚女事件”作了冷静的分析和思考：“在这场由‘一把小刀引发的血案’中，可以说是所有的人，都受到了伤害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包括我们这些广大的旁观者和无辜的干部群体，甚至包括这个社会体制的一部分！若是我们借此事件引以为戒，从诸方面进行综合整顿和预防，那么该事件带给各方面的伤害有可能减小到最低程度。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它也算是巴东女服务员‘行凶’事件带给社会的多重负面伤害之外，唯一的积极影响吧——虽然有些无奈。”
三、法律与道德的辩证思考
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既需要“依法治国”，也需要“以德治国”。二者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支撑的关系。楚王关注社会道德，关注国家法律，更关注着二者之间的辩证逻辑，力求在二者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和共振点。
武汉大学教授张在元身患罕见疾病而有生命之危，进而在病榻前遭到校方解聘，并在网络上引起一场是非之争。你讲你的道德评判，我讲我的法律契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楚王从这起“我们似乎找不到错误的一方，也找不到该倾向谁、谴责谁的理由”的悲情事件中，提醒我们应当进行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审视与反思。他在《道德评判与契约关系的博弈，我们该倾向谁？》中说：“无论是道义或者法律契约，都只是生命之轨上的两条平行线；只有把‘生命为本’当成所有人的共识，并落实于我们的行动，才能筑就每个生命个体最坚实的人生之基。”当然，如何在道德评判与法律契约之间寻求平衡点和共振点，避免类似“此命题无解”的悲剧发生，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进一步反思和解决的问题。
道德与法律能够实现无缝对接，当然是最佳的理想状态了。然而比这个更为严峻、更为紧迫的问题，是法律应当为道德的救赎提供有效的保障，至少，不能充当道德滑坡的推进剂。见义勇为是我们大力提倡的公民美德，然而由于几起特殊案件的裁决，比如南京“彭宇案”、郑州“李凯强”案、天津“许云鹤”案等，导致了公民见义不敢为的现象。最后不但产生了“防火防盗防老太”的调侃之言，而且发生了一系列的老人跌倒无人扶的悲剧事件。公众由此陷入了两难的抉择困境：一方面是对道德沦丧的喟叹与指责，一方面是对法律裁决的顾虑，担心“扶不起”而心有余悸。
楚王在《道德救赎的底线，需要法律护航》中明确地提出了道德和法律之间的辩证逻辑，在于“道德的最低线，就是法律的红线。有时候靠道德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法律就成为道德救赎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公权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理当成为民众的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此刻不公正或者稀里糊涂的判决书，就会成为最有示范效应的反面‘道德教科书’。而宣善、扬善、护善、奖善并且让诬陷好人者受到应有惩罚的司法仲裁，必然会成为道德社会的净化剂和加速剂，成为永恒的道德经典。”
由于这个逻辑的存在，这就要求法律对每一个案件的判决必须公正、公平，必须证据确凿、事实清楚、逻辑严谨，不能有丝毫的漏洞。如若不然，法律就不再是道德救赎的护航舰，而成为道德滑坡的助推剂了。正如他在《石首事件：谁应该站出来向公众道歉？》中所说的那样，“在这类真相一度被模糊的事件中，总是所有的人都受到善意或者恶意的蒙蔽甚至愚弄，鲜有胜利者。那么，当下一个真相被掩盖的重大事件它真的出现的时候，代表正义和民意的声音还会如期出现吗？如果不出现，那么是否意味着被掩盖的真相，真的会被某只手遮住？也许，这才是石首事件平息之后，我们最该担忧的。”
在对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审视和考量之中，楚王始终相信“社会的纠偏力量是强大的”，也始终相信“在冬天，我们除了感受寒冷，我们应该还可以感受春天将到的希望！”他的这份信心，来自于“草根”们无所不在的监督，来自于法制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也来自于高层管理者的“吏治”决心。正如他在《官员问责“风暴”让民众重拾信心》中所说的那样：“这一轮官员问责风暴，迅疾而猛烈，吹散了深藏在老百姓心中的阴霾，让广大民众看到了最高层注重普通民众利益的民本情怀，表明了最高层绝不‘护犊子’的吏治理念，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重拾了对这个社会管理和发展的信心！”
四、结语
在道德和法律的审视和救赎之外，楚王以“草根”的眼光，关注着“草根”的生活，也为“草根”的生活鼓与呼。《“下里巴人”更需要“阳春白雪”》一文，对孝感本土的“抹灰工”文化节作了较高的评价和赞赏，他感慨颇深地说：“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将文化符号标注在‘城市’、‘精英’、‘高端’等特定的标签上，同时也习惯性地忽略农民（农村）、城市底层、社会边缘群体等‘白皮书’大众”，“放眼国内很多地方，我们的一些文化精英们更多地把注意力和目光瞄准了自己，瞄准了高处，而忽略了最广阔的低处的下里巴人。”《低碳不等于牺牲基本生活质量》一文，也对保证“草根”的生活质量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辩和维护：“倘若像部分专家学者和民众提倡的那样，以牺牲大众的基本生活质量来保障低碳环保，就颇有一点形而上学的味道了，甚至还有‘伪低碳’、‘伪环保’的嫌疑”，因为“人类所有的智慧性创造和劳动，都是希望能让尽可能多的人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成果，优化和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美好；而不是其相反，为了环保而环保、为了低碳而低碳，因此而牺牲我们基本的生活质量。”
最后，我不得不再一次对楚王的“草根”定位表示赞赏，也对他的时评所发出的众多“草根的声音”表示钦佩。对公民良好道德的救赎也好，对法律公平正义的期待也好，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梦想也好，是用“第三只眼”看世界的“独立时评人”楚王后裔的良好愿望，也是每一个“草根”心中最良好的愿望。如果我们的网络多一些这样清醒的“草根”，多一些这样有思想、有识见的时评，我们这个社会自然会日益和谐。
燕雀可以择高枝而栖息，虎狼可以向厚地而迁徙，唯有“草根”，对自己生于斯养于斯的土地不离不弃。在任何一个社会，“草根”群体比任何一个群体都更广泛，也更需要公平与正义，更需要春天和阳光。
2012年5月于八桂邕宁醉仙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