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高考制度是中国教育改革绕不过去的坎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发现，在这个文学日益边缘化的时代里，没有人会真正关注一个高中生的文字本身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而只会关心这个高中生是否通过自己的文学特长进入了北大清华。换言之，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有用北大清华的录取通知书去证明你的文学天才，而不是用作品去让人相信，你将来可以成为作家。
———作者记
当我提笔为本书撰写后记的时候，是二零一三蛇年的新春，距离开始写作的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四年半。这样算上去，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体制很久了，但即使是这样，我依旧时时刻刻难以忘记这段经历带给我的影响。
而现在，这部书稿大致修订完成了，即将交给重庆市作家协会和重庆市文学院负责出版，但在这之前，我不得不用文字来回顾和反思这些年发生的一些事，并试图解释，我为什么会走上文学的道路，而在今后我又会不会继续走下去。
一
二零零八年的夏天，当我开始本书写作的时候，所面对的局面不仅仅是高考的失利，而且是人生道路上价值与意义感的完全丧失。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未来四年的大学时光，与我的文学道路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而我更不知道，文学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别人，对于我自己，还有什么意义。
在二零零七年的时候，我的处女散文集《跳荡于远古的烈火》获得出版，而且顺势加入了重庆市作家协会，加上我在巴蜀中学开讲坛的几次“模仿秀”一样的新闻，那些事情在重庆的文化圈里面一度有些轰动，但很快也就过去了。因为我深深地知道，无论被人吹捧得有多么完美，这本散文集其实是高考催生出来的产物。
二零零八年，父亲希望我凭借着出版作品的优势，在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中获得更大的优势，然而事实上，结果只是我获得了三十分的降分资格；但很快，这点小小的成果就在重庆高考的风潮当中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是清华的一句不冷不热的回话，要我回去复读，并在第二年重新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而到了那个时候，清华大学会给我降五十分。
那一年，我的高考成绩是六百二十一分，加上自主招生的三十分，离清华大学在重庆的招生分数线六百七十一分也还差二十分，所以如果有五十分，正好可以把我送入那里。
但是我却没有资格去奢谈“如果”，因为我就是这个教育体制之下的失败者，一个被时代浪潮打翻在沙滩上的淘汰者。我甚至不懂得应该提早准备去挽回，因为那一年，正好是重庆高考加分极其混乱的一年，很多学生都通过“操作”获得了二级运动员，或者是少数民族的加分资格，那二十分可以把他们的高考成绩提升一个档次。
不愿意去造假，就被淘汰，这就是游戏规则的内在逻辑。
幸好那一年，我的分数线高出武汉大学很多，最后，我以第二志愿进入了那里，攻读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之后就是不太繁重的学业，和极其痛苦的创作经历的交织。
那个时候的我，虽然离开了应试教育的苦海，可依旧不得不犹如龟缩在蚕茧里的蝴蝶一般，生活在压抑和苦闷中。
小说《北大梦》的完稿，是在二零零九年的五月份，而在这之后，稿子就被放下了。
在那个时候，心怀绝望的我，似乎觉得这稿子就只能永远被锁在电脑里，永远都没有被发表出来的机会了。
这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我头顶着官方的作家头衔，在十八岁之前的高中时代就出版过作品，但那个时候的我，只是一个纯粹的文字者，不知道文学圈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出版业运作的规律，更不知道如何使得自己的作品获得出版的机会。
二零零九年的八月份，是最早有影视制片人提出将书稿改写成电视剧剧本的时间，而在这之后，二零一零年的二月份，书稿交到了重庆市文学院，并在那里一直保存。十二月份，我试图委托朋友联系出版社，提前将该书出版，但最终未果。书稿上交的一年之后，在二零一一年的二月，制片方才正式提出，按照青春偶像剧的标准，将书稿改编成电视剧，并委托国内某知名电视剧导演担纲顾问，将该剧拍摄完成，并搬上银幕。二零一一年八月，剧本改编工作正式完成，但在这之后，制片方因故离开重庆，而拍摄电视剧一事也再无下文。二零一二年的年初，重庆文学院终于启动了该书的出版计划，并提出了第一次修改的建议。经过我五易其稿的辛苦，终于在二零一二年的年底通过了重庆市作家协会和重庆市文学院的专家评审，并确定将会出版。而在这之前的半年中，我曾经邀请武汉大学的前任校长刘道玉先生为此书作序并推荐，但却遭到拒绝。
二
很多人告诫我，不要为那些过去的事情而继续耿耿于怀。
可我却不得不耿耿于怀，因为围绕着原著撰写、等待出版和数易其稿的过程，真正令我耿耿于怀的，乃是人生价值与意义的缺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确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而在这同时，本书诞生的过程，也是一个年轻的文字者，拿起自己的键盘，在这块早已贫瘠的文学土壤上努力耕耘的过程，而放眼望去，地位如此边缘化的纸质文学和严肃文学，却依然引来了无数爱好文学的年轻人涉足期间，即使是沽名钓誉，即使是沐猴而冠，也都要打着文学的名义，举起文学的旗号。
因此，在回忆了此书诞生的大致经过之后，我不得不再次回顾那有文字相伴的心路历程。
二零零三年，我开始写作，与在这个环境中的其他学生一样，是从课堂作文开始的，但不同的是，我纯粹为了兴趣，而慢慢的，我从这种写作中找到了自己在班上同学之中的位置。那个时候还没有U盘，互联网也很不普及，所以我经常把文章放在小磁盘里面，拿到学校里与同学交流。
但事实上，文学在考试至上的校园里只是少数人的花瓶，但我也很享受这样“独孤求败”的心态，因为那使得我的内心里找到了充足的自信和满足。
我的北大梦从初中就开始了，那时候，喜欢中国近代史，喜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的我，第一次把历史进程当中的伟大崇高与一所大学联系在了一起，而到了高一的时候，和别的学生一样，我的心中已经深深地根植下了那个“北大梦”，并相信那就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而我从小学开始到高三毕业的十二年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个无比伟大的目标而活着。
第一次把文学和高考结合起来，那是在初二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大学自主招生考试刚刚开始，社会上一时之间也形成了话题。但我不得不承认，写书可以上大学的神话，其实开始于那个如今因为涉嫌“造假”而遭到众人“口诛笔伐”的“公知”，在那个时候，据说他拒绝了复旦大学保送的机会，而终于成为了教育体制的叛逆者，从此开始大受追捧，在南方报业的媒体平台上风生水起。
我的人生转折点发生在初三那一年，中考经历的折磨，使得我的内心更加脆弱，而文学之路也开始变得浮躁而功利。因为很多原因，我突然发现，通过写文，也许可以使得学习成绩总要差几分的我顺利进入北大，渐渐地，我的写作开始有了兴趣之外的动力。
这个时候，我的写作兴趣在散文，而我的处女作《跳荡于远古的烈火》也在紧张地写作过程之中。我的父母非常支持我的行为，并且愿意资助我将书出版，我也很清楚，那是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同样有一个北大梦。我的父母知道，只要通过出版作品，获得自主招生的加分资格，那么凭着我还不差的学习成绩，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所以，他们也一直都鼓励我那样做。
二零零七年的年初，处女作获得出版，并引起了重庆市作家协会的重视。在那一年之中，我获得了作协单独举办新书发布会的机遇，并且加入了重庆市作家协会，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会员。
但这些或实或虚的荣誉，并不能改变我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努力生存的现实。很快，我就进入了高三年级，为了高考不得不放弃一切，而我所在的实验班，又是号称全重庆市最好的文科实验班，在那里产生了很多的高考文科状元，和数量更多的文科北大学生。好在，我的学习成绩勉强使得我可以在那样的班级里立足，我也因此感到很骄傲，似乎我与这个年龄段里面的其他文字者不同，我不会像他们那样荒废学业，我可以在这个体制和游戏规则之中兼顾所有方面。
但高考失利的冲击，终于证明了我自己的狂妄是多么愚蠢。
高考之后，我没能圆梦北大，连北大的替代品，清华，也没能考取，随之带来的后果是，为了这些目标而催生出来的文学，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发现，在这个文学日益边缘化的时代里，没有人会关注，一个高中生的文字本身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而只会关心这个高中生是否通过自己的文学特长进入了北大清华。换言之，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有用北大清华的录取通知书去证明你的文学天才，而不是用作品去让人相信，你将来可以成为作家。
那一年，我凭借着自己用辛勤汗水凝结出来的文学作品，也仅仅只是从自主招生的游戏规则里获得了三十分的降分机会，而不是更多的分数，清华校方私下的解释是，觉得我成绩太好了，所以降三十分足够了。
看来，我不能够获得自主招生政策更多的青睐，并不是因为我的文学造诣不够深，而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太好了。
的确，我不是“天才”，我天生愚笨，智力平平，也从来没有因为写作而放弃正常的学业。
所以很多人惊讶，我可以在坚持自己的兴趣的情况下，还留住在重庆市最好的文科试验班中的一席之地。
但我深深地知道，将无名无姓的我，作为那一年的特殊政策的受益者，起码对于学校的宣传效果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这也在无意中暗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与这个年龄段的其他文字者之间的差距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