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海军的卡车从金波湾方向开来，上了香蕉岭，见路中间有一辆黑色轿车挡路，两名空军人员被绑在车前，坐在地下呼喊，司机吃了一惊，刹住车跳下来询问。
“出什么事了？”
“遇上暴徒，快给我们把绳子解开。”邬秘书回答说。
“受损失没有？”
“把我们司令员抓走了。”
“往哪里跑的？”海军司机一边解绳一边问。
“前面，你来的方向，一部卡车，上面坐了十几个人，大概还有四个女孩子，你看见没有？”
“没有啊。”
绳子解开了，邬秘书和司机站起来，甩了甩被捆得麻木的手。
“要不要我帮着去追一追？”海军司机主动提出说。
“不用了，”邬秘书说，“已经追不上了。”
海军司机跳上卡车，仍旧赶自己的路。邬秘书钻进轿车命令司机说：
“开海军基地。”
司机踩油门时迟疑了一下，问道：“还不快点回去报告陈政委？”
“陈政委在海军基地，快点！金波湾。”
从这里到海军基地司令部还有十公里以上，轿车飞速行驶，只用了五分钟就赶到了。
海军基地，从值班员到基地主任、政委和许多机关干部，一齐受到了震动：空军的彭其司令员被拦路绑架走了！
基地主任和政委立即接见了邬中，说明所谓舰队司令请客商谈的事完全是伪造的，陈镜泉政委也根本没有到海军基地来。他们帮助邬中把电话接通，邬中在电话里向陈镜泉政委简单报告了刚才发生的事件，陈政委命令他立即回去详细报告事件的细节。
黑色轿车飞驰回到空四兵团司令部，直接开进了陈政委的小院子。邬中上气不接下气地疾步上楼去，在楼梯上遇见陈小炮。
“邬秘书，出什么事了？”小炮挡住他问。
“彭司令员被绑架了。”
“什么人？”
“不知道，地方的群众。”
邬中绕开陈小炮，飞步来到陈政委的办公室，见徐秘书正在拨电话，陈政委焦急地站在旁边。电话终于拨通了，徐秘书与受话者联系上以后，便把话筒交给陈政委。
“局长同志吗？”陈政委接过话筒说，“我是空军第四兵团政治委员陈镜泉。大概半点钟以前，我们空四兵团司令员彭其同志，在坐车到海军基地去的路上，被一些地方群众绑架走了。请你们公安机关协助我们在各条出城的公路上检查一下车辆。……有困难吗？……”他放下话筒对徐秘书说，“现在地方公安机关不灵了，连把人找拢来都困难，怎么办呢？”他想了一想，又拿起话筒说，“局长同志，无论怎么样也要请你们协助一下。……好，我叫一个同志把情况告诉你。”他把话筒递给邬中，“你来讲。”
邬中接过电话，将事件的前后经过，时间、地点、人物，汽车的去向等各方面不厌其烦地说得清清楚楚，陈政委在旁边再三提醒他：“简明扼要，不要太啰唆。”而邬中越想简练便越是语无伦次，费去了更多的时间。
电话还没有打完，那个山东籍的黑汉子高炮连长赶来了。政委命令他说：“立即全连出动，分头到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民航机场、海上客运码头、内河客运码头，各个地方都去检查、守候。注意，要跟人家讲清楚意思，不要发生误会。快去吧！”
高炮连长领了任务退出办公室，在门口踩了陈小炮的脚，小炮哎哟叫了一声，徐秘书把门关上。
政委坐下来问邬中：
“你估计是什么人干的？”
“很难讲，听口音，有的是北方人，有的是本地人，那四个女孩子都是本地人。”
“看见有我们文工团的人吗？”徐凯问。
“没有。”邬中非常注意地望了徐凯一眼，强调说，“没有一个穿军衣的，也没有一个人是见过面的，都不认识。”
“你先回去吧！”政委说，“先不要告诉他的家属，省得惊慌。”
邬秘书完成了任务，感到很轻松，漫步通过走廊，下了楼梯，钻进彭司令员的黑轿车，在后排座位上半躺着，扪住胸口吁了一口气，露出了微笑。即将开车时，陈小炮拉开车门钻进来，对邬秘书说：
“送我一下好吗？”
“到哪里去？”
“李副司令家里。”
“干什么？”
“找李小芽玩儿。”
“好吧！”邬中应允了，吩咐司机，“开李副司令员家里。”
许淑宜今夜改变了往常的习惯，没有用被子盖着腿坐在床上，而是在走廊里慢慢走动着，从这头到那头，不断打回转。一则因为天气暖和了，南隅的四月同中原的六月差不多，只能穿一件单衣，午后最热时甚至穿衬衣都要出汗，在这样的季节，许淑宜的腿关节稍微舒服一点；二则刚才彭其大声怒斥邬秘书的反常行为使她心里非常不安，自从丈夫乘车到海军基地去以后，她一直坐不住，在想着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有越来越多的迹象使她产生了可能发生灾难的预感。
她是一个资历不浅而比较单纯的人，直到不久前还以为彭其的问题已经搞清楚了，坚信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她想，无论是谁，都会不折不扣地按照这个方针办事。过去，她自己在领导一个科学研究机关时，对任何犯错误的人都是这样做的。目前看起来，事情正在起着变化，至少，她感到别人的做法与她的做法是不大相同的。彭其在下部队检查工作的前一个晚上曾经把北京打给陈政委的电话内容告诉了她，这几天里，她把那个电话的全文背得烂熟了，并且将一句句话掰开来，拆散了，反复数十次地进行研究，她得出来的结论是并不十分可怕的。而彭其却耸人听闻地要她做好最坏的准备，甚至要打算由她单独带着女儿去过完余下的日子。她想，怎么可能呢？他毕生精力都贡献在自己参加发起的这场革命中，而革命竞要调过头来把他吃掉，岂不是太奇怪了吗？但她一直在不断注意地方造反派的小报，从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中好像也感觉到的确是到了一个反常的时代，一切原来不合理的事物，现在都变成最合理的了，原来合理的，反过来成了非常荒谬的。她弄不清，世间的事物怎么会经常产生一些这样的颠三倒四的变化。如果说全国解放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而带来了是非观念的大变化，那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已经由一个新的政权取代了旧的政权，原来被压迫的阶级变成了当权的阶级。但是现在的变化怎么去理解呢？难道也要更换政权了吗？难道阶级关系又将重新颠倒过去了吗？地方上每一个单位的领导人都被打倒了，将要出现的新掌权者又是一个什么阶级呢？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那些无党派的造反头头能划归到一个统一的阶级范畴里去吗？许淑宜是钻研过理论的，她被当前的理论问题弄得很窘，只好用一句话来解脱自己：“相信毛主席。”
有关这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她在昨天晚上入睡的时候已经下决心再不想了，今天所想的都是眼前的现实。她深深了解，彭其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也是脾气很倔的人。坚强可以使人在狂风暴雨的摧残下不倒不折不弯腰；但脾气倔，可不见得是一种好性格，目前看起来，彭其的倔劲上升了，要是有人采取侮辱性的形式斗争他，他会怎么样呢？真叫人担心啊！夫妻虽然是人类关系中最密切的一种关系，但遇上承担社会责任以及个人的喜怒哀乐时，是无法互相代替的。要是能够代替就好了，或者能把两个人的处境交换一下就好了。而这只是幻想，是由于现实的希望达到了极穷而变化成为虚幻的东西，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
轿车回来了，尽管司机着力不弄出声响来，许淑宜仍能听见。虽然她那当将军的丈夫一天到晚忙于军事上的大事，每每回家总是往办公室里钻，不像那些小家小户有那么多亲近温存的机会，但是，只要那部黑色轿车进了这个院子，丈夫的脚步声在楼梯上一响，她就感到身边有着他的体温，空气中充溢着他身上那种特殊的令人喜悦的气味。如果是在愁闷的时候，就会立即开朗起来；如果是在困惑的时候，就会马上明白起来。彭其的脚步声经常是噔噔噔没有多大变化的，部队打了胜仗也好，他正在生气也好，或许平平常常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也好，他登上楼梯的脚步声从来没有变化过。果真是毫无变化的吗？这只是一般人的感觉，而许淑宜一听，便能把他在各种不同心情时的脚步声区别得清清楚楚，但要她讲出区别的特征来却做不到。今天是怎么啦？小车开进院子这么久了，还不见彭其上楼，也没有听到他与战士说话的声音，难道是产生了幻觉，小车并没有回来？她心里像电火花一样闪跳了一下。又是不正常的现象，近来经常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不正常，不祥的预感像滚雪球似的，步步增大，日趋醒目了。电火花一闪，雪球又滚动了一回。
许淑宜很不放心，困难地走下楼去，找到小车司机一问，司机告诉她：“司令员在海军基地，今晚可能不会回来，邬秘书要我把车开回来。”
这样的回答能令人满意吗？不满意也只能这样了。
她在院子里望见女儿的窗户亮着灯，心中又念起她了。这孩子近来一天到晚关门不出，也是心情很不好，怪可怜见的。是啊，你这个妈妈能够日夜为她爸爸担心，就不兴女儿牵挂她心上的小伙子吗？小赵那孩子将来要是能成的话，只怕也跟彭其一样，倔得很。唉！母女的命运是一样的……
不！妈妈想得太简单了！女儿的命运怎能比得上她！
那安静的小房里，连地板都没有听到响一声——自从她晚饭后关紧房门，一直到现在。
她在写诗，她忽然间变成了一个诗人。那天晚上离开赵大明回到家里，一首浸饱了眼泪的长诗便积郁在心中，闷得她坐卧不宁，非立即吐出来不可。可那使心儿碎裂的诗啊，那么不易出来，像春蚕作茧，悠啊，悠啊，每悠动一回，便牵肠挂肚地难受。
她心里像一个不平静的海洋，小船飘泊在苦涩的水里，颠簸在翻滚的浪涛上。
她已经把他看透了，过去的一切都是假的。他不过是为了想成为司令员的女婿才装得那样诚实，骗取了湘湘宝贵的信任。他爱的是司令员的地位和权力，不是爱他的女儿。湘湘不过是一座小桥，仅配为人家垫脚，多么可悲！世界上还有人能像她这么悲惨吗？她简直觉得不可能再有。她恨着赵大明，也怨着自己的爸爸。假如没有一个这样的爸爸，假如他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或农民，那么谁也不需要来巴结他，湘湘也就不会碰到骗子了。谁说首长的儿女真幸福？最不幸的恰恰是他们。湘湘羡慕文工团那些年轻的女演员，羡慕她的女同学。她们是多么自由！想爱谁就去爱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警备森严的小院子的限制，没有人把她们当成过河的桥或上楼的梯子。她们不需要因爸爸成为走资派而承受突然失恋的痛苦。
这是真正的痛苦！
除了恨他以外，她还老是要被他的影子和声音纠缠着，折磨着，使她透不过气来。尤其是他的歌声，那是美的象征，爱的诱饵，是魔鬼化装成王子的微笑。她抵挡不住那些甜蜜的回忆对她的伤害，她怜悯地抚摩着自己那颗害了痴病的心。她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赵大明还是从前的那一个。
不！她不能够这样开脱他，谅解他，他对她的辜负已把她的自尊心摧残得再不能复原了。为了什么一定要总是向着他，不顾一切地护着他？他不需要你那一片赤诚的心，就像山上的树不需要藤来缠它一样；它本来以为，你不缠它就不能生存下去，它没有你的纠缠却能活得更好。凭什么要做那不能自立的藤？洗涮掉被人轻视的耻辱，堵死那心灵上的创孔，愤愤地抬起不堪羞辱的头……
她把这些都写成了诗，译成英文记录下来保存着，以便能将原稿烧成灰烬，散落在苦涩的海水里……
偏偏有人要来打扰她，房门被敲得笃笃地响。她厌烦地极不情愿地走去开了门，站在门口的是陈小炮，后面跟着李小芽。这两位都是她平常很喜欢的人，但是今天，她对这两位客人的到来并不抱欢迎态度，冷冷地问一声：“干啥呀？”
小炮拉着小芽进了门，鼓着神色紧张的眼睛问：
“你知道了吗？”
“什么事知不知道？”
“你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什么事嘛？”
陈小炮满以为她们早知道了，所以来帮她们母女俩想想办法，不料湘湘还蒙在鼓里，这可怎么办呢？也许是自己的政委爸爸有意暂时瞒着她们的，那么，自作主张跑来把事情捅穿，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她望望李小芽，李小芽也望着她，两人都愣了。彭湘湘在一旁看到这些景况，隐约预感到可能是发生了不幸的事件。
“什么事呢？”她摇着陈小炮的肩头说，“快跟我说呀！快说呀！”
小炮又一想：管它哩！捅穿就捅穿，大不了挨一顿魁，反正已经说出一半来了，别叫她们受罪了。但也可能许妈妈已经知道，只是没有告诉湘湘？不管是什么情况，捅穿就捅穿。
“快把你妈妈找来吧！”她说。
湘湘没有迟疑，立刻找妈妈去了。
不明白事理的李小芽，一直不知道为什么需要她来走一趟。在路上，小炮已经把彭伯伯被绑架的事告诉她了，但是彭伯伯被绑架，要一个十五岁的李小芽到他家里来能有什么作用呢？一路问小炮，小炮只是说：“到那里商量了再说吧！”
彭湘湘扶着许妈妈来了，小炮迎上去叫了一声“妈妈”，也参与搀扶着她坐到湘湘的床沿上。
“什么事啊，孩子？”许妈妈坐下来问。
“您也不知道？”小炮更加惊讶。
“你说给我听听，是什么事？”
“彭伯伯……”
“什么？”许妈妈受了震动，“他怎么啦？”
李小芽抢先把谜底揭穿说：
“彭伯伯被别人抓走了。”
“什么？！”母女同时一怔。
陈小炮便把她从邬秘书嘴里得来的消息，以及后来站在爸爸办公室门口偷听来的一切情况详细地告诉了许妈妈。最后还说：
“许妈妈，您别着急，我们想个办法把彭伯伯找回来。”
“孩子，你想得太简单了。”许淑宜缓慢沉重地说。
湘湘开头没有做声，不久便脆弱地哭起来，靠着她母亲坐下去，抽泣连声地说：
“妈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快想个办法出来呀！”
“别哭！”陈小炮喝一声道，“哭什么！哭又哭不出办法来。快把眼泪擦干，我们来想想办法。******！想欺负咱们，咱们没那么老实。他们搞阴谋诡计，咱们也搞阴谋诡计，怕什么！来，小芽，你坐下，我也坐下，咱们现在开一个会。”她搬了条凳子给李小芽，又给自己搬来一把椅子。
“孩子，”许妈妈看了陈小炮那个劲头，不免苦笑了一下说，“你以为这是你们小姐妹闹着玩儿的吧？这是政治斗争，靠咱们这几个人有个什么用处哟！孩子，你把小芽送回去，时候不早了。”
“不！”陈小炮倔犟地说，“妈妈，您太……太有点妈妈了，怎么那样看不起自己？您是一个党委书记，就一点儿用都没有啊？您别灰心，咱们能想出办法来。第一，”她掰着指头说，“先估计一下，可能是什么人干的；第二，派一个人打进他们里头去，搞情报；第三，摸到了情报，我再去鼓动我爸爸，派部队把他抢回来；第四，彭伯伯回来以后，我们大家都来参加做保卫工作，再不让人家把他抢走了。我们也参加**********，专门当保皇派，不受蒙蔽的保皇派。您看怎么样？”
许妈妈没有做声。
“你看呢？”她又问湘湘。
湘湘也不说话。
“哎呀！怎么不开口呢？”陈小炮焦急地说，“要不你们就干脆别说，先听我的吧！我已经想好了一个主意。是什么人干的？我看肯定不是什么北京来人，北京来人怎么会有卡车？肯定是本地人故意撒的谎。还可能根本不是什么地方群众，地方群众怎么那样了解军队的事情？说不定就是咱们内部的人，脱了军装穿便衣干的。谁会干这个呢？只有文工团，他们在造反嘛！没事儿好干了，不干这个干啥呢？肯定是他们，没错，你看吧！”
听她说得头头是道，许淑宜开始注意她的话了。而彭湘湘，则更是被她打开了心窍，忽然想起自己还认识几个文工团的人，便说：
“我去问问。”
“问谁？问赵大明吗？”小炮不屑地哼了一下说，“你还相信他呀，人家现在正在造反，当头头，还记得你这个走资派的女儿！别傻呵呵了！”她说着说着，想起来要喝水，便自己动手倒了一杯，不管冷热一口喝下去，烫得她连忙吐出来，将杯子搁下凉着。
“你说吧，孩子，”许淑宜对小炮说，“你把你的想法说完，让我听听。”
“我想了个办法，看行不行？”小炮胸有成竹地说，“要找赵大明去问，他肯定不会告诉我们，可是我们可以利用他，通过他的关系派一个特务到文工团去，成天跟他们混在一起，总会有人露出话来的，一定能找到彭伯伯关在什么地方。”
“太天真了，孩子，还派特务。”许淑宜说完站起来。
“您到哪儿去？”陈小炮急了。
“我去给你爸爸打个电话，要不，……我自己到他那里去一下……”许淑宜心神不宁，拿不定主意。
“别去了，”小炮说，“我爸爸可能是有意暂时瞒着你们，怕你们着急，您这一去，他会问您怎么知道的，那我怎么办呢？”
“是这样？”许淑宜焦急地思虑着。
“还是听我讲完吧！保准能行。”陈小炮热心地劝慰着。
可是许淑宜不想听她的主意了，她感到这是小孩子的想法，并且也不宜参与小孩子们可能干出来的各种恶作剧，哪怕确有用处也罢。但她也不想阻挠她们，只得避开不听，且回到卧室去等着吧！陈政委会想办法把他找到的。“要早点找到就好啊！不然他不知会受些什么折磨呢！”她想着，自顾自地走出去了。
“你快说吧！”湘湘催促小炮，打破了暂时的沉默。
“好，我说。”小炮见许妈妈不在了，更加大胆起来，“你们都听我的。湘湘你不能出面，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急也没用。小芽你就当特务。”
“要我当特务，我不干。”李小芽觉得特务是一种最丑恶的人。
“傻瓜！”小炮说，“又不是要你去当美蒋特务，这是当我们自己的特务，彭伯伯的特务，我爸爸的特务，我们保皇派的特务，知道吗？这样的特务很光荣。你不是长得挺像个演员的模样儿吗？过去我反对你去学跳舞，这回用得着你去了，就到文工团找人学跳舞去，跟他们混熟。他们会喜欢你的，一看你这样儿就想把你搂住。你年纪又小，像个啥事儿也不懂的布娃娃，他们不会想到你是当特务去的，根本不会防备你，说不定当着你的面还大谈他们的秘密呢！怎么去法我也想好了，你不是认识赵大明吗？就去找赵大明，要他给你介绍一个跳舞的老师，就像湘湘以前在文工团学弹钢琴一样，缠住那老师不放。跳舞得要好好儿学，别的都装傻，越傻越好，只要心里明白着就行了。每天向我报告一次情况，不要到我家里来，你就在你们家里打电话给我。电话里不能说特务的事，只能说跳舞的事，知道吗？一探到了消息就马上到我家来，面对面地讲。就是这样。”
“我还认识文工团一个人。”小芽伸出一个指头说。
“谁呀？”。
“叫邹燕，那回我跟陈伯伯到他们那儿看戏，邹燕挺喜欢我的，把我带到她房间里玩儿。她那回就问我喜不喜欢跳舞，我说我不知道。”
“好！”陈小炮高兴得一下子跳起来，“真是太好了！有这么巧的事儿，彭伯伯一定能找到。你就去找那个邹燕，没错，就找她。”
“可是……”李小芽表现出为难。
“你还有什么可是啊？”
“可是我自己的爸爸怎么办呢？”
“你爸爸又怎么啦？”湘湘问。
“他老是那样，唉声叹气的，头发长了也不剪，胡子也不刮，样子有点吓人。每天要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几回，啥事儿也没有，就那么望着我，我真为我的爸爸难过。”
“告诉你爸爸，叫他别怕，总会搞清楚的。这么久了，也没有拿他怎么样，怕什么！”小炮说。
“唉！”湘湘叹气。
“你就知道叹气，靠着你呀，啥事儿也办不成。小芽，找个时间，我去跟你爸爸谈话去，干吗呀！没什么了不起！该剃头就剃头，该刮胡子就刮胡子。你爸爸要不相信我呢，我就……”她稍微想想，“我就去跟我爸爸说一说，要他去跟他谈。不管怎么样，你那个特务一定要去当。”
“好吧！”李小芽勇敢地答应了。
“明天就去。”
“行。”
“你还有意见吗？”最后才问湘湘。
“我……”湘湘抑郁地说，“心里乱得很，什么想法也没有了，什么意见也没有了。”
“你是怎么想的？”
与此同时，陈政委和徐秘书也在深入商讨刚才发生的事件，看来已讨论了很长时间。政委想听听秘书的结论和他所选定的办法。
“很清楚，”秘书说，“不但肯定是内部人干的，而且有高级干部参加，他们背后可能还有更深的背景。正好在召开党委会之前把人劫走，不可能是为了保他过关，肯定是对着您政委来的。党委会开不成，看您怎样向北京交账。一面在打倒彭其，一面开始拆您的墙脚，一环套一环地逼上来了。我们现在一定要想尽办法把他找回来，党委会还是要开。”
“要向北京报告一下。”政委说。
“是要报告。”
“你起草一个电话稿子吧，省得信口开河把话讲错了，现在做事处处要注意。”
“好。”
“哦，你还是讲你的，又打乱了。”
“办法……”徐秘书继续说，“别的种种办法都不大可靠，这么大个南隅市，你知道他们把他藏在哪里呢？到底还在不在南隅也还很难说。公安局和高炮连，堵住路口、车站去检查，多半是靠不住的，整个行动策划得很周密，不会不防着我们这一手。最好还是对文工团的人多做说服工作，讲清利害关系，要他们把人交出来。”
“他们不听你的！”
“我想了一下，有一个人可以做做工作。”
“哪一个？”
“叫赵大明。前段整风的时候，从他们内部一些揭发材料看出来，那个赵大明比较讲道理。我好像还听小炮说过，赵大明跟司令员的女儿要好。”
“有这样的事？”对于陈政委来说，这是新发现，“那好，你去找他谈谈，不过要注意，现在他的处境一定很尴尬，你办事要谨慎，晓得吗？不要使他为难。”
徐秘书点头接受了任务，但心里在想：要怎样才能不使他为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