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棂上有一只南方特有的巨大的越冬蚊子在吃力地爬动，细长的腿伸向前边左边右边探探摸摸，犹豫不定。它大概看到窗外有阳光，试图飞出去取暖，不知道这透明的玻璃是钻不过去的。这只幸运的蚊子，曾经平安地度过了漫长的寒冬，也许麻痹大意出来得太早了，竟会在春暖花开以前挣扎不过去，遗憾地死在这窗棂上？
蚊子的动作没有声音，整个房间也没有声音。陈镜泉政委刚刚放下电话，手还没有从电话机上移开，在微微发抖。他的秘书徐凯惊疑地站在旁边注视着首长的表情，两人谁也不说话。
电话来自北京，指定要陈政委亲自接听，通话的时间不短，内容肯定非常重要，因陈政委那颤抖的声音和负罪的态度是很少见到的，放下电话以后，像这样痴呆地站着也是从未有过的。
“什么事啊？”徐秘书谨慎地小声问。
陈政委移转身，坐进沙发里，继续凝神。
过了许久，秘书又问：“什么事啊？”
陈政委仍旧没有说话，徐秘书只得静静地站着，等候首长开口。
“你坐下。”政委指了指旁边的沙发说。
徐秘书轻轻移动步子坐下来，侧身望着政委。
“看样子，这回他要完了。”政委说。
“谁呀？”
“彭其。”
“有些什么指示下来？”
“责问我们为什么不督促他继续交代问题；批评我们麻木不仁，没有路线观念；还指示我们……”政委竭力回忆原话，“指示我们召开党委全会，把问题在会上摊开，听听委员们的意见。还有……”他声音发抖了，“对我个人也提出了要求，要接受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考察。”
“我去把专用记录本拿来？”徐秘书说。
“对，快拿来，要把原话记上。”
徐秘书打开保险柜，拿出一个专门记录上级首长电话的保密本来，抽出钢笔写上日期、时间、来话人姓名、受话人姓名，便静等着政委从头开始回忆。
陈政委看来已有点未老先衰了，记忆力相当不好，每回记出一句话来，总叫秘书先不要记上，揣摩半天，确定是不是原话，要十拿九稳才往上面写。这样，整个电话内容用去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回忆起来记录清楚了。
徐秘书把本子一合说：
“原来也并没有说要督促他继续交代问题，怎么现在……”他有点胆怯，经过一阵迟疑，终于勇敢地说出来，“怎么现在又来了责问呢？”
“是啊，看起来……我……太不敏感，太……迟钝，也太……太爱按常规办事了。”
徐秘书本是有看法的，但不便过多插嘴，只是听着。
“现在的斗争形势变了，工作方法……也要变，也变了。要透彻领会意图，光看字面上，言语中间，不行，不行，不行了！没有向你交代，你就以为不要督促，这……这就是麻木不仁，就是……没有路线观念。看起来，意思是要你们自己主动。不一定都要向你交代，你要表示自己有一颗忠心，就要主动去打击……打击那失去信任的人。我今天……才晓得，不敏感，太迟钝，跟不上形势了！……唉！……”
“现在您打算怎么办呢？”秘书担忧地说。
“你年轻，你头脑敏感一些，你好好把那些原话嚼一嚼，把味道都告诉我。这一回一定要透彻领会，领会透了再看怎么办。你好好看看吧！我现在有点头昏，要静坐一阵。”
“您是不是又感到身体……我找医生来吧？”
“不，不要去找，你赶快做你的事吧！”
“身体不行要早看，别等到……”
“不要讲话了，你不要讲话了，我坐一坐就会好的。”
陈政委靠在沙发里半躺着，闭上眼睛，健全的右手搁在沙发扶手上，左边的空袖筒，上半截直垂下来，下半截搭在扶手上，人不动，它也不动。
徐秘书翻开专用记录本，反复默念着刚刚记下的电话内容，从字面上和字里行间以及文字的背后、反面各个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时而转头看看身边的首长，脸上流露出怜悯之情，又不好唉声叹气，又不能随便表达自己的不平和同情，只能像电子计算机一样客观严格地进行工作。他深知任何感情的因素都是不能带到工作中来的，凭感情办事不仅可能受到首长的责难，而且有时也可能影响到首长对事物的判断。秘书工作就是这么一种机械、严肃和要求精密的工作。徐秘书至今感到适应这门工作有点吃力，虽然明知不能带感情，有时仍旧避免不了，只是尽量选择在小问题上表现出来就是了。他年纪很轻，是个工科大学的肄业生，应征入伍，当了四年雷达兵，又做了三年的秘书工作，比起邬中来，没有那样精明，但小伙子好学认真，进步挺快，在秘书们中间他是最虚心、最老实的一个。直到现在，他的工作效率仍比其他人低一些。但这点无妨，因为陈政委的个性也是不喜欢快的，宁肯慢一点，要搞得稳妥一点，徐秘书便正好投合了他的胃口。年轻的秘书也已经二十六岁了，首长曾经征求他意见要不要给他找个对象，一提起他就脸红，连说：“不要，不要。”自称：“还小呢！”你看他那个认真的样子，像小学生坐在考场里一样，看一看，想一想，没有写什么字，大概全记在心里了。
“你搞出点眉目来了吗？”政委闭着眼睛问。
“您好些了？”秘书反问。
“好些了，听你讲讲看。”政委单手撑着扶手坐直了一些，转头望着徐凯。
“我不知道对不对……”
“讲吧！”
“您刚才说的没有错啊！确实是那么回事。”徐秘书抛弃了所有顾忌，将自己的心得全部谈出来，“我想起那次北京的会议对彭司令员的评价是：‘有一些初步认识，但态度欠端正，回去边工作边想想自己的问题，想到什么，写信来也可，人来也可。实在没有了，就算了。’这个话灵活性很大。也可以重点注意‘实在没有了，就算了’这一句，也可以从‘有一些初步认识，态度欠端正’这里面多想想没有说出来的下文。对于犯错误的人来说，应该注重认识只是初步，态度还欠端正这一面，而不应该以为实在没有就算了。还告诉你‘写信去也行，人去也行’，等了你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不去呢？这是就犯错误的当事人而言。旁人呢？跟他在一起工作又深深了解他情况的人呢？就是说政委您，也以为他算了，跟他和平共处。这就是上面说的麻木不仁。党委呢？你们的书记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是带着这样的结论回来的，你们还像过去一样尊重他，听他的摆布，不与他进行斗争，这也就是麻木不仁。另外，前些时候江部长从北京回来，曾经带回来一种暗示，说上头对彭司令员的态度很不满意，这就进一步告诉我们了，根本不要抱着‘算了’的幻想，赶快同他进行斗争。但我们还是没有动，可见麻木不仁到了什么程度。今天的电话里在‘麻木不仁’的后面还有一句‘没有路线观念’，我看这句话不能小看了，如果是对一个普通战士说‘没有路线观念’，那么今后就把路线观念建立起来就是了。对于高级干部，事情就不是这么简单。”
“对，对，对！”政委接过话来说，“你革命那么多年，你了解党内斗争历史，你应该深知‘路线’二字的真实含义，可是你却没有这个观念，这意味着什么呢？是真正没有路线观念吗？表现出没有这个观念，就是有另一种观念，头脑不是空的嘛！你既然没有正确的观念、态度、立场，那你是什么呢？是属于哪一边的呢？”
“还有，”徐秘书继续说，“今天的电话要求我们‘召开党委全会，把问题在会上摊开，听听委员们的意见。’这个话从字面上看来，很容易做到，开上一两天会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真是这么提提意见就了事，那以后更不好交账。问题摊开，可以理解成就把发生的事情原本讲给大家听，让大家都知道一下；也可以理解成，摊开问题起一个发动群众的作用，重点放在发动群众上面。发动群众干什么？要求彭司令员听听这些被发动起来的人的意见。这些意见可以是就事论事地批评他一下，也可以是认为他根本不老实，企图蒙混过关，于是就要对他展开新的斗争，要把他斗得老实起来，交代彻底，大家再也没有意见了才算完。大家对会议抱什么态度，取决于主持会议的人怎么动员，怎么引导。简单地说，这次会议可以开成一般的听取意见会，也可以开成斗争会。看样子，需要的是后一种会，而不是前一种会。光听听意见解决什么问题呢？何必要开全会呢？而且，就是斗争会，也还要斗出成绩来，成绩好坏的标准，就是看最后能不能……”
“你说下去。”
“政委，我怕，我不忍心说出口啊！”秘书忍不住流泪了，慌慌张张掏出手绢来揩了揩，“唉！没有想到，司令员他……他这回过不去了！”说不下去，停了停，勉强控制住感情，又说，“就是这样，要千方百计把他打倒，打倒了，会就算开好了，打不倒他，会就失败了。我看结论就是这样。”
“你等一等，我……安静安静。”陈政委抬起手来把眼窝按了几下，强忍住没有失态。
徐秘书停止说话，恍恍惚惚地走去在政委的茶杯里添满开水，端过来放到侧面茶几上，重新坐在原处，叹了一声呆着不动。
“你还是讲吧！”政委说，“你从旁边来看，分析分析，有好处。”
秘书稍事回忆，接着说：
“最后一个内容是，要您接受考察。这个话很清楚，就是给你一个机会——斗彭，你去表现自己吧！看你怎么表现。为什么要考察你呢？因为在去年的‘罢官夺权’斗争中，你是暧味的，你那份没有拍出去的电报还是一笔账欠在那里；前段对彭的态度又是暖昧的，你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好，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也许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目前摆在面前的，有两种结局：要么倒一个，要么倒两个。彭，是倒定了的，陈，就看你的态度，积极斗彭，陈可能保住，不斗，彭、陈一起倒。陈是不能代替彭的，不能说，让我倒，让他留着吧！这种谦让是没有用的。我考虑，这个电话的实质就是这样。”
“就是讲，我要想不倒，就必须把彭打倒？”
“是的。”
“我必须动员大家想尽办法来把他掀翻？”
“唔。”
“我除了这条路，再没有路走了？”
“余下的，只有垮台的路。”
“垮台是什么味道？”
“那……”
“是反党分子吗？”
“也可能叫‘三反分子’。”
“还有没有党籍？”
“靠不住了。”
“让不让你退休？”
“现在不会同意的。”
“我只有一条路了，只有一条路了，我在战场上几十年，还没有碰到过这样死死的围困。这比那战场上的围困厉害得多啊！这是政治重围，政治重围，兵临城下了！……唉！……”
“政委，”徐凯内疚地说，“我……可能分析得不对，可能太绝对了。”
“不，复杂的斗争也把你的分析头脑锻炼出来了。你的分析完全是对的。”
“可是，”徐秘书说，“我做出的结论非常可怕，连我自己都胆战心惊。在我的结论当中，等于是把彭司令员枪毙了，等于是把您逼上了悬崖。这个结果是冷酷无情的，但是我，从心里……接受不了。我在您面前说，无所顾忌，我有点温情主义，我同情他，也为您很难过。政委，我……我年纪太轻，我感到自己还干不了这样复杂的事，您能不能……？”
“你想离开我？”
“我……”他很难出口。
“你走吧！警卫员也走，厨师也走，司机也走，大家都能走，只有我走不脱，没有地方走。”
秘书缄默。
院子里响起一阵毫无收敛的大笑声，徐凯侧耳听听说：
“江部长来了。”
“你出去一下，”政委说，“叫他现在不要进来，说我身体不舒服，有事叫他等一阵。”
院子里，陈小炮打着赤脚，裤管卷到膝窝下，头上包一条毛巾，举起锄头正在挖土。江部长走进岗门，老远就哈哈大笑走近陈小炮说：
“小炮，你在演兄妹开荒啊？还有哥哥呢？”
“哥哥画画儿，他靠画儿吃饭。”
“那你就靠种地吃饭？”
“是的，我自己种，自己吃，吃不完的才给别人吃。”
“你会搞吗？”
“警卫班有师傅。”
这时，徐秘书已走下楼来，与江部长打了个招呼说：“政委身体不太舒服，要稍微休息一阵，您有事请等一等。”
“好，我不急。”江部长说完，在陈小炮的地边蹲下来。
“小心脑袋！我这锄头可不长眼睛的。”
吓得江部长连退数步，又哈哈笑了一回，把肩上一个时髦的黑色人造革背包取下来，拍了拍说：
“小炮，又给你带吃的来了！”
“有吃的欢迎！”陈小炮不停止挥锄。
“还有玩的呢！”
“玩的？啥好玩的？”
“你休息休息吧，上楼去拿给你看。”
“我就完了，等一等吧！”
陈小炮加快挥锄，弄得泥土四溅，竞有一小团掉进江部长衣领里面去了，江部长放下提包连忙抖衣服，把小炮乐得大笑起来。不久，她的地挖完了，将锄头往墙边一扔，拍拍手说：“上去吧！”
江部长跟着陈小炮上了楼，走进她的房间，见房里整齐有序，感到吃惊。
“小炮，你最近请了个保姆吧？”
“这么大人了，为什么还要靠保姆？”
“房间里整齐多了。”
“靠自己，喏，就这双手，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好！有志气！”
“有什么吃的快拿来吧！”
“你这么性急呀！”
江部长坐在椅子上，扯开了拉链，搬出来一个相当大的硬纸盒。
“这么多！吃得了？”小炮惊呼。
“哈哈！你吃吃看。”江部长打开纸盒，搬出一样东西来。
原来是一门炮，玩具火箭炮。高低机，方向机，瞄准镜，击发按钮，火箭，靶子，样样俱全。
江部长说：“你不是叫小炮吗？我就送你一门炮，好不好？”
“这玩意儿倒有点意思，”小炮高兴地凑拢来，“能打吗？”
“当然能打，不能打还叫炮？”
江部长耐心地把炮安装起来，将靶子——一副单杠上挂着两个戴钢盔的木板人——放在三公尺远的前方，一边讲解，一边操作，开始了实弹射击。
“你看，这是瞄准镜，中间有个十字叉，要对准前面的瞄准具，再对准单杠上的人，三点成一线，这是摇升降的，这是摇方向的，看看，对准了没有？”
“对准了。”小炮瞄了瞄说。
“好，再把火箭装上，先装上火箭再瞄也可以，检查一次，有没有移动位置，行了，开炮吧！按这里。”
陈小炮将炮钮一按，火箭立刻直射出去，叭的一声，戴钢盔的小人便翻个跟斗倒立着了。
“嘻嘻！有意思，有意思，我再来一下。”
陈小炮高兴得手舞足蹈，接二连三不知疲倦地当起炮兵来。江部长张着大嘴笑个不停。玩了一阵以后，又开始拿吃的了，像上回一样，也是一个用透明塑料纸裹着的硬纸盒。
“是什么？”
“蜜饯什锦果。”
“好极了！”
陈小炮把盒子接过来，又往枕头底下一塞。无论玩的也好，吃的也好，她都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并且连谢谢二字都没有。好像江部长是个小商贩，小炮是用钱从他手上买的，买卖做完了，你就可以走了。
房门被徐徐推开，陈政委站在门口。江部长立刻起身叫了声“政委”。
“到办公室去坐吧！”政委说。
“好。”
“你又给她带什么来了？”
“一个玩具，一点吃的。”
“不要这么就着她来，这么大了，又是玩，又是吃。”
“那不要紧的。”
说着话，他们走进了办公室。
“已经给你泡了一杯茶，在这里。”陈政委指了指茶杯，自己先坐下，然后吩咐江醉章，“你坐吧！”
“好。”
“你这回去北京，是哪一天回的？”
“回来好几天了，一些啰唆事拖住了，没有及时来汇报。”
“文章怎么样？”
“文章放在那里了，行不行，再说吧！”
“你在北京还听到了什么消息没有？”
“消息？”江醉章装着糊涂说，“造反派那些消息？”
“不，跟我们有关系的。”
“噢！别的没有听到什么，只是，还是过去那个说法，好像对彭司令员的态度……”摇头。
“唔。”
陈政委沉默。江醉章不断偷看他脸上的表情，拿出一支烟来点着，又把烟缸从茶几的下一层搬到上面一层来。只顾抽烟，不主动讲话，像是在等着陈政委开口。
“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讲的没有？”政委问。
“我……主要是看政委有什么指示。”
“你就没有讲的了？”
“我……”他摇头，“没有。”
“文工团抓了那些人，你怎么想？”
“首长决定要抓的，我们照着执行就是了。”
“查了几天，查出什么问题来没有？”
“好像还没有查出什么大问题。”
“明天要把人放掉，你去跟他们谈谈，一个个地谈，要他们接受教训，不再这样搞了，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是。”
“他们那些材料处理了吧？”
“处理了，早就处理了。”
“要多管一管文工团，你对文化大革命比较了解。又要放手发动群众，又不能完全不管。”
“是，我过去管得不够。”
“另外，你是党委委员，我告诉你一件事。北京来了电话……”
江醉章脸上做出了敏捷的反应，特别注意地听着下文。
“……要我们召开一个党委全会，”政委慢慢地说，“把彭的问题摊开来，听听委员们的意见。”
“是今天打来的电话？”
“唔，就是刚才。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我……”江醉章迟疑地说，“没有好好想过，政委您看怎么搞法呢？”
“会是肯定要开的。”政委说。
“那当然。”
“而且还要快，尽量早点开始，不然就被动了。全体委员到齐，起码要提前三天通知。今天下午开个常委会，明天通知的话，要在四天以后才能开会。不知常委们的意见怎么样，还要部队不出事才好。开会的时候，我想，先传达电话指示精神，让彭也听听。然后呢，委员们先讨论一下，深刻领会指示意图，同时跟彭做点个别工作，让他有所准备，再来开展思想斗争。我自己初步考虑是这样搞，还没有跟常委商量。你看这行不行？你既然来了，我就先听听你的意见。”
“我……”江醉章十分谦谨地说，“政委考虑的当然对啰！”
“那不一定。”
“不过，”江醉章紧接着就转弯了，“现在不比平常，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正是大搞群众运动的时候，有些事情恐怕不一定能那么按部就班，规规矩矩了，群众一发动起来，很可能打破我们的计划，到时候怎么对待呢？比如，机关干部要知道了消息，贴出大字报来怎么办？文工团知道了，要来揪斗怎么办？委员们如果认为你陈政委划框框定调子，企图保彭过关，怎么办？恐怕这都是要做好思想准备的。很可能不能按照预想的计划去搞，很有可能要跟群众发生矛盾，你叫他这样，他偏要那样，你叫他不要搞的，他偏要去搞，碰到那样的情况，您抱什么态度呢？像彭一样，派兵抓人？组织一部分人去斗争另一部分人？都是不行的，如要真正实行‘正确对待群众’，只能因势利导，不能泼冷水，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我考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只能是这样来办事。”
“唔，”政委连点了几下头说：“你提出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况很好，思想有这个准备是必要的。但是，要做工作，机关干部也好，党委内部也好，文工团也好，都要做工作，说服他们不要打乱党委的部署。你，多注意注意文工团，他们能够听你的。”
“那很难讲，我控制不了他们，还有点怕他们，他们一发脾气，就不管你张三李四。”
“不能够怕，就是给你戴高帽，你也要戴着高帽做工作。”
“我尽力来办。”
一时无话了，江醉章看样子有点坐不住，像有什么急事挂在心上似的，屁股在沙发里磨来磨去。一看陈政委，好像他的话并没有说完。江醉章终于不顾他了，忽地站起来说：“政委，我走了。”没有等政委说是与不是，他已经走出了门，也不再跟陈小炮告别，急步下楼去，匆匆出了小院门。
陈政委目送江醉章出去以后，白语了一句：“他这是什么意思？群众……群众……群众会怎么样？会把彭其活吞了？”他想起了彭其，他的老战友，四十年同路走过来的老战友。他回忆起那段往事来：
彭其十五岁就死了父亲，母亲改嫁，他自己养活自己。一无田，二无土，租了人家的柴山来学着烧炭，像野人一样，住在山上的窑棚里度过了好几年。陈镜泉比他幸运，双亲都在，还读了四年书，但后来因缴不起学费，只得回家做工。做工得要找条门路，正好彭其来邀他入伙，条件是，彭其教陈镜泉烧炭，陈镜泉教彭其认字。在山上朝夕相处整整三年，文化水平相等了，烧炭的本事也相当了。有时用绳套套一只麂子吃烤肉，享天福；有时挖几个笋子煮白水，一样吃得香。那年搞农会，两兄弟商量下山来人了伙，发挥的作用还真不小，又能写标语，又能算账；又会烧炭，给自卫军打梭镖，什么事情都干过。每天夜里，两人头挨头睡在一起，谈起共产来想得天花乱坠，好像明天就是共产世界了。后来听说共产还并不容易，搞得不好就要被捉去杀头。兄弟俩实在太喜欢那个共产世界了，便决心不顾一切，一定要干到底，谁也不许半路开溜。为了建立一种信用，用麂皮做了两个连在一起的皮荷包，你一针我一针，一天缝几针，便把它缝好了。又用扒火的铁筷子烧红，在麂皮荷包上烫了几个字，左边：“努力共产。”右边：“努力共产。”中间：“死结同心。”用剪刀从中间一剪开，便成了两个皮荷包，每个荷包上都有半个“死结同心”和一个“努力共产”。剪开麂皮荷包的时候，两个人还说了几句这样的话：“这一世，我们兄弟砍头一起砍，分田一起分，有饭各一碗，无米两肚空，革命革到底，誓死结同心。”
现在，革命革到底了吗？可是那死结的同心先要散了，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年轻的时候做些可笑事，但年轻的时候心地也真单纯哪！人到老年，恐怕很少有人记得青年时候的盟约，因为时代变了，条件变了，双方的处境都变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也大不相同了，会觉得那只是小孩子的儿戏，不可认真。而彭、陈两个的同心，实在与一般的儿戏不同。四十七个只剩了三个，这对同心还没有散，多不容易啊！同心的目标是要努力共产，共产还没有实现，工作还同在一起，大可以继续努力干下去，这样宝贵而又符合实际情况的同心，为什么也要遗忘，也要叫它散了呢？陈政委想起这些，难过得心如刀绞，想去找谁说说话，又无人知道这一段历史，只有那胡连生是可以说说的，他又成了“疯子”，难道还能找彭其去说这个吗？那就真正是小孩子了！他产生了一种古怪心情，好像庙里的孤僧一样，寂寞得不知怎样打发日子，竟毫无目的地敲开了儿子小盔的门。
小盔埋头在画石膏像，见爸爸进来也不理睬。陈政委看着他画了一阵，忽然提出说：
“你画个烧炭的试试看。”
“什么烧炭的？”
“就是那山上烧柴炭的，搭一个人字棚住上，在里面烧起火，一条麂子腿，腌了盐的，用藤条吊在火上烤，烤得喷香，两个青年人，一个撕一块肉在吃，还抢，你抢我的，我抢你的，笑得要死。”
“这我画不了。”小盔说，“美术是空间艺术，不是时间艺术，还要画出过程来，不成了动画片？”
“什么空间时间！”政委感到扫兴，自语一句出了门。
他慢慢地在走廊里移步，感觉到走廊很宽，又很高，回声嗡嗡地响，像教堂一样，特别令人寂寞，又特别疹人，还使人特别感到空空荡荡，有点心慌。实际上，这个走廊的高度和宽度都很适宜，只是今天随人的心情变化而变化罢了。政委害怕这个走廊，便躲进小炮的房间里去。小炮在那里穿针引线，咬着牙干得正起劲，一定要把自己那双裂了口的解放鞋补好。政委没有对她的行为产生兴趣，不觉得这样很好，也不觉得这是多余，痴痴地望着她穿了几针，突然问道：
“小炮你也跟别人结过什么同心吗？”
“什么？铜心？”
“唼。”
“还铁心呢！铜心！”
陈政委没有笑，像耳聋听不见似的，觉得无味，站起来又走，只得仍旧走回办公室，这里站站，那里站站，最后决定去摸电话。好像那电话是漏电的，把手一伸，又收回来，又一伸，碰了一下，又收回来。后来还是勇敢地抓了起来，拨了号码问：“彭……彭……”一句话还没有说完，电话里响起了邬中的一串机关炮似的回话声。
“是政委吗？司令员暂时不在这里，不知到哪里去了，只说叫我守电话，没有叫我跟去。我还以为到您那里去了，老战友谈谈知心话，不便叫我听见呢！他没有去，那我就搞不清楚了。您有什么指示能给我讲的我就记下来告诉他，要是不能对我讲，等他回来要不要请他到您那里去一趟呢？政委，如果需要保密，最好是请他到您那里去，现在阶级斗争复杂，电话不保险啊！”
陈政委气得嘴唇发乌，一个字也没有说，将电话筒使劲一掼，许久没有动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