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我都曾深深陷入在一种苦闷的泥淖中，也可以说是交织着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一是自己所能表现的生活是经过粉饰的，苍白无力的，跟自己平日耳濡目染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相去甚远，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这原因今天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二是由于自己的文学根底不足，身居偏远山区，远离通都大邑，正是求师无望，求教无门。因之二十年来，我每写一篇习作，哪怕是三两千字的散文或是四五千字的小说，总是在写作之前如临大考，处于一种诚惶诚恐的紧张状态。写作过程中，也不乏“文衢通达”、“行云流水”的时刻，却总是写完上一节，就焦虑着下一章能否写得出（且不论写得好不好）。初稿既出，也会得意一时，但过上三五天就唉声叹气，没有了信心，产生出一种灰色的“失败感”。爱人摸准了这个心性，每当我按捺不住写作过程中的自我陶醉，眉飞色舞地向她讲述自己所写的某个人物、某个情节或是某段文字时，她就会笑骂一声“看你鬼神气！不出三天，又来唉声叹气！”果然几天后初稿一完，我也就从妄自得意走到了反面——心灰意冷。直到很多日子过去，才又不甘失败地将稿子拿出来，请朋友看看有无修改价值。我的不少小说，都是受了朋友的鼓励，才二稿三稿地另起炉灶，从头写起。我甚至不能在原稿的天头地角上做大的修改，而习惯于另展纸笔，边抄边改，并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字句的推敲上。我由衷地羡慕那些写作速度快的同行，敬佩他们具有“一次成”的本领和天分。假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障了我的基本生活，而到别的什么制度下去参予什么生存竞争，非潦倒饿饭不可。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到一个山区大县去采访。时值举国上下进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全国城乡开始平反一二十年来由于左的政策失误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该县文化馆的一位音乐干部跟我讲了他们县里一个寡妇的冤案。故事本身很悲惨，前后死了两个丈夫，这女社员却一脑子的宿命思想，怪自己命大，命独，克夫。当时听了，也动了动脑筋，但觉得就料下锅，意思不大。不久后到省城开创作座谈会，我也曾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些同志听。大家也给我出了些主意，写成什么“寡妇哭坟”啦，“双上坟”啦，“一个女人的昭雪”啦，等等。我晓得大家没真正动什么脑筋，只是讲讲笑笑而已。
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三中全会的召开，制定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正确路线，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人民在思考，党和国家在回顾，在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而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文学呢，则早已经以其敏感的灵须，在触及、探究生活的也是艺术的重大课题了。我也在回顾、在小结自己所走过的写作道路。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使我茅塞顿开，给了我一个认识论的高度，给了我重新认识、剖析自己所熟悉的湘南乡镇生活的勇气和胆魄。我就像上升到了一处山坡上，朝下俯视清楚了湘南乡镇上二三十年来的风云聚会，山川流走，民情变异……
一九八○年七—八月间，正值酷暑，我躲进五岭山脉腹地的一个凉爽幽静的林场里，开始写作《芙蓉镇》草稿。当时确有点“情思奔涌、下笔有神”似的，每日含泪而作，嬉笑怒骂，激动不已。短短十五六万字，囊括、浓缩进了二三十年来我对社会和人生的体察认识，爱憎情怀，泪水欢欣。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我是花了二十几年的心血才写出了《芙蓉镇》，也不为过分。
不少读者对《芙蓉镇》的结构感兴趣，问这种“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写法是怎么得来的。我觉得结构应服务于生活内容。内容是足，形式是履。足履不适是不便行走的。既不能削足适履，也不宜光了脚板走路。人类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明的突飞猛进，加快了人类生活的速度与节奏。人们越来越讲求效率与色彩。假若我们的文学作品还停留或效仿十七八世纪西方文学的那种缓慢的节奏、细致入微的刻画，今天的读者（特别是中青年读者）是会不耐烦的了。而且，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故事发展的节奏和速度都是较快的，读者也读着痛快习惯。
前面已经说过，《芙蓉镇》最初发端于一个寡妇平反昭雪的故事。那些年我一直没有写它，是考虑到如果单纯写成一个妇女的命运遭际，这种作品古往今来已是屡见不鲜了，早就落套了。直到去年夏天，我才终于产生了这样一种设想：即以某小山镇的青石板街为中心场地，把这个寡妇的故事穿插进一组人物当中去，并由这些人物组成一个小社会，写他们在四个不同年代里的各自表演，悲欢离合，透过小社会来写大社会，来写整个走动着的大的时代。有了这个总体构思，我暗自高兴了许久，觉得这部习作日后写出来，起码在大的结构上不会落套。于是，我进一步具体设计，决定写四个年代（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九年），每一年代成一章，每一章写七节，每一节都集中写一个人物的表演。四章共二十八节。每一节、每个人物之间必须紧密而自然地互相连结，犬齿交错，经纬编织。
当然，这种结构也许是一次艺术上的铤而走险。它首先要求我必须调动自己二三十年来的全部的乡镇生活积蓄，必须灌注进自己的生活激情，压缩进大量的生活内容。同时，对我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也是一次新的考验。时间跨度大，叙述必然多。我觉得叙述是小说写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写作的主要手段，叙述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功力。我读小说就特别喜欢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浮雕式的叙述，自己写小说时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叙述。
《芙蓉镇》在今年年初发表后，有段时间我颇担心读者能否习这种“土洋结合”的情节结构以及整块整块的叙述文字。但是不久后，读者的热情来信消除了我的这种担心，大都说“一口气读了下去”。当然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比方一位关心我的老作家基本肯定之余，指出我把素材浪费了，本来可以写成好几部作品的生活，都压缩进十几万字的篇幅里去了。还有，前些时一位文学评论家转告我，《人才》杂志有位同志全家人都看了《芙蓉镇》，十分喜欢，却又说“这位作家在这部作品里，大约是把他的生活都写尽了”。
还有些读者来信说，《芙蓉镇》就像是他们家乡的小镇，里边的几个主要人物，如胡玉音、秦书田、谷燕山、黎满庚、王秋赦、李国香等，他们都很熟悉，都像是做过邻居、当过街坊似的……今年四月里的一天，我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客房里修订书稿，忽然闯进来一个中年汉子，自报姓名，说是内蒙古草原上的一位中学教员。他说，“老古同志，我就是你写的那个秦书田……我因一本历史小说稿，‘文革’中被揪斗个没完没了，坐过班房，还被罚扫了整整六年街道……”说着，他泪水盈眶，泣不成声。我也眼睛发辣，深深地被这位内蒙草原上的“秦书田”的真挚感情所打动。
《芙蓉镇》里所写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有生活原型，有的还分别有好几个生活原型。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位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同志曾经向我转达过这样一个问题，谷燕山是《芙蓉镇》里老干部的正面形象，是个令人同情、受人敬重的老好人，是否过分强调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我觉得这确是一个值得评论家们进行探讨的问题。毫无疑义，在我们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塑造出了许多感人的老干部形象。这些形象大都是从战争年代的叱咤风云的指挥员们身上脱颖出来的，具有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和高屋建瓴的雄才大略。而我要写的却是和平时期，工作、生活在南方小山镇上的一位南下老干部。没有枪林弹雨，也不是千军万马大会战的建设工地。谷燕山首先是个普通人，是山镇上百姓们中间的一员，跟山镇上的百姓们共命运，也有着个人的喜好悲欢。然而他主要的是一个关心人、体贴人、乐于助人的正直忠诚的共产党员。他的存在，无形中产生了一种使小山镇的生活保持平衡、稳定的力量。在山民们的心目中，他成了新社会、共产党的化身，是群众公认的“领袖人物”。当然，这样写党的基层领导者形象，特别是毫无隐讳地写了他个人生活的种种情状，喜怒哀乐。或许容易产生一种疑问：在“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间人物”、“转变人物”等有限的几个文艺人物品种里头，他到底应该归到哪一类、入到哪一册去呢？要是归不到哪一类、入不了哪一册又怎么办？由此，使我联想到我们的文学究竟应当写生活里的活人还是写某些臆想中的概念？是写真实可信的新人还是写某种类别化了的模式人、“套中人”？所以我觉得，谷燕山这个人物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作为我们党的基层干部的形象，并无不妥。
简单地给人物分类，是左的思潮在文艺领域派生出来的一种形而上学观点，一种习惯势力，是人物形象概念化、雷同化、公式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繁荣起着阻碍作用。近些年来我力图在自己的习作中少一些它的束缚，但进展甚微，今后还需要花大力气，做长时间的探索。
许多湖南籍的老作家，总是要求、劝导我们年轻一辈，要植根于生活的土壤，开阔艺术视野，写出生活色彩来，写出生活情调来。他们言传身教，以自己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范例。“写出色彩来，写出情调来”，这是前辈的肺腑之言，艺术的金石之音。要达到这一要求，包含着诸种因素，有语言功力问题，生活阅历、生活地域问题，思想素养问题等等。这决不是说习作《芙蓉镇》就已经写出了什么色彩和情调。恰恰相反，我的习作离老一辈作家们的教诲甚远，期待甚远，正需要我竭尽终生心力来执著地追求。好些读者和评论工作者曾经热情地指出了《芙蓉镇》的种种不足，我都在消化中，并做认真的修改、订正。
“看世界因作者而不同，读作品因读者而不同”。应当说，广大读者最有发言权，是最公正的评论者。以上所述，只不过是一篇有关《芙蓉镇》的饭后的“闲话”而已。
古华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初于北京
一九八二年七月重版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