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后，县委常委分下工来，由她负责落实全县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右派分子改正，地富摘帽，改变成分。女同志总是细心些，适宜于做这项工作。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理所当然。为无辜死去的同志申张正义、恢复名誉，为存活下来的亲属子女安排生活、工作，义不容辞。一九五七年错划右派改正，这也不难理解，本来都是国家干部，讲了几句错话、写了点错文章也不是阶级敌人嘛，今后吸取教训、加强思想改造嘛，注意摆正和党组织的关系就行了嘛。搞“四化”，提倡科学文化，这些知识分子尚是可以利用之才，为何不用？
就是对于给农村的地、富摘帽，地富子女改变成分这一项，李国香怎么也想不通，接受不了。今后革命还有什么对象？拿谁来当活靶子、反面教员？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今后农村工作怎么搞？怎么在大会小会上做报告？讲些什么？阶级斗争是威力无穷的法宝啊，丢掉了这个法宝，就有如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丢失了手里的拐杖。难道真的到了四十几岁，在政治运动的大课堂里学到的一套套经验、办法，浑身的解数，过时了？报废了？还得像小学生那样去从头学起，去面壁苦吟，绞尽脑汁，苦思苦熬地啃书本，钻研农业技术，学习经济管理？对于这个问题，她连想都不愿意想，毫无兴趣，并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一个隐隐约约的可怕的念头钻进了她的脑子里：变了，修了，复辟了。她白天若无其事，不动声色，晚上却犯了睡觉磨牙齿的毛病，格格响。
李国香是从自身的经历、地位、利益来看待问题的。地委副书记兼县委第一书记杨民高，明察秋毫，及时发现了外甥女的不健康的思想动向，危险苗头。在一个深夜，做了一次高屋建瓴式的谈话：
“怎么？对党的路线、政策怀疑了？动摇了？这次就转不过弯来了？不行啊！根据我们党的路线斗争历来的教训，适应不了每次伟大的战略性转变的干部，必然为党、为时代所淘汰。这种例子，这种人，你还见少了？县委分工你主管落实政策，你不能个人意气，不能以个人感情代替党的政策，任何时候都要服从党的决议。我们是下级，是细胞，不是心脏、大脑。就是万一将来又说错了，也是错在心脏、大脑。我们离心脏、大脑远着哪。我们只是执行问题，责任不在我们。关于地富摘帽及其子女改变成分的问题，叫摘就摘，叫改就改嘛。万一将来又叫戴，就再给戴嘛。过去叫抓，是革命的需要。今天叫放，也是革命的需要嘛。我们生是党组织的人，死是党组织的鬼嘛……”
舅舅就是舅舅，水平就是水平。对斗争规律烂熟于心。只有学会了在政治湖泊里游泳的人，才有这种自由。要不然，舅舅怎能当上地委副书记兼县委第一书记？李国香就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还没有赢得这种自由，还是个“三成生、七成熟”的干部。所以她还只是个县委副书记。但她终归会完全成熟的，会学得一手在政治湖泊里自由游泳的好本领。
杨民高书记对李国香同志这次没能敏捷、及时地跟上形势、服从路线的转变，感到懊恼、担心。不识时务，不辨风向的死脑筋！作为上级，加上骨肉情分，他想得比较远，考虑也颇周全：县委机关里，对外甥女和王秋赦的暧昧关系，近来又有些风言风语。小李子和省里的丈夫继续分居下去，也不是长策。应当跟省里那位“外甥女婿”把利弊摆摆，上下一齐活动，通过组织部门先把小李子再提一下，调到省里去算个正处级。今后再到地、县来检查指导工作，见官大三级，何乐而不为？杨民高书记把自己这意思委婉地（因有个组织原则问题）和外甥女透了透，外甥女心有灵犀一点通，顿然领悟。
第二天一早上班，李国香从县公安局呈报上来的大叠等待批复的冤假错案里，首先抽出《关于一九五七年错划右派、在押犯人秦书田的改正材料》和《关于一九六四年错划新富农胡玉音的平反报告》两份呈文来。她觉得这两份材料沉甸甸的，像两块铅板，拿着十分吃力。她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迟疑不决。她转动着手里的铅笔，铅笔也很沉，像一根金属棒。力鼎千钧、断人生死的笔啊，为什么有时大气磅礴、字走龙蛇，有时却枯竭虚弱、万分艰涩？
摆弄了半天，李国香也没有批出一个字来。她决定先给芙蓉镇革委会王秋赦挂个电话，通个气。
“什么？给他们平反、改正？”谁想王秋赦这宝贝一听电话，就冲着话筒气汹汹地直叫喊：“我想不通！想不通！你们上头变一变，我们下边乱一片！”
王镇长
“娘卖乖！搞得我姓王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本乡本土的，今后在芙蓉镇还有什么威信、脸面？”
王秋赦习惯于镇上的人称呼他为“王镇长”，却不知居民们私下里喊他“王秋蛇”。众人嘴难封，耳不听为干净。尽管李国香书记事先跟他挂了电话打了招呼，他接到县委关于给秦书田、胡玉音落实政策的两个材料后，还是心急火燎，暴跳如雷。关上办公室的房门，独自一人擂了一顿办公桌，把一只玻璃杯都震落下水泥地板上打得粉碎。
其实，王秋赦也是错怪了李国香。党中央三令五申平反历次政治运动积存下来的冤假错案，如春雷动地，春风浩阔，岂是小小的李国香们所能阻挡得住的？
李国香倒是深知王秋赦的为人心性的。彼此都还有点藕断丝连，“恋旧”。这些年来，王秋赦本来是可以找个女人成家的，可是为了对李国香的感情专一，死心踏地，他做出了牺牲。单单这一点，李国香就心领神会，十分感动。因此隔了几天，李国香又从县委给他挂来一个电话，声音清晰和悦。电话里讲了些什么，因是“专线”，电讯局总机的接线生尚且不敢偷听，其余人就更是不得而知了。但见王秋赦接过电话，跌坐在藤围椅里，额头上冷汗直冒。这回王秋赦没有关起办公室房门来擂桌子，震落玻璃杯，而是在心里咒骂：
“娘卖乖！有意思，给他们平了反，摘了帽，仍是个内专对象，脑门上还有道白印子，有道黑箍箍……话是这么讲，可你们拉下一摊稀屎巴巴，叫我来舔屁股！你倒好，快要调到省里工作去了，把我丢在这芙蓉镇，来办这些改正、平反、昭雪的冤案假案错案……李国香，你真是朵国香，总是香啊！三十六策，你走为上策。你走，你走，公鹅和金鸡，公牛和母大虫，反正也成不了长久的夫妻……”
平心而论，王秋赦这些年来和李国香明来暗往，是互为需要，有得有失。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而且得重于失。失掉的是什么？自己的泥脚杆子身分，得到的却是芙蓉镇镇长一职。这全亏李国香在杨民高书记面前好说歹说，一力推荐。要依了杨民高同志原来的性子，王秋赦这种扶不上墙的稀牛屎，易反易复的小人，是再也不得起用的。黎满庚就是一例，还不是一九五六年撤区并乡时不听老杨一句话，就一辈子都脱不了脚上的草鞋、背上的蓑衣？王秋赦又怎么啦？若单是论品德、才干，他还赶不上黎满庚一指头呢。但是“批林批孔”那年的春节前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杨民高书记对王秋赦的看法。
原来杨民高书记全家，又特别是杨书记本人，每年冬春两季，有个酷爱吃冬笋的嗜好。片儿丝儿，嫩嫩的，脆脆的，炒瘦肉片，焖红烧鸭块、鸡块，炖香菇木耳片儿汤，都是绝不可少的。吃在嘴里嘎嘣脆，美不可言。冬笋又不是燕窝银耳，海参熊掌，山里土家伙，什么稀罕东西？本来作为一县首长，一冬一春吃个一两百斤冬笋何足挂齿？可巧那年竹子开花结米，自然更新换代，一山一山的都枯死了。冬笋竟和鱼翅一样成了稀罕之物。李国香在一个晚上，口角噙香地向王秋赦提供了表忠进身的机缘。第二天正逢芙蓉镇圩日，王秋赦在女主任的默许下，为了打击投机倒把，维护社会治安，堵塞资本主义，派出民兵小分队，把守圩场的各个进出口，宣布了一次紧急戒严。其时正是年关节下，山里社员们挑了点山货土产，来圩上换几个钱花。谁知圩场路口只准进，不准出。而且每个进圩场的人都要接受佩黄袖章的民兵的检查，凡窝藏在筐筐箩箩里的冬笋一律予以没收，其余一概不问。为什么单单没收冬笋，纯属上级机密，不得过问。一时，满圩场上人人失色，面面相觑。一个小道消息透露出来，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交头接耳，添枝加叶，神色鬼祟慌乱，说是新近山里侦破了一个反动组织，叫笋壳党。反革命分子们把秘密文件匿藏在冬笋壳里进行反革命联络。所以这一圩上撒下了天罗地网，还不知要捕获多少反动组织的头头脑脑、脚脚爪爪呢！那些丢失了冬笋的人，哪里还顾得上那点子经济损失？只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来，飞离圩场这是非之地，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在家千日好，出门动步难呢。
“笋壳党”的高级绝密，是谁制造出来的？是民兵小分队的个别不忠分子有意给王镇长出难题？还是纯属赶圩群众的臆造，以讹传讹，弄假成真？倒搞得王秋赦和李国香也面面相觑，十分尴尬，怕事情闹大捅穿了。后来不停地在大会、小会上辟谣、追谣、肃谣，声明这次的芙蓉镇戒严纯系为了打击投机倒把，才算把事情平息了下去。
再说芙蓉镇收缴冬笋后的当夜，由王秋赦亲自出马，把所获一百多斤珍贵的冬笋分装两只麻袋，用一辆自行车绑了，赶五六十里夜路送进县城，交在杨民高书记的小厨房里。真是人不知，鬼不觉。杨民高书记第二天早晨起来看见了，皱着眉头把王秋赦批评了一顿：尊敬领导，爱护上级，不要来这一套嘛。奉送农副产品，是不正之风嘛，庸俗嘛。反对法权，负责干部尤其不要搞特殊化嘛。杨民高书记还把两麻袋冬笋提到路线觉悟、反修防修的高度来认识，并当即亲自和王秋赦抬扁担过了秤，按供销部门的收购价格算了账，只是没有立即付款。王秋赦心都凉了半截，只怨李国香的内线情报提供得不确切。杨民高书记的批评，他一直听到“既往不咎、下不为例、今后注意注意”，才觉察到事情有了转机。接着下来，杨书记亲自陪他吃了早饭。早饭当然只是富强粉馒头、豆浆、皮蛋、臭豆腐乳、一小碟白糖，简简单单。席间杨民高书记还关切地问了问王秋赦的工作、个人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等等。当然，有关“笋壳党”的传闻，王秋赦是被谣言所中伤，杨民高同志则是受了蒙蔽，只字不知。他只晓得冬笋长在竹山里，山里社员用锄头一棵一棵从土里刨出来的，而且对春竹的生长还很有些影响呢。
不久，李国香就被杨民高书记召回县里，详细汇报了公社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当然包括了芙蓉镇大队支书王秋赦近些年来悔改前非、力求上进、对上级领导忠心耿耿等等有关情况。杨书记自然是根据“不能把活人看死”、也“不能把死人看活”的原则，对王秋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搞“三忠于”讲用时的“鹦鹉学舌”，予以谅解。重在现实表现。过了些日子，芙蓉镇上就传出了风声，说是为了培养和重用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基层干部，县委准备提拔本镇大队支书王秋赦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是好事多磨。王秋赦为了收缴冬笋，擅自在芙蓉镇实行紧急戒严的事，还是被人告到了省里和地区。十里之郡，必有良才。何况芙蓉镇还是个三省十八县的贸易集镇。究竟是谁个告的？当日赶圩的人鱼龙混杂，什么阶级成分、社会关系的没有？难以一一查实。根据当时政府办事的一般手续，人民群众告到省里的状子，必定批转地区，地区再又批转县里，县里批转公社，都落到了李国香的手里。这些批语，大都也是一样的口气：“请查实情况，予以处理。”“根据党的有关政策查实处理。”“责成党委有关部门处理。”“转所在公社酌处。”……年月日当然不同，是批文当日填写上去的，就是鲜红、权威的印鉴，虽然都是标准的圆形，但也还有个大小之分，印泥颜色也有浓有淡。
状子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县委有关部门呈报到地区有关部门的关于提拔、任命王秋赦同志为公社革委副主任的呈文，一直没有批下。连杨民高书记都只好摇头叹气，压制新生力量的顽固势力是何等的根深蒂固啊。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县委决定把芙蓉镇设置为小于公社一级乡镇，就把王秋赦安排为拿工分、吃补贴的新型干部—镇革委会主任。县委职权范围的事，也就无须什么上级批准了。当时学生兴“社来社去”，新干部兴“不拿工资拿工分”，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为着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而树立起来的新生事物。王秋赦既是新型干部，多在基层锻炼锻炼，日后前程无量……
“娘卖乖，斗来斗去二十几年，倒是斗错了？秦癫子不但判刑判错了，就连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帽子也戴错了！不但要出牢房，还要恢复工作！工资还不会低，比我这一镇头头的收入还高得多……而且，看来杨民高书记对我还留了一手，当了几年镇长，连个国家干部也没给转。还是吃的农村粮，拿工分，每月只三十六块钱的补助……”
王秋赦在镇革委办公室里，面对着县委的两份“摘帽改正”材料，拿不起，放不下。办？还是不办？拖着，等等看？可是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报纸上天天登，广播里天天喊，你王秋赦不过是个眼屎大的“工分镇长”，颈骨上长了几个脑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