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柳叶黄落的村头，送走了女儿，送走了郭祥，杨大妈心里就空落落的不好受。是担心儿女们的远行么？不是。是想把孩子拴在自己的身边么？更不是。大妈不是这样的母亲。当战争与革命的风暴在这块土地上旋卷的时候，孩子们也有来有去，有时候，连丢到锅里的鸡蛋没煮熟就匆匆走了，大妈却从来没有这样的心境。
可是，自从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平息下来之后，尤其是自从她心爱的“八路”离开她远征他方，就好像把她的心，把她的生命带走了一多半。此后，随着革命的发展，一批又一批的老干部、老伙伴，也随军南下，更使她觉得村子空旷冷落了许多，生出了一种深深的寂寞之感，仿佛人们把她生命中最繁华的年月也带走了。这次女儿和郭祥的离去，只不过使她这种寂寞的心情更加难挨罢了。
此外，村子里的工作状况，也是她心情不愉快的一个原因。按理说，全国解放了，强大的敌人打倒了，事情应当更为顺手；但情况恰恰相反，有许多事情是叫人不满意的。例如，地主谢清斋利用美军出兵朝鲜的时机，大造谣言，反攻倒算，如果放在过去，支部一定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果断的对策；可是大妈找到村长兼代理支部书记李能的门上，得到的却是漠不关心的回答。这个村子里的“大能人”，更关心的却是个人的发家致富。大妈觉得同志们过去半宿半宿地坐在一起，热情地、亲密地研究问题的情景，仿佛已经很遥远了。这一切，究竟在起着一种什么变化？这一切变化，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大妈虽然说不清楚，但这种景象带给她的却是忧虑和不安。她仿佛觉得在村子里的什么地方，生长起一片黑森森的暗影，在威胁着人们。
每逢大妈心情不好的时候，跟小契谈谈，就觉得畅快一些。可是最近几天小契也不来了，不知道他家里发生了什么变故。按照历年情况，秋后庄稼一倒，小契最快活的节气就算到来了。他常常不等庄稼打完，就擦好了火枪，准备了足够的火药。这时候，你们谁也不能再责备小契懒散了。天还不亮，他就从炕上一骨碌爬起来，在黑影里摸着饽饽篮子，抓两块干饽饽掖在怀里，然后就背起火枪走了。窗户纸似明不明的时候，就可以听见他那充满情致的枪声。平原上，林不密，草不深，庄稼一倒，狐狸、野兔只有钻到菜畦里躲藏。小契，这位热情的业余猎人，对这个规律抓得很紧。顺手的时候，一天能够打到二十几只。如果拿到集上，能换不少钱，可是，小契有小契的看法：“人对东西不能看得那么值重。”在他闪着快乐的红眼睛，哼着梆子腔回来的路上，不等到家，他的收获物就剩不下多少了。因为一路上，总是会碰到赞美他枪法的人，或是赞美野兔肥美的人。剩下一两只，他就拿到卖卤煮鸡的老头那儿代煮，然后同他的朋友“下酒”。从凤凰堡到梅花渡，三里五乡，有多少人尝过小契的野味啊！尝过野味的人，免不了要热烈地称赞；越称赞就引出小契越多的诺言。这种循环法就不断促进了这种“不取分文”的业务的发展。这样，他一天比一天出去得早，一天比一天回来得迟。并且常常怀着未能按期完成的遗憾心情，把猎获物送到别人家里，向人致以深深的歉意。由于我们的治安员这种热情非凡的性格，用他的话说，从县区干部一直到剃头的、修脚的、劁猪的、镟驴蹄子的，都有他的朋友。谈起这一切，小契是多么的惬意啊！……可是，今年当这个快活的季节来临的时候，却不仅没有听见他的枪声，连面也没有露。
这天中午，大妈耩完麦子回来，忽然想起，早些时，小契叫给他留几升麦种儿，想必他的秋播还没有插手呢。匆匆吃过午饭，就让大乱撑着口袋挖麦种儿。大伯连着摆手说：
“不用喽！”
“为什么？”
“看！我说不用喽就是不用喽！”大伯长长地叹了口气。
大妈觉得话中有因，就停住手追问。大伯只是咂巴着小烟管，不言声儿。急得大妈把口袋一摔：
“你这个老家伙！倒是说呀还是不说？”
大伯这才吞吞吐吐，神色凄然地说：
“他又卖了地了！……”
大妈顿时心里一惊：“你干吗不告诉我？”
“他怕你再批评他，叫我千万别对你说。”
大妈脸色发黄，无力地坐在炕上，低垂着头，心中十分难过。这小契家几辈儿都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贫农，他本人曾经同大伯一起在谢家扛活。自从八路军来了以后，手里才有了七八亩地。可是他今天卖去一亩，明天卖去二亩，已经卖了三次，只剩下不到四亩地了。他分的三间房子也卖给了别人。要不是他哥哥参军在外没有回来，他搬到他哥哥分的房子里暂住，连个遮蔽风雨的地方也没有了。小契每次卖地，大妈的心都像刀割一般的疼，曾经含着眼泪对他进行过多次的批评。小契也发誓照大妈的话做，可是现在又第四次卖地了。眼瞅着他又回到从前赤贫的境地。他同他的孩子今后可怎样生活呢！……想到这里，一向坚强的大妈，不由得飘下一点泪来。
“我一定要去问问他，看他倒是怎么想的！”
大妈拾起她那个蓝褂子的前襟拭拭泪水，走出门外。大伯在后面说：
“你可别净跟人家吵啊！”
大妈理也不理，走出院子去了。
她脚步沉重，觉得走了很久，才望见小契那个你走遍天下也难得遇见的大门——没有任何院墙的大门。大妈每逢看见这个大门，没有一次不叹气的。
她正要进屋，听见小契仿佛给什么人劝酒：
“来，来，再喝一盅！”
“不，够啦，够啦！”
“你想想，咱们多少日子不见面了？”
“好好，再添一丁点儿！”
“真没治了！”大妈懊恼地想，“刚刚卖过地，就又同人们喝起来了！”
大妈进了当屋，正想冲进去呲打他几句，揭开门帘，见小契陪着的是两个生人，正围着小炕桌兴致勃勃地喝着。小契的儿子小旦儿也守着一个桌子角，两只手抱着一个猪蹄儿正在啃呢。小契见大妈进来，急忙抓起酒壶斟酒，满脸堆笑地叫：
“快上来坐，嫂子！没有外人！”
大妈勉强压住火，打量了两位来客一眼。一个二十多岁，乡村干部打扮，穿着紫花布的庄稼小褂，戴着顶蓝色的解放帽儿；另一个却是六七十岁的白胡子老头儿。真奇怪，这么不同年龄的朋友，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到一个炕桌上来的。
小契见大妈不动，又跳下炕来，端起酒盅劝说：
“嫂子，快上去！我说没有外人就是没有外人，这位是——”他指了指那位乡村干部模样的青年，“这位是大楼底的治安员，我的同行。我们认识好几年了。”他又指了指那个白胡子老头儿，“这一位大伯是，是……”他显然忘记了老人的名字和村名，卡住壳了。
“我是河那边小王庄的。”那个老头挺有精神地接上去说。
“对对，他是小王庄的王大伯，织铜箩的。”小契说到这儿，又对那老者一笑，“我们认识也快有一年了吧？”
“可不是，我今年春天过你这儿……”老头也哈哈一笑，“这才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哩！”
大妈一听，这大楼底，这小王庄，一南一北，都在三十里以外。心里又急又气，当着人不好细问，又不好发作，勉强笑一笑，然后对小契说：“今儿晚上，你到我那儿去一下。”说过，就回身走了。
傍黑时候，小契来了。他头发长长的，穿了件破黑褂子，少了两三个扣门儿。他往炕上的被摞子上一仰，懒懒散散地说：
“嫂子，你喊我什么事啊？”
大妈把头一扭，没好气地说：
“你出了这么大事，都不告我一声儿！”
“没什么大事呀！”他眨巴眨巴眼。
气得大妈用烟袋锅冲他一指：
“我问你，又卖地了没有？”
“哦，是这事儿呀！”他像儿童一般羞赧地笑了一下，然后满不在乎地说，“是，又去了他娘的二亩！”
“小契！”大妈沉痛地说，“你今天‘去了他娘的二亩’，明天‘去了他娘的二亩’，你有几个二亩？我问你现时还剩下多少？”
“还有亩半。”
“是村北那一亩半不是？”
“是。”
“那地紧傍着大路，还有一条小道儿，一亩半也不够了。”大妈叹了口气，“你就没想想，你就是不吃不喝，孩子还要吃呢！你让他跟着你喝西北风么？”
“这有么法儿！”小契神色凄然地说。
“你就非卖地不行？”
“你说可有么法儿！”小契又苦笑了一下，“前年你弟妹得了那么一场大病，请先生吃药，欠了好几十万。临死，用了一个材，又欠了好几十万。最近一天价堵住门要账，弄得我门都出不去了，还怎么搞工作呀！气得我一咬牙就把地卖了……唉，车到山前必有路，像咱们这种主儿，也就是走一时说一时吧！……”
小契的嗓子像被什么堵住了。大妈也难过起来，沉了沉说：
“这事儿，你怎么就不事先告我一声儿？”
“你一家紧抓紧挠，还不够吃哩，”小契叹了口气，“告诉你，不是叫你白替我难受么！”
大妈半晌不语，把小烟笸箩推到小契面前，声音比刚才柔和了一些，又劝说道：
“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可是，小契，你也忒价的没志气了。你那胡吃胡喝，怎么就不改改？你刚卖了地，就又请人吃喝去了，我要不是亲眼碰见，你敢许还不承认哩！”
“嫂子，这你可就误会了。”小契从被摞子上抬起身来，一边卷着烟一边说，“这两个人，都是好几年的老朋友了。人家大远来瞧我，我能让人家饿着肚子回去？我小契宁肯自己挨饿，也不能把财帛看得那么值重！”
大妈把烟袋锅子一磕，说：
“兄弟，你别这么说，我并不是劝你小气。有人把一个钱看得比磨盘还大，那种人我最看不上眼。可是你那朋友多得像满天星，你想想，你一天到晚，还有干活的工夫没有？……再瞧瞧你那认识‘好几年的老朋友’，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我问你，那一老一少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说到这儿，小契禁不住笑了：
“要说也简单。前年有一回出门，刚出村一上堤坡儿，就碰见一个人守住辆破自行车子叹气。我本来已经走过去了，心里忽然咕容了一下子：‘他想必是车子坏了，人家走到咱这地方儿，不帮忙也得出个主意。’回转身一问，果然是车子上丢了个螺丝。我一瞅车上驮了一小捆烟叶，车把上挂着一个小手巾包儿，兜着四五个小窝窝头。我一想，这绝不是跑买卖的，那些投机倒把的家伙，在集上大吃二喝，用不着带这个。一问，果然是个村干部，生活有了难处，驮一点家里的烟叶到县城里去卖。家里孩子还等着吃哩。我就由不得自己，转来转去帮他找那个丢了的螺丝。找了一阵，没有找见。我就给他出主意，到马店集上去修。怕他走岔了道儿，就领了他一截儿，离咱这家门口就不远了。这时候，我这心由不得又咕容了一下子：‘我一天价玩车子，车子兜里，或许那个破抽屉里，说不定有这么个螺丝，要能找到，就省得人家到集上去了。’这样，我就把他让到家里。东翻西找，找了好半天，也就算是巧，把那种螺丝找出来了。也就到了吃饭的时候。他立刻推车子要走，我这心就由不得又咕容了一下子：‘他耽搁了这么长时间，集也散了，烟叶还没有卖，那几个小窝窝头哪里够吃？晚上回不到家，准得挨饿。何况这是同志们哩！’我就不管他怎么推辞，吃了饭才让他走了。”
大妈笑着说：
“这时候，你那心眼里就不咕容了，是不？”
小契也笑了一笑，又接着说：
“说起认识那个老头儿，那更简单。今年春上，有一天，我正在屋里吃饭，见一个人，老向我院子里张望，我当是坏人，就立刻放下饭碗，从小玻璃镜里仔细看他。原来是一个白胡子白眉毛老头，像个老仙翁似的，挑着一副担儿站着，脸上笑眯眯地正望我那月季花哩。看那样儿都出了神了。像他那样爱花的人，我还是第一次遇见。我就想，既是劳动人，请他进来看看何妨。我在屋子里招呼了一声，他竟没有听见。我就赶到院子里说：‘老大伯，进来看吧！’老头儿也不客气，就进来了，说他平生就是爱花，还夸这花千好万好。到这时候，你就不能那么小气，一共两棵月季，就挖给了他一棵。可就是忘了问他的名字，今天给你一介绍，就出了笑话：光知道他是织铜箩的。”
屋子里的空气和缓了许多。小契想必是喝酒口渴，从缸里舀起半瓢凉水，咕咚咕咚一喝，就立在当屋发表他的论点：
“人一穷，就有人戳脊梁骨。说我小契是好交朋友穷的。嫂子，你可别信这话。人交朋友怎么会穷？我交朋友是工作需要。我以前做情报工作，现在做治安工作，两个眼黑达糊的还行？言谈笑语间，情况就掌握了。再说，朋友们也没有亏待我。就说大楼底的治安员，人家听说我卖了地，怕我不痛快，走了三四十里来瞧我，这是你花钱也买不到的。那织铜箩的老头，养了菊花，就赶快给我送来了两盆：一盆紫的，一盆黄的，可喜欢人哩。要说我的朋友多，嘿嘿，是不少！说句逗笑的话，我在集上理发都不用花钱……”说到这儿，他的脸上走过一道自豪的笑纹。接着又说：“有人说我懒派。是，是有一点懒派，有缺点，你不承认还行？可不能说我全是懒派。一年到头，不管五冬六夏，为了防止出事儿，整个后半夜，我都在村里村外转悠。大白天，你不让我多少睡一会儿，我这身子骨能不能顶住？……”
大妈心如明镜，知道小契说的全是事实，不能屈他。就说：
“小契，你说的这些，别人不知道，你嫂子我还不知道？你心眼好，工作积极，对党，对群众，都是一百成，没有半点虚假。数九寒天，全村人都在被窝里睡得暖和和的，你穿着个小薄棉袄儿，挟着个单打一，大半夜大半夜地转悠，饿急了，就回去啃块凉饽饽。到底是谁在村里支持着工作，你嫂子嘴里不说，心儿里明白。”
几句贴心话，说得小契黑胡茬子都充满了笑意，连声说：
“嫂子，你也别净夸我。”
“不是夸你，这都是实事儿。”大妈接着说，“可是，小契呀，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你经心了没有。你想想，闹土改那时候，咱村分了地的贫雇农，这几年有多少户又卖地了？”
“总有个一二十户。”小契说，“反正头一份是我。”
“一二十户？三十户也出头了！”大妈说，“那天，我让你大哥帮我算了一下，全村三百二十三户贫雇农已经有三十三户卖了地，有卖一亩二亩的，也有卖三分五分的。你想想，咱们那‘八路’打了多少年的仗，死了多少人，才分到手里几亩地，每一亩一分地，都是用血换来的。可是没有几年工夫，那地又转到别人手里了，转到老中农、暴发户手里了。我一听说有人卖地，脑瓜仁儿就疼，就像割我的肉似的。要是听说党员卖地，不光难受，还加上有气。翻身，翻身，好不容易翻过来了，这不是又往人家磨盘底下钻么？年上秋里发大水，今年春上闹春荒，听说咱那贫农，东家卖地，西家卖庄窝，我这心就像地陷似的往下沉。这可怎么着啊？这样下去，不是要咱政府实行第二次土改么？小契，这些情况，你就不想一想？……今天，我一听说你卖地，我这气就大了，真恨不得把你抓过来，劈头揍你两个耳刮子！”
“嫂子，”小契在黑影里难受地说，“你当这卖地的滋味儿好受？前些时，我听说吕黑棍想要地，就托人去说，你猜这个老中农说什么？他说：‘那“翻身地”再好我也不要，我要就要正南巴北的“祖业地”！’我一听就火了，难受得我好几天吃不下饭。要不是怕犯政策，我，我……后来，听说咱们的村长‘大能人’想要地，又托人去说，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本来不想要地，可是同志们有了困难，我也不能瞪着眼瞅着，就算帮把手吧！’他买了我的地，给我最便宜的价钱，还算是帮我！要不是卖棺材的堵着门口要账，我就是把地白送了人，也不给他……”
“哦！他又买了你的地啦？”大妈精神震动，手指哆嗦着，半晌没有言语。停了一刻，才气愤地说，“党员买党员的地，你说说这叫什么！……我看他现在是变了，你跟他说句话，他哼哼哈哈，都不想睬你，会他也不想参加，你说怎么办？连个支委会都开不成！”
“他瞧不上我，我还瞧不上他咧！”小契把腿一拍，“他是‘大能人’，我也不是实疙瘩傻子。可是，人跟人思想不一样，我就是饿死，也不走他那条道儿……人不能叫财帛迷了心窍！”
天黑下来了，只有靠近窗口的地方，有一点微弱的光亮。大妈难受地低垂着头。
“算啦！算啦！”小契从炕上跳下来，“嫂子，你别难受。用不着费那么多脑子，车到山前必有路！什么事情到时候就有办法！”
“你倒心宽！”大妈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你父儿俩靠这亩半地真够吃么？现在车已经到了山前啦，你那路在哪儿呢？”
“我说有办法就有办法。”小契嘿嘿一笑。
“什么办法？”
“我去找周政委去。让他给我谋个事儿，给公家看仓库也行。”
“你是要离开这里？”大妈吃了一惊。
“实说吧，这乡村工作我也觉得没意思了。过去虽说残酷一点儿，干着倒挺有劲儿，这会儿种二亩地，交十斤八斤公粮就叫革命？”
大妈一听急了，身向前倾，点着小契说：
“哈哈，怪不得！你是想把地卖了，远走高飞呀！我问你，这村儿里的贫下中农怎么办？军烈属怎么办？让他们都去找周政委么？你工作还管不管？地主还管不管？”
小契闷着头不言语了。
大妈正要说服他，只听墙外一个女人的声音喊道：
“小契叔在这里吗？”
小契走到屋门口，冲着墙外答道：“在哩。”
“快家去吧，你家小旦儿正哭着找爹哩！”
小契叹了口气说：“我回去看看。等安置小旦儿睡了，我还得查夜哩！”说过，跨出门去。
大妈急忙下炕，追到院子里说：
“小契！反正你不能走！”
小契没有回答，走出大门去了，脚步声愈来愈远。
一种无可言状的孤寂之感涌上心头，大妈悄悄地哭了。她哭，不是因为她不坚强，是因为她没有找出眼前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