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部住的这边，也叫青坪里。小山庄的旁边，有一道清俊的溪流。溪边是一块大青石，很像是朝鲜人淘米洗菜的地方，邓军和周仆披着一身灰尘，正蹲在这块大青石上洗脸。刚才在敌机轰炸中，他们亲自率领部队救人救火，大部分老百姓被救了出来，由于提水工具不够，火却没有完全扑灭。有的房舍仍旧旋卷着大团大团的黑烟。
“老邓，”周仆一边捧水洗脸一边说，“敌人对我们一点都不放过，我们也得想点办法呀！”
“我真担心，敌人发觉了我们的行动，这个仗又打不成。”邓军忧虑地说。
周仆擦过脸，看见邓军仄楞着身子用一只手洗，很吃力，手巾老搿不干，就急忙抢过来帮他拧干，递给他。
“嗐，”邓军叹了口气，“我简直成了幼儿园的小孩子了。”
正说话，郭祥从那边皱着个眉头走过来，打了个敬礼。
“嘎子，”周仆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你怎么弄得像个土地爷似的？快来洗洗！”
“我找你们有事。”郭祥刚一张口，泪就吐噜噜噜流下来了。
“哈哈，”周仆笑起来，“你这个乐观派，怎么搞的！”
周仆捺着他的肩膀，一同坐在草地上，把手里的毛巾递给他。他接过来擦了两把，就把政委的毛巾擦得乌黑，自己一瞅，不好意思地放到旁边去了。
“营长要处分我。”
“为什么？”
“嘎家伙！”邓军说，“准是又调皮了。”
“这，这次没有。”郭祥庄重地说，“刚才，飞机欺侮我们，实在太不像话了，我忍不住，就随便给了他两枪，营长就说我违反了规定。”
“什么规定？”周仆忙问。
“不准打飞机。”
“唔？”
周仆沉默了。他低下头，手指在膝盖上不断地捏拢又放开，放开又捏拢，最后握成了拳头，“好，好。”
“政委，你，你……”郭祥的脸色变了。
“不，不，”周仆摇了摇手，“我是说问题暴露得好。”他把脸转向邓军。“我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这问题看起来小，实际很重要。这是究竟让敌人从精神上压倒我们，还是我们从精神上压倒敌人的问题。你说打，我说不打，这是两种思想，究竟谁的意见对呀？……”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下去，“出国以来，天天在敌人飞机翅膀下过日子，咱们对消极防御，恐怕也强调得多了些；有人就觉得敌人的飞机碰不得了，飞机一来，就扎到洞里去，连工作都不做了。这不是叫敌人从精神上压倒了吗？一个部队不怕一次仗两次仗没打好，要是叫敌人从精神上压倒了，那就是很危险的。”
“这几天的确有些人不像样子。”邓军生气地说。
“现在离天黑还有两个钟头，”周仆扭过脸看看太阳，“我看马上召开团党委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来统一统一思想。你看怎么样，老邓？”
邓军表示同意。通讯员立刻去传各位党委委员。
周仆让郭祥先到一边休息，等会儿列席这次会议。郭祥站起身要走，周仆又数落他说：
“哼，打起仗来是英雄好汉，哭起来像个娃娃。你说，你像个连长不像？没有一点政治风度！”
“我，我是没有政治风度儿。”他嘻嘻一笑，跑到警卫员那里去了。
小玲子正在房子里给首长烧开水，他一见就喊：
“小玲子，先给我倒一缸子！”
“首长还没喝哩！”小迷糊说。
“快把人干死了，优待优待嘛！”
小玲子倒了一大缸子递给他，笑着说：
“我的大首长，你怎么又犯错误啦？”
“你们这些当通讯员警卫员的，脑子就是简单。”他很认真地说，“我以前当通讯员那当儿，除了打仗，就是两个饱儿，一个倒儿；当了干部，才知道难哪，问题简直复杂得很。你们以后当了干部就知道了。”
“哈哈，”小玲子点着他说，“犯了错误还想教训人哪！”
“错误？”郭祥梗梗脖子，“现在还不知道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咧！”
在团长政委那边，郭祥刚刚离开，陆希荣就到了。他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怒火，想在首长面前显得平静。
“政委，”他显出很恭敬的样子，向政委身边靠了一靠，“我觉得出国以来，部队的确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如果不好好解决，对执行战斗任务是很不利的。”
“什么问题？”周仆瞅着他问。
“我想首长老早就看到了，”他谦恭地说，“就是纪律问题。我觉得我们营特别严重。上次打伏击，二连连长不执行命令，首长已经正确地解决了。没想到军人大会刚刚结束，紧接着又发生了——”
“什么问题，你可说呀！”周仆又问。
“刚才敌人飞机来了，大家都隐蔽得很好，本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谁知道三连连长不听营里的号令，乱打一气，惹得敌机轰炸了一个多小时，全营伤亡了二十多人……”他看了看团长、政委的脸色，又继续说，“郭祥同志的确有许多优点，可是这种不遵守纪律的毛病，如果不管严一点，给以必要的处分，对他本人也没有好处……”
“你准备给他什么处分？”周仆凝视着他。
“这，这主要靠首长考虑。”
“你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不够成熟。”他沉吟了一会子，“我觉得，撤职是太重了一些，一般警告似乎又轻了一些，是不是行政上记大过一次，党内给以当众警告比较合适？”
周仆扫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邓军忍不住了，瞪着他，严肃地说：
“陆希荣！你是怎么搞的？二连连长是右倾，郭祥是积极求战，怎么能相提并论？……他本质上很好嘛！”
“团长，你说得对。”陆希荣接上说，“过去，我也认为这同志本质很好，后来有些事情，简直不敢相信。不过有些是牵涉到私人问题，我不愿讲。”
“你可以谈。”周仆说。
“我觉得，在上级面前讲一个同志的坏话不好。”他迟迟疑疑地说，“不过，首长一定让我讲，我也只好讲了。”他看看周围无人，小声说：“你们知道，小杨，本来就要同我结婚了，回了趟家，就变了，拒绝举行婚礼。他们俩是一道回来的，走了一路，这里面究竟有什么问题，我还不清楚。这些个人问题，我也不愿追查，上级了解就算了……”
“先开会吧。”周仆说。
大家站起来，向小玲子烧水的小屋走去。周仆看看门口，已经横七竖八摆了四五双鞋子。还没有进门，就听郭祥在里面嚷：
“谁搞点捐献，提提情绪！”
“对！谁搞点捐献哪？”孙亮也说。
“噢，又冲着我来啦。”周仆一面弯腰脱鞋，一面说，“好，好，小迷糊，给他们拿出一包。”
“小迷糊，拿两包吧！”人们怂恿着。
“这些个烟筒！”小迷糊说，“就不看看什么环境儿！”说着，在皮图囊里摸索了好一阵子，才取出一包红盒的“大生产”牌香烟，丢在炕上。
“小迷糊，你可真保守呀！”
“你这个农民意识！”
人们抽起烟来，靠着墙坐了一个圈圈儿。小屋子里顿时弄得烟腾腾的。
周仆向大家扫了一眼，眼光停住了，他指了指郭祥和孙亮的脚，带有责备的意味说：
“你们俩怎么不脱鞋呀？”
“穿了脱，脱了穿，太费事了。”孙亮红着脸说。
“我穿的是五眼儿鞋！”郭祥把腿一伸。
“五眼鞋就长到脚上啦？”周仆批评说，“已经讲过好多次了，你们当党委委员的，当干部的，都不带头儿，怎么做得彻底呢！遵守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这是主席规定的呀，我的同志哥！……好，下次我们要专门召开一次党委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郭祥和孙亮脱了鞋，放到门口。
团党委委员，除副团长到师里汇报以外，都到齐了。周仆宣布：把“要不要打飞机？”作为本次团党委会的中心议题。
青年干事出身的营长孙亮，年少气盛，一开会就打冲锋，常常是头一个发言。现在大家又笑眯眯地看着他。
“先说就先说！”他笑了一笑，“照我看，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过去我们在国内就常打，在红山堡，在二道沟，在大同都打下过。现在敌人飞机一多，好像就成了问题。按我看——”他捋捋袖子，“你不打，它越来越凶，它敢许来揪你的头发哩！”
人们笑起来。
“你们别笑，”他接着说，“昨天晚上行军，我碰到第二军的同志，他们说，有一架敌机追杀撤退的老百姓，俯冲射击，飞得太低了，一下子撞到电线杆子上去了。”
“真疯狂！”
“该死！”
人们愤恨地说。
“所以，一定要打！”他挥挥拳头，“可是现在光搞消极防空，有个别干部，甚至不准战士唱歌、讲话——”
“为什么？”周仆掩住小本儿，停住笔问。
“说是一讲话，飞机就听见了。”
“真是奇谈！”周仆把膝头一拍。
“你们知道，我们营本来比较活跃。”三营是以文化娱乐工作著称的，曾经得过全师歌咏比赛、战士业余演出比赛的奖旗。孙亮说到这里，声音低了些，脸上不好意思地红了一红，“可是现在呢，听不到歌声了。我看再不打，连气也别出了！”
“来，孙营长，抽上一根儿！”郭祥赶忙抽出一根烟，替他对着，亲热地递过去。在孙亮发言的时候，他一会儿直直腰板儿，一会儿咳嗽两声，眼珠儿笑得简直像要发出声音来了。
“说漂亮话容易得很。”陆希荣斜了孙亮一眼，心里暗暗地说。
“打，是应该打，”小学教员出身、外号“老秀才”的二营教导员李芳亭，瘦长脸上出现了极其严肃的表情，“不过，还是要冷静！关键是能不能打得下来。如果打不下来，再弄一大堆伤亡，不但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受到上级的批评。我看，可以先等等看，看看其他部队有什么经验，再动手不迟。总之一句话：我们还是要冷静，宁可失之于谨慎，切勿失之于鲁莽！”
陆希荣欠欠身子，看样子要发言了，但是他又抑制住了自己。
“他，他说的什么‘字话’？”郭祥在孙亮耳边悄悄地问。
“就是要谨慎！”周仆带有嘲讽意味地说。
“是需要慎重考虑。”正在作记录的组织股长崔国彬停住笔，说，“我们出国还没有正式打仗，在飞机的轰炸下就伤亡了好几十名。我觉得现在不是打不打飞机的问题，而是使大家重视防空的问题。政治工作也要跟上去。现在怕飞机的，固然也有；可是轻视飞机的，满不在乎的，还是绝大多数。飞机一来，不说隐蔽，还照样大摇大摆地走，你劝他躲一躲，他把眼一瞪：‘几架破飞机，它能抓了我的俘虏？’……他不知道破飞机也能打死人哩！我们所以有这么多伤亡，就是这些‘假大胆’暴露目标造成的！”
“我完全同意以上同志的意见。”陆希荣看到发言的机会已经到来，就立刻接上去说。“我觉得，现在不是该不该打飞机的问题，而是如何强调纪律性，如何加强管理教育的问题。有人讲，部队有些不够活跃，”说到这里，他故意不看孙亮，但是孙亮那只伸在香烟盒边的脚，却不易察觉地动了一动，“这并不是没有打飞机造成的，这是一些人造成了许多无谓的伤亡造成的。”他顿了顿，又说，“飞机上是敌人，当然应该打，这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值得讨论的，是我们的工作方法。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按具体情况办事，这是应当引起注意的。无论什么工作，我们都要看看时间、地点、条件。有人讲，在国内也打下过飞机，对！可是那时候蒋介石的飞机有多少，现在美国人的飞机有多少？那时候的飞机有多少种类，现在的飞机有多少种类？那时候的飞机是什么速度，现在的飞机是什么速度？据通报，敌人的飞机有一千四百五十多架，集中使用在北朝鲜这个小地方。敌人的通讯联络都是近代化的，你发现了几架敌机，一打，马上就会像捅了蚂蜂窝，勾引来很多架，让你走不脱，弄一大堆伤亡，这对完成战斗任务，有什么好处？你要硬打嘛，那也行，可是用什么去打呀，不要说高射炮，高射机枪也没有，就用步枪、手枪去打吗？用手榴弹往天上扔吗？我们营个别干部就有这种冒险情绪。照我看，打的结果，只能是遭到更大的伤亡！……”
“我问一声，这些日子不打飞机，为什么也有伤亡？”郭祥冷孤丁地捅出了一句。
“我是说，打起来，就会有更大的伤亡！”陆希荣的声音更高了，“就以刚才的事件来说，由于你想出风头，乱打一气，使全营伤亡了二十多个，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不对！”郭祥立刻接上说，“营长，你把事情说颠倒了：是全营伤亡了二十多个，把我气坏了，我才打的。哼，要是不打，恐怕还会伤亡得更多哩！”
“再说，打飞机怎么能算是出风头呢，你们为什么不去出这个风头？”孙亮也愤愤不平地说。
“不要激动！”周仆挥挥手，“可以慢慢讨论。”他又回过头：“参谋长！你也讲一讲嘛。”
参谋长扶了扶眼镜，他一向是从容不迫的：
“依我看，消极防空也要注意，积极防空也要注意。好像并没有什么矛盾。不过，在目前说，要是团首长决定打的话，需要严格控制。起码要由团统一掌握。如果每个营连都随便打起来，就会浪费很多弹药。”
“还是不要统得太死吧，”政治处主任说，“如果一个连发现情况有利，报到营，再报到团，等到批准，飞机早跑了！”
周仆看发言差不多了，扛了扛团长的肩膀：
“老邓，还是你来讲一讲吧！”
“我没有什么讲的。”他扫了大家一眼，把那只独臂一挥，“就是要打！只要是敌人，地下的要打，天上的也要打！爬着的，滚着的，飞着的全要打！”
使人顿时觉得，这间小屋容纳不下他那洪钟一般的声音。他的声音，看来更适宜于在荒原大野间，在炮火硝烟中作战斗的呼喊。在这间小屋里，立时震得人耳朵嗡嗡地响。
屋子里空气变了。一种强大的无声的热流，闹嚷嚷的，热辣辣的，倾注到人的血管中去。
郭祥不由自主地把舌头一伸愉快地笑了。炕上那盒烟，别人都抽了一支，他已经抽了两支了；现在他伏下身去，又从里面抽出了一支。
那几句话也使得周仆精神振奋，神采飞扬。他“嚓”地划了根火柴，燃着了自己的烟斗，动人地微笑着，瞅着烟斗里细小的火花。这是多么勇敢、多么热情、多么有力量的手在支持他啊！对于一个党委书记来说，还有什么比得上这种支持更为可贵呢！
“同志们！我看不用多讲了，”他沉了沉，提高声音说，“我看，刚才团长的话，就是我们入朝以来第一次团党委会最好的结论！”
当然，他说不讲了，并不真的就是不讲了；人们知道他燃着他心爱的大烟斗，就是他——一个党委书记，在形形色色思想纷然杂陈的丛林中，已经跋涉过遥远的路程，到达了一个站口的信号。他们，那些党委书记们，他们的职业注定了，在他们的一生中，要永生从事这种没有止境的没有终点的跋涉。而且他们还要力争自己成为党的神经系统中一根尽可能敏锐的神经，来感触，来分析，来鉴别，不仅从词句本身，而且从词句背后洞察出哪种意见真正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哪种意见能推动革命的前进。
周仆发言了。从刚才同志们的发言中，他不仅从正面意见中增强了自己的信念，充实了自己的勇气；而且也从反面意见那里汲拾了合理的因素。他严厉批评了消极防空中所发生的右倾现象，要求积极展开对空射击；同时，也指出了那种粗心大意满不在乎的毛病，要求把消极防空同积极防空正确地结合起来。在这里，他觉得毛主席提出的既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又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辩证法，像明灯一样照亮着自己的思想。当他分析着这些情况的时候，还是比较平静的，可是当他提到下面一点，就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
“出国以来，我们没有强调积极防空，我们也有错误。但是有人就觉得敌人的飞机碰不得了，一到地方就钻洞子，工作也不做了，战士们嘲笑他们，叫他们是‘防空司令’，你们各营，有这种‘防空司令’没有？”他严肃地问。
孙亮笑着说：“我们那里有个管理员，人就叫他‘防空司令’。”
“你们那里呢？”周仆又瞅着陆希荣问。
“有，可能有，”陆希荣红着脸说，“不过还没有发现。”
周仆又接下去说：
“有人害怕有了伤亡，不能完成战斗任务；想一想，如果让‘防空司令’多起来，能不能完成战斗任务？”周仆竭力想抑制自己的激动，但是不能做到。接着又说：
“有人讲，做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对！这是党的教导，这是毛泽东思想。但是从实际出发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的态度，用革命的精神，促进事物向积极的方向转化；一种是消极的态度，在现代化敌人的面前，在困难面前，不敢动一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考虑一下，对自己作一个判断。”
说到这里，他瞅了陆希荣一眼，陆希荣像立刻被手指头戳了一下似的低下头去。周仆接着又说：
“有人还讲，做工作要看时间、地点、条件。这也很对。但是他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只有有了空军，有了高射炮才能打敌人的飞机。大家都清楚，我们的飞行员有的刚跨进航校的大门，有的正在抽调。我附带问一句，昨天来电报调的飞行员，你们选好了没有？”
“还没有哩！”
“不好找！条件太严了。”
人们纷纷回答。还有人问：
“能不能少调几个？”
“不行！少一个也不行。而且要挑最勇敢、最优秀的，纪律性也最好的。这是政治任务！”周仆严肃地说。接着，又回到原来的题目上来，“你们看，我们的飞行员还没有出发，还在这里驾驶‘11’号的汽车哩！”人们笑起来。他接着又说：“这就是说，我们还要等他们进学校，学文化，练技术，才能飞上天去。那么，在这以前呢，我们怎么办？按个别同志的意见，就是瞪着眼睛干等。这真是典型的挨打思想，挨打战术！……”
郭祥歪着脖儿，向门外的小玲子挤了挤眼。
“有些人只讲条件，条件，”周仆批评道，“但是他却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人，人的主观能动性。忘记了主观能动性，革命者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当然，客观的可能性是前提，这是丝毫不能背离的；可是，在这个前提下，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才是一个革命战士应抱的态度！”
“总起来说，”他把烟斗含在嘴里抽了一口，已经早熄灭了，只好重新拿在手里，“今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从精神上压倒敌人或者被敌人压倒的问题。我觉得在我们党的面前，不能有第二个选择！”
最后，他又转向陆希荣说：
“希荣同志，我希望你立即取消你的规定！”
“并没有正式规定，只不过临时讲过那么一次……”陆希荣吞吞吐吐地说。
会议结束了。
在人们走出房门很远的时候，又听见后面喊：
“等一下！等一下！”
大家回头一望，见政委站在门口，迎着明晃晃的夕阳，托着那支熄灭了的烟斗叫道：
“下一次，专门讨论一次尊重朝鲜人民风俗习惯的问题，不要忘了！”
“知道了！”
人们在远远地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