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腾冲，古城腾越。据文史工作者考证，“腾越”一名，追源应到“腾（藤）越国”。 藤(腾)国”一名见于《玉溪编事》，其书中载南诏王隆舜（生于公元857年，卒于公元897年）的诗作，其中诗句有：“避风鄯阐台，极目见藤越。”原注说：藤越，邻国名也。由此可知，当时有腾(藤)越国，是南诏的邻国。众所周知，高黎贡山以西部分属南诏国永昌节度辖下，既然尚有腾(藤)越国之名，可见腾(藤)越国乃南诏的属国。
这个说法没有别的史料进行证实，但是，它的来源可靠，可信度极高。唐中后期，南诏国已流行汉文化，王族中尤为流行。隆舜精熟汉文，能作诗词，欲与唐和亲成为唐之附马。为此，邕州节度使曾几次遣使到南诏。南诏《玉溪编事》中的骠信诗，为唐干符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前后在善阐所作，唐使徐云虔将之载入此行所著的《南诏录》中，于是得以流传，至后来《玉溪编事》一书的编者得以收录。（见方国瑜《汉文学的传播》）
在唐·南诏时的各种史料中，没有与藤(腾)越国相冲突的说法。《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多处提及腾冲（藤充）这个地名，但都是以地名的形式出现，不与藤(腾)越国相冲突。
在研究唐时云南的最权威史籍《云南志》里，腾冲也只是一个小地名，与申赕、越赕、藤弯、越礼城、汤浪等均为并列地名，其中，藤弯城受越礼城管辖，越礼城受南诏国永昌节度使管辖。因此，腾越国是南诏的属国，由永昌节度使管辖。
从西汉时的乘象国“滇越”可知，滇西地带本为越人的国家；至三国时代亦有“盘越国亦名汉越” 之说（《三国志·魏书》）。可以推测，藤(腾越)国可能是“盘越国”的继承者，与“滇越”国渊源十分明显，均为以越人为主体的国家。到元时，“腾越州”、“腾越府”及“腾越县”与藤(腾)越国相呼应，显得一脉相传，绝对合乎逻辑。
“藤”乃因高黎贡山及其以西地方盛产藤篾，居民“高丽贡人”（唐·樊绰《云南志》）善用藤篾架藤桥和做各种藤器——一个“藤”字既有特产含意也有用者含意，即既可表藤篾又可表“高丽贡人”；“越”乃民族名，是今傣族的先人——藤（腾）越国，即盛产藤篾之地上，由善用藤篾的“高丽贡人”与“越”人为主体的国家。
东晋时的《华阳国志》说，永昌郡“南移永寿，去故郡千里”，即永昌郡离开现在的保山城，到南方千里之外的地方“永寿”去了，说明当时是有另外的国家在扩张。因此，藤(腾)越国建国时代不仅与三国时的“盘越国”一脉相承，而且就在此次扩张前所建立。
《南齐志》说永昌郡“有名无民，曰空荒不立”，足见滇西极边之地当时（南朝）确实各自为政，此亦为后来南诏征服滇西极边及缅北伊洛瓦底江流域的铺垫。南诏阁罗凤西征，将藤(腾)越国收为属国，置于永昌节度辖下，从此藤(腾)越国名实近亡；至大理国后期改设腾冲府，由高泰运领辖，至此时名实俱亡。但正因此元灭大理国后不久，才会在腾冲府驻地改设“腾越州”等。此非元人要创新名，“腾越”乃是“藤越”的翻版，听起来能怀旧，且不像“腾冲”那样力度充足，不驯服的味道极浓。（参见杨永明《地方史：确认腾越国》）
公元1639年的初夏，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沿着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兴致勃勃地翻越高黎贡山，走进了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腾越。这是他平生游历的最边远，也是使他最流连忘返的地方。这位举世公誉的“千古奇人”游历腾越40天，写下了三万多字的游记，成为《徐霞客游记》这部千古奇书中最精彩的篇章。时年已54岁的徐霞客，不顾万里跋涉的劳顿，在腾越大地冒险探奇，冒雨考察，对腾越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历史遗迹进行了翔实的考察记述，在“极边第一城”腾越的历史上，留下了厚重而闪光的一页。
翻越高黎贡山的古道共有三条，一条过北斋公房至马面关，一条经南斋公房至曲石乡的江苴，一条从潞江坝经大蒿坪至上营乡的桥街。徐霞客所走的是第三条通道，是当时进行腾越的官马大道。他在游记中对这条大道的走向、里程及一路见闻记述甚详。如对磨盘石一带的描写：“峡底无余隙，惟闻水声潺潺在深箐中。峡深山亦甚峻，藤木蒙蔽，猿鼯昼号不绝。”写高黎贡山主峰：“由此西望，一尖峰当西复起，其西北高脊排空，始为南渡大脊。”写在高黎贡山顶上行走的情景：“两旁削崖夹起，中坠成路，路由夹崖中曲折上升，两岸高木蟠空，根纠垂崖外，其上竹树茸密，覆阴排幕，从其上行，不复知在万山之顶，但如唐人所咏‘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情与景合也。”
高黎贡山古道沿途，都有行人歇脚之所。如蒲满哨、分水关、新安哨、太平铺、小歇厂、竹笆铺等。其中分水关、新安哨、太平铺地处山梁之上，皆有村庐人家，而现在已无人居住。分水关为山脊正中的古代哨卡，当地人称为城门洞。古书记载称“诸葛城”，传说此城为“一夜筑成”。徐霞客在游记中写道：“砖砌巩门，跨度脊上。其关甚古，顶已中颓。”城的遗迹至今尚存。越过山脊，进入腾越境内，徐霞客在竹笆铺吃到了第一顿午餐，是火烧鹿肉。进入腾越后，徐霞客分南、北两线进行考察。先是从北线考察。其考察路线为：腾越城—叠水河瀑布—宝丰寺—打鹰山火山—固东—云峰山—腊幸温泉、滇滩—明光、云岩寺—界头、瓦甸—曲石、龙江沿岸—腾冲城。南线为：绮罗—清水—杨广哨—竹寨—热海—返绮罗。
徐霞客对腾越的山脉水派的来龙去脉及风光景致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准确生动的记述，特别是对今天已成为腾冲重要旅游景区的火山、热海、叠水河瀑布、云峰山等地游兴颇浓，描述十分详尽。
徐霞客是考察和记述腾越火山的第一人。他考察的是打鹰山火山。打鹰山海拔2600多米，是腾越最高、最年轻的火山。在不见路的情况下，他仍“蹑棘披砾”，向上攀登。他根据当地人的传言，在游记里录下了打鹰山上发生的一桩怪事：“三十年前，其上皆大木巨竹，蒙蔽无隙，中有龙潭四，深莫能测，足声至而涌波而起，人莫敢近。后有牧羊者，一雷而震毙羊五六百及牧者数人，连日夜火，大树深篁，燎无孑遗，而潭亦成陆……”有人据此推测，这可能是一次小型的火山喷发。关于打鹰山上的火山石，他写道：“山顶之石，色赭而质轻浮，状如蜂房，为浮沫结成者，虽大至合抱，而两指可携，然其质仍坚，真劫灰之余也。”在打鹰山上，徐霞客遇到了正在那里建寺的直隶僧人宝藏，受到了热情款待，并一定要留他住个晚上。当时兴建的寺即现在的宏恩寺，宝藏是开山之人，到徐霞客造访时，已历两年。由此推之，宏恩寺的历史已整整364年。在宏恩寺，徐霞客还惊喜地遇到了他的一位老乡——江苏张泾桥的萧道时。他是位行脚僧，已被宝藏收留。两人一见如故，自不待说。
在腾越期间，徐霞客共考察过三处地热泉群，即腊幸热泉、热海和大洞温泉。其中所记热海，尤为详尽精彩。当时正值雨天，徐霞客持伞冒雨而行。远望热海，一幅壮观的图景映入眼帘：“峡中蒸腾之气，东西数处，郁然勃发，如浓烟卷雾，东濒大溪，西贯山峡。”走进热海，他先是观看大滚锅下面的热泉。当时，那里有一个四五亩大的热池，水色浑白，沸腾滚涌，“沸泡大如弹丸，百枚齐跃有声。”热水泡喷出地面竟达一尺多高。而徐霞客眼前的大滚锅，更是奇观妙景：“……水与气从中喷出，如有炉橐鼓风煽焰于下……跃出之势风水交迫，喷若发机，声如吼虎，其高数尺……或跃时风从中卷，水辄旁射，揽人于数尺外，飞沫犹烁人面也。”他还在游记中，记下了热海的泉华地貌：“其崖皆堆云骈瓣，岭岈嵌空，或下陷上连，或旁通侧裂，人从其上行，热气从下出。”
当年徐霞客所看到的叠水河瀑布，远比现在壮观。他在游记中写道：“其水从左峡中空平坠而下，崖深十八丈，三面环壁。水分三派飞腾，中阔丈五，左骈崖齐涌者，阔四尺，右嵌崖分趋者，阔尺五，盖中如帘，左如布，右如柱，势极雄壮……飞沫倒卷，屑玉腾珠，遥洒人衣面，白日间真如雨花雪片。”当地人将叠水河畔飞沫满天的情景形容为“久雨不晴”，徐霞客将之改为“久旱不晴”，一字之改，形神活现。从中我们不难想象，300多年前的叠水河是何等清澈明净，何等气势磅礴！
作为“蜀身毒道”通往缅甸、印度的最后出口，自古以来，腾越就是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碰撞交汇的地方。腾越境内寺观庙宇林立，为云南全省之最。徐霞客在腾越考察记述过的寺观有上营的甘露寺，绮罗的水映寺，城郊的宝峰寺、毗庐寺，瑞滇的云峰寺，明光的云岩寺，还有宏恩寺、万寿寺、观音寺等。他所接触的僧人中，有的不远万里来自河北、四川、江苏等地，可见当时腾越的宗教文化之盛。
徐霞客在宝峰山浏览，为时四天半。可谓流连忘返。此地“日丽山幽”，“怪树奇株，郁葱蒙密”。白天，他攀岩入箐，游览各处殿阁；晚上，他虚亭眺月，拭桌作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宝峰山一带，虽近州城，但生态环境仍保持原始状态。
在云峰山，徐霞客考察了两天多时间。云峰山的环境，更是引人入胜，是处“巨木参霄纬藤蒙坞，遂极幽峭之势……高崖滴翠，深木筛金，阴晴弄影……惟闻猿声千百，唱合其间……”在云峰山，徐霞客访“仙床”，探“仙洞”，摘“木胆”，凭高眺望茫茫云海，真乃赏心悦目。徐霞客对明光云岩寺的巧妙布局也大为赞赏，发出了“不意殊方反得此神构”和“恨不携囊托宿其内”的感叹。
徐霞客两次进入腾越城。第一次是四月十三日，从满邑（当时名土锅村）入城，第二次为五月一日，即腾北线之游结束后从北门入城。当时的腾越州城集市中心，已由古城内移至城南，在城外新的十字大街，居民建筑、集市贸易已具有相当规模，远比城内热闹繁华，为“城中所无”。腾越古城，当时为政治、军事中心。古城建于公元1448年，明正统年间，徐霞客到腾越时，已屹立了191年。该城是一座坚固的石城，据传仿南京城建造，气势雄伟，徐霞客在游记里称为“迤西所无”。
历史上腾越被誉为“极边第一城”，长期作为滇西的军事重镇、商贸中心和政治中心。先后设腾冲府、腾越卫、腾越州、腾越镇、腾越道等，几度管辖现今保山、德宏及缅北的大片地区。徐霞客对国家边事十分关心。他游腾北线回来后，受到参将吴荩臣的盛情接待，并送来《腾越州志》。徐霞客又向吴要了“八关”和“三宣六慰”图，在店中“一一录之，数日无暇刻，遂不知在寓中并在雨中也。”他在游记里，除有意识地提到州城附近的一些古关如分水关、镇彝关、芭蕉关、马面关、古勇关、滇滩关外，还详尽地记录了当时的“八关”及“三宣”、“六慰”的地理位置、出境信道等边境情况。随着明王朝国势衰微，对边地的控制日渐鞭长莫及。他在游记里写道：“昔蛮莫、孟密俱中国地，自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立此八关，于是关外诸彝，俱为阿瓦所有矣……三宣犹属关内，而六慰所属，俱置关外矣”。“巅塘（滇滩关）之外为茶山长官司，旧属中国，今属阿瓦”。字里行间，透出国衰失地的隐忧和感慨。
徐霞客考察滇滩关时，已是“关废而田芜，寂为狐兔之穴矣”。而边境通道上，仍有边民往来互市。缅甸山民负茶、蜡、红藤、松子、黑鱼到松山、固东等地交换盐、布等生活必需品。徐霞客没有料到，三百多年后，荒凉冷落的滇滩竟发展成一个十分繁华的边贸集市。
当时，腾越的翡翠交易已颇有名气，成为民间交易的重要行业。官府设立专门机构，派员征购翡翠原石和成品，或充府库，或进贡上级官员和皇室，或中饱私囊。徐霞客与一位姓潘的生意人交情甚好。潘生常走缅甸，从事翡翠及其它缅货生意。官府经常向他逼索好玉石，因而他常常闭门躲避，不敢让人们见到他的货。徐霞客临行时，潘生送给他两块翡翠，到保山后加工制成怀、砚等。由此观之，当时的翡翠加工已达到相当的水平。
二
千百年来，腾冲这座古丝道上的重镇，伴随着这条古老商道的浮现、兴盛、衰亡而经历了几度的灿烂辉煌、几度的重疮衰落。而腾冲历史上的灿烂辉煌却是千千万万匹骡马和万万千千的马锅头（赶马人）用心血和汗水，用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马锅头”精神驮出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腾冲的马队、商邦驮出了一个晶莹剔透的“翡翠城”，驮出了名扬四海的“侨乡”、“小香港”、“小上海”，驮出了腾越辛亥革命领袖张文光、民国代总理李根源、哲学家艾思奇；驮出了翡翠大王张宝廷和著名的永茂和、洪盛祥、茂恒等商号……
腾冲的翡翠开发，始于明朝中叶，全国最早，盛于明末清初。由于政治、经济、地理、交通上的条件，腾冲不仅是翡翠的集散地，也成为翡翠玉雕业的发祥地。
500多年来，富有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的腾冲人不断走出国门，进行翡翠珠宝的经营，因而腾冲有“十人八九缅经商”的说法，成为云南第一侨乡。在缅甸古都阿摩罗补罗古庙里的一块石碑上，镌刻着5000多个腾冲翡翠珠宝商人的名字。随着翡翠贸易的发展，一批又一批从事翡翠珠宝经营的跨国商号相继涌现。这些商号以腾冲或缅甸为大本营，其分支机构遍及国内的昆明、重庆、上海、广州、香港、拉萨等地，遍及缅甸的仰光、瓦城、腊戌、密支那等城市，远至印度的加尔各答、葛伦堡等地。至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以腾冲为集散中心的翡翠珠宝贸易已辐射到五大洲30多个国家。在大起大落的翡翠经营中，很多腾冲人表现出大智大勇大计大谋，成为饮誉海内外的“翡翠大王”。有“翡翠大王”之称的张宝廷、寸尊福、李生泽、毛应德、刘锦华、段盛才、许坤益等人。其中，寸尊福是第一个将翡翠从海上丝绸之路运往世界各地的云南人。他为支援广州起义、河口起义、腾越起义多次慷慨解囊，并加入同盟会。孙中山曾先后题赠匾额：“中外垂名”、“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是腾冲翡翠经营和加工业的极盛时期。当时腾冲翡翠商行有40多家，翡翠加工遍及城乡，加工作坊300多个，玉雕工匠3000多人。19世纪30年代，英国人美特福在《中缅之交》一书中，真实地记录了腾冲翡翠贸易加工的盛况：“……其人设肆，遍及滇省诸大城邑，远及缅甸各都市，而终于印度加尔各答……某长街为玉行所集，玉石昼夜琢研不辍，余等深夜过之，犹闻踏轮转床，声声达于百叶窗外……”因翡翠的开发，腾冲的八保街被易名为“百宝街”。翡翠城腾冲，以翡翠为龙头的商业在云南独领风骚，成为云南工商业的发祥地。各种产业相继兴起，使腾冲繁华一时，成为不夜城，人称“小上海”。形成了“昔日繁华百宝街，雄商大贾携赀来”、“林宝石家海内闻，名商大贾集若云”的商贸名城风景。
数百年的翡翠加工贸易，在腾冲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翡翠文化。公元1882年，精明的腾冲玉石商家，将春秋战国时代的卞和从潇汀洞庭不远万里请到腾冲，设祖师殿供奉膜拜。每年农历六月初十为祖诞辰，玉石商家及玉雕工匠云集，请专业戏班唱戏3天。这座全国独有的祖师殿，香火旺盛。然而，时至1942年，腾冲翡翠行业随着日寇的入侵而万花纷谢，这座著名的翡翠城在战火中变成焦土，玉石俱焚。
随后，翡翠集散中心从距翡翠产地仅二百多公里的中国腾冲转移到泰国的清迈，而清迈距翡翠产地却有1000多公里之遥。腾冲的白玉祖师殿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尘封寂寞。这是一段令人难于忘怀痛心疾首发人深省的历史。
腾冲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级对外开放口岸，自古是我国西南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百年来，这条商道上，几乎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商人组成的商队，赶着驮运丝绸、宝石和各种货物的马帮，往返于四川、大理、保山、腾冲、缅甸、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形成了一条中国连通东南亚、南亚、中亚的最近的陆上贸易通道。一千多年的驿道商贸和文化交往，尤其是元明以来，古商道上珠宝玉石贸易大规模兴起，处于南丝古道陆上码头位置的腾冲，便成为这条古道上的重镇和珠宝玉石的聚散地。
到了清代，边境贸易赢得了更大的发展。据缅英商务官布赛尔1826年的统计，仅棉花每年入腾就达635万公斤，价值22.8万英磅。而鸦片战争前夕的1837年，从当时惟一正式开放通道商口岸的广州入境的英国货也才价值90万英磅，其中鸦片又占大半，正当商品不过三四十万英磅。于是腾冲成了云南边境地区通往缅甸的经济中心。
清末，腾冲进出口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常年有七八千匹骡马载货往来于腾冲、八莫、密支那的商道上。有时货运量大，还要加用驮牛。据《腾越州志》记载：“今商客之贾于腾越者，上则珠宝，次则棉花，宝以璞来，棉以包载，骡驮马运，充路塞道，今省会解玉坊甚多，磨砂之声，昼夜不停，皆腾越者。”这足以说明当时商队的庞大和商道的繁华。这些庞大的马队商帮，促进了滇缅贸易的繁荣，从而涌现了洪盛祥、永茂和、茂恒等10多个跨国商号。其分号遍及川滇诸邑和拉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以及缅甸各城市，并远达印度孟买、加尔各答、葛伦堡和新加坡。仅腾冲洞山董绍洪先生创办的洪盛祥商号，1915~1936年间分支机构有几十个，国内有保山、龙陵、下关、昆明、嘉定、重庆、广州、上海、香港、西藏；国外有缅甸的仰光、瓦城、洞已、猛拱、锡箔、腊戍、八莫和印度的加尔各答、葛伦堡等地。经营商品有石磺、茧丝、茶叶、玉石、棉纱、棉花等几十种，年利润在龙元100万元之间。1935年资产有1000万龙元左右（龙元为民国年间流通货币名称）的洪盛祥，先后在国内外购置大量地产，成为当时著名的富豪。腾冲民间有“东董、西董、弯楼子是富商”之说，东董指的就是洪盛祥，西董指茂恒，弯楼子指永茂和商号。
西南丝绸商道的开通，驿路上马帮商队的壮大和繁荣，边境贸易的开拓和发展，促进腾冲人、财、物的大流动，刺激了腾冲工商业、加工业的快速发展，使腾冲成了云南近代工商业发祥地之一。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贸的大交流，促进了人员的大交流、文化的大融会。
伴随着商业贸易、侨务外事的频繁往来，英国人于1899年在腾冲成立领事馆，1902年又成立腾越海关。1920~1929年，腾冲的商品出口额占云南外贸总额的30.5%；1930~1939年的10年间，腾冲的外贸规模达到了最高峰时期。据海关统计，年平均进出口关平银达500余万两，最高的是1939年，竟高达700余万两。经腾冲向缅甸、印度输出的大宗商品种类不下80种。从缅甸进入腾冲的商品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品种不下160种。仅1942年腾冲被日军侵占前夕，年进口棉花约4万驮，棉纱4万驮，棉布约2万匹，石磺2万驮，经营棉布较大的商号有31家。进口玉石最高年即1917年达801担。大量的物资交流，不仅促进了商贸繁荣，也刺激了商品生产。个体手工业、手工业作坊遍及城乡各地，腾冲市场异常活跃繁荣，1912~1942年是其鼎盛时期。据民国《腾冲县志稿》载，1937年县城及主要集镇有商业行会18个，858户；还有大量的小商贩及半农商户；各乡有初级市场48个；民间手工加工业遍及城乡，仅玉石加工一项正规作坊就有173家，工匠3000人左右。腾冲距缅甸北部的玉石场地猛拱仅150多公里，人马行走只需八九天。所以20世纪50年代以前，缅甸出产的玉石几乎全部运往腾冲加工集散，占了世界玉石交易额的90%。鉴赏玉石的知识几乎普及民间，涌现了张宝廷、寸如东等一批蜚声海内外的“翡翠大王”。于是腾冲成了当时世界是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翡翠城”也由此名扬天下。
1942年腾冲沦陷前，这个西南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具有兴旺发达的进出口贸易，独特的珠宝玉石交易，品种繁多的手工业品。常年在这条古商道上运行着七八千匹骡马，熙熙攘攘，一派繁荣景象。当时的腾冲城可谓“内外商人云集，大小店铺林立”。
富裕起来的腾冲人把剩余资本开始投向工业生产。纺织、印染、矿业、冶炼、制革、印刷、水电、化工、食品加工等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同时，在商贸的发展过程中，腾冲引进了世界先进技术设备。1925年，寸嗣伯从日本购进铅字机、石印机开设了印刷局；李曰爽留日学纺织回腾冲开办了纺织公司；1930年，王绍武从香港购买了卷烟机，来腾创办了“名扬烟草公司”；1932年张南溟到仰光学习火柴生产技术归来合资开办了火柴厂；1925年张德辉留日学医归来，开办了东方医院，首创腾冲第一所西医医院……
工商业的繁荣，又带来了金融业的兴起，1926~1945年间，云南富滇银行、云南兴文银行、国民党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以及云南地方的矿业银行、实业银行、侨民银行等金融机构亦纷纷到腾冲设立分支机构，所谓“昔日繁华百宝街、雄商大贾挟赀来”就是当时腾冲市场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于是当时已拥有30万人口的腾冲又成了云南近代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和边陲金融重镇，群商汇集，产业兴旺，被人们称为“小上海”、“小香港”。
经济的繁荣，为教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兴文办教之风日盛，人才辈出。由于腾冲商人长期的国内外贸易活动，使一些人迅速富裕起来，每年向缅、印输出劳务不下万人。当时印度、缅甸均为英国殖民地，贸易往来使腾冲成了与英国人直接交往的前沿，成为近代东西方文化的交会点。于是文化、教育空前繁荣，1889~1948年，腾冲巨商、先达、有识之士先后兴资创办了“明德女子学堂”、“腾越中学”、“腾越女子中学”、“简易师范”、“益群中学”等10多所中小学；创办“和顺图书馆”、“绮罗图书馆”、“木欣图书馆”、《腾越日报》，传播近代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技。文化人才如群星涌现，出县、出省求学，出国留学者日增。清末，腾冲出现了一个进士，6位举人。清末民初先后有167人到今北京、上海、昆明、大理等地的高等院校读书，有39人东渡日本留学，出现了腾越辛亥革命领袖张文光，朱德的老师李根源，毛泽东的哲学顾问艾思奇等一批优秀人物。
三
极边第一城除了翡翠、玉石和商号，颇负盛名的还有被称为“云南第一侨乡”的和顺。
和顺位于腾冲县城南4公里，方圆不足10公里，但其声名却早已远播海内外。？
根据有关史料载，至迟在明代中期，和顺人已前往缅甸经商，并有少数开始在缅甸寓居。《腾越州志》云：“昔日之货殖者，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运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资养家。”和顺乡民为明初军屯者的后裔，屯制废除后，耕读传家，或舌耕守阙，或效子贡、陶朱之术，行商座贾，谋利营生。农谚说：“楸木开花，出门归家”；“过了霜降，各找方向”；“穷走夷方，急走厂”。这反映了侨乡老百姓因寻找生活出路，而往缅甸谋生的状况。
由于人多地少，加之在古驿道上，和顺人便一代一代地向外拓展，创造了和顺悠久的贸易历史，商贸曾几度辉煌迭起，商号遍及东南亚及国内主要商埠。乾隆征缅之际，和顺侨民尹士汾、李万全是恩瓦地区华侨会长。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3月17日，八莫市区的华侨为和顺华侨尹士琳送丧，执绋亲友和头包白巾的华人即有数百，由此可见和顺人在缅甸之繁盛。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缅甸旧都南城阿摩罗补地区洞缪观音寺被火毁后，新修扩建的功德碑上阿瓦富商捐款者即有：谦和号、正兴号、茂生号、万顺号、元盛号、太和号、德盛号、美顺号、立昌号、玺顺号、茂盛号、福裕号、和盛号、正泰号、建昌号、三成号，另有总理修缮提高人李本恕、尹必选、李芳廷，司账书记尹大璠，承办管理李大年、寸峥辉、李嵌、尹大显、杨成升、邹锦成，买办杂物员张立品的题名，碑末并署有“腾赕庠生李开良必先氏兴平敬撰并书”。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和顺到缅甸猛拱玉石厂挖玉的劳工共计480人左右。玉石厂所出玉件，都要报官上岗，按其价值纳税（岗银）。采玉办法有多种，合资者雇用劳工，以每人每天工资伙食供给，得玉后按其市价分给劳方若干；或以生产费用、伙食费全由资方负责，所得玉件由劳资双方均分。这种极为人乐从的办法，也是对那些“穷走夷方，急走厂”者的最大诱惑。和顺经营玉石生易者甚多，有张定廷、寸尊福、张兰亭等，均被称为“翡翠大王”。
进入19世纪，中缅商业贸易有了很大发展。中国进口货物有棉花、纱线、玉石、琥珀、象牙、虎骨、蟒胆和西欧铸件、日用生活品、劳动工具等，输出有黄丝、茶叶、绸缎、白银及土特产品以及修路、挖矿的廉价劳工等。在缅甸的和顺人，除有部分是商贾和老板外，更多的还是当小伙计或从事普通工作，如“夫妻店”即是洗衣缝纫由女人负责，理发劳作由男人兼任。此外，还在侨校教书，舌耕谋生者。
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八莫，自古就是中缅交通贸易的水陆集散地，江对岸的格沙是著名的江头城，其中有繁华的大明街。这里是和顺华侨入缅的栖身之所，也是大多数侨民致富的起点。
大凡国内政治动乱、经济不景气、生活艰难之时，就是侨乡出国人多、华侨更知艰苦奋发、自图生计之时。自光绪初年至辛亥革命以至20世纪20年代的60年中，和顺华侨茹苦含辛，从苦斗中开创出一个经济、文化的复兴、繁荣局面。
1878年缅甸开始建筑铁路，1890年曼德里至密支那的铁路通车，1902年英国在腾冲设领事馆，1903年曼德里至腊戌的铁路通车，滇缅交通便利，贸易完全开放，出入自由，与缅人感情更为亲近，关系更为密切，彼此支持正义事业，如缅王尊和顺尹蓉（字为裳，监生）为师，并对其臣民说：“上有佛神仙，下有伍老尹。”尹蓉曾为缅王设计、督建曼德里皇城。
尹文琴在《建都百年话瓦城》（载1959年11月5日《新仰光报》第一版）一文中说：“皇城之建筑形式，外城绝类云南腾冲城，所不同的是缅甸皇城以砖石制造，腾冲城则以石条砌成。皇城是云南腾冲姓尹的一位华侨所督造，有文可考。我的这一位本家在一百年前是不是一个工程师不得而知，但从皇城的整个工程看来，是符合建筑学规律的。”这实在是中缅友好的佳话。
清光绪初年，以和顺华侨为主的旅缅腾冲华侨，开始有扩建腾冲会馆之动议，缅王慷慨划地并欣然说：“你们喜欢哪里就送哪里。”结果扩建的腾越会馆就盖于缅京中心地通衢大街。会馆的正厅建筑，完全是中国民族形式，酷似国内的和顺中天寺皇殿。这使人在异国如置身祖国，如见家乡。当年曾有人题会馆大门一联：“苍山东峙，回首乡情；黑水南来，同心共济。”后来，会馆改名为云南会馆。这充分说明中缅友好是源远流长的，华侨是爱国爱乡、团结互助的。另外，像洞谬观音寺，八莫关帝庙，猛拱关帝庙等华侨公共建筑先后建成，各地华侨坟山也有计划的辟出。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又有和顺华侨李枝荣，奉缅王命，以通事陪缅使臣直也夺已（直也，缅语秘书官之意）等3人，携金叶表文及驯象5只，大象牙1对以及各种方物赴中国京城。直到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英帝国主义侵占缅京城曼德里，尚有和顺华侨，作为通事随缅甸使臣在赴京道上。和顺华侨许名宽任缅王总理大臣兼警卫队长。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许培英撰《得众（名宽）许老府君墓志铭》云：“先生年五十矣，在缅久，诚信孚人，官长、客商皆以重资托为经营，而缅王庞信，凡我中华聘问及商旅事务，钦赐总理大臣，并蒙赏赐銮驾，入出不禁，汉缅咸赖之领袖焉。又十年……授例晋衔司马并请三代封典……”此外，还有一位老华侨寸建柱曾任缅王御厨师，于缅甸亡国后从和顺不远千里，去印度洋遮打波儿岛（在斯里兰卡附近）看望被流放在那里的锡卜王，两人谈到英帝国入侵旧事，相对垂泪。缅王锡卜之侄疆括（老缅王曼同之孙）于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逃奔我国，先后在腾冲旧属遮岛和县城居住，请求清廷助缅反英。包括和顺归侨在内的腾冲人民，积极支持他在茅草地的反英起义，疆括于1922年上旧省府、国府书，反英爱国之思，激昂悲愤。其中说：“无日不腐心切齿，继泪以血，以宗社邱墟人民如虏之奇耻一日未雪，则无以戴面目于人间，见祖宗于地下。”当时为疆括写此书的系刘明德。疆括与和顺李曰垓及其长子生庄交情甚厚。李曰垓任督办时间，给疆括定期补助，以作为生活费及反英宣传费。缅甸稳助司伍瓮多，因不干心于英帝统治，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冬奔来腾冲，寓居地也选在和顺寸宅，为他作翻译的是前清举人张成濂。和顺华侨深切同情缅甸的反英斗争，谴责缅王腐败淫乱，媚外降敌。
在这段时间，和顺青年有了自己的进步社团。一是光绪年间成立，活跃于辛亥革命前后的“咸新社”，推寸辅清为社长。社员中有结识孙中山、黄兴的，有与陈独秀深交的。“咸兴社”购置了大量图书，如严复译的《天演论》及其着《原强》，林纾译的《卖花女轶事》，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等，远在家乡和缅华社会中起到了启蒙作用。二是成立于五四运动之后、一直活跃到1942年日寇侵占缅甸窜入腾冲时的和顺崇新会。1924年，和顺青年会在家乡成立；1925年，缅甸瓦城和顺青年会与缅北密支那一带的促进会合并，成为统一的组织—和顺崇新会。它以改革家乡的政治、思想为己任，公开宣称“崇新会所代表的是一种广泛的启蒙运动”。总会设在瓦城，一切决议付诸家乡实施。会员还着意发展家乡文化教育，培养人才，公费送学生到昆明升学，到外国留学。此外，由寸仲猷、李祖华、李敬轩、李镜天等在缅甸主编出版《和顺崇新会会刊》、《和顺乡》杂志；由寸树声与张天放在日本主编《曙滇》（后由张耀参、张德辉、李生庄在上海出版）；李生萱在昆明主编《滇潮》；李生庄在腾冲主编《晨暾》。这些刊物，揭露了旧中国，特别是军阀统治下的云南的腐朽黑暗和各种流弊，呼吁改造云南社会，要求各界重视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与此同时，他们用实际行动，于归国后拉偶象，开宗祠办学校，戒烟土；还于1926年，在曼德里设立和顺书报社驻缅经理处，为家乡募捐经费订购书报。经过崇新会会员的努力和充分准备，于1928年又将始办于1923年的书报社扩建为和顺图书馆，这对和顺普及文化、科学、教育，培养侨乡人才有着深远意义。
从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和顺侨商经济有进有退，总的趋势是一天天萧条凋零。其主要原因是：国内政治日趋腐败没落，人民群众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九·一八”、“七·七”等事变的发生，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缅甸，窜入滇西，国家多事，民族多难，华侨遭殃，人民群众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中缅人民身受日寇的奴役和蹂躏，华侨财产大多损失，他们滇沛流离，死里逃生。同时，世界上出现经济危机，严重影响华侨资本，有的面临破产。在家乡有情况是，一些人复古守旧，尊孔读经，把从国外得来的侨汇收入挥霍在讨亲嫁女、朝斗、打保境等方面。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则要求继续革新、前进。
和顺图书馆新馆于1938年正式落成，并在馆内安置了收音机，出版《每日要讯》，此为腾冲有新闻出版事业之时。同时，出版了《和顺图书馆十周年纪念刊》，艾思奇在延安为此写了《一封家信》。图书馆不但有益于和顺，而且有益于整个腾冲及滇西。
和顺崇新会会员和所有华侨，于1939年又筹建益群中学。这是云南第一所也是惟一一所侨办学校。先是由和顺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李仁杰向华侨募捐筹备基金。乡人即推李根源任董事长，推举寸树声为校长。寸校长把创办益群中学比作“建设了一所智慧的果园”。他当时对教育所持的理论和认识是：“我以为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对于背负着几千年的因袭的中国青年是必要而有益的”，“乡村学校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在教室里、在图书馆里是优秀的知识学习者，而出了教室、图书馆是优秀的生产者——一种新型的人才”。益群中学形成了艰苦朴素、发奋自强的良好校风。学生学习成绩大都优良。部分校友赴昆明考入大中学校，成绩名列前茅；少数校友考入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的有名大学；几位校友留学美国、加拿大、英国、缅甸，获得博士学位及教授、副教授职衔。益群中学学生，在搞好品德和学业的同时，还亲手辟操场、挖游泳池，打扫全乡街道巷里，维持公共卫生。在历来不种小春、不事冬耕的腾冲，试种成功豆、麦、油菜。寸校长与农民亲密合作，学校协助农民兴修水利，疏导小河，开辟新河道，修建新桥，改善了灌溉条件，防止了河水泛滥，又帮助农民发展渔业、家禽副业，进行科学饲养。师生植树造林，绿化全乡，美化环境。总之，益群中学主要办好教育，又兼做侨乡社会建设工作，深受侨胞和农民的赞许和欢迎。解放后任云南省教育厅长的徐家瑞在为寸树声《两年半的乡村工作》所作的序言中称誉益群中学说：“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生活与教育打成一片。”
华侨素有爱国、爱乡、热心公益的传统。他们在家乡不断修桥筑路，建造公共屋宇，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寸树声在《两年半的乡村工作》中说：“缅甸是他们的商业事务所，而和顺乡是他们的住宅区，……长期的商业上的积蓄，使他们建筑了整齐的住宅（全乡没有一所草房）、寺院、街道、桥梁，发达了他们的文化。”又如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州牧周澍介修和顺老桥碑坊，光绪年间建新桥，1939年建新牌坊；光绪年间知事陈宗海倡修、尹其懋捐资督修腾冲、保老桥碑坊，光绪年间建新桥，1939年建新牌坊；光绪年间知事陈宗海倡修、尹其懋捐资督修腾冲、保山间潞江桥。此外，各巷修筑的栏杆、月台、石坊、洗衣亭，无一不是华侨捐献经费。
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重修中天寺玉皇阁，碑记云：“住持僧正亲往老厂、红厂、戛鸠、阿瓦、新街共募得六百一十二两。”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重修财神庙，记云：“缅共收银叁佰贰拾叁两玖钱捌分。”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重修观音寺碑记：“新街、瓦城银贰佰玖拾捌俩伍钱伍分。”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重修魁阁，序曰：“一人瓦功德洋银捌千壹佰拾叁元。”
这些寺观、宗祠，虽是旧习俗的产物，但到辛亥之后，化旧为新，改为学堂，各得其所用。1904年和顺寸辅清留日归国，创立永昌师范学校，开滇西新学之先声；1911年李景山创立和顺两等学堂；1915年寸辅清又创立腾越中学；以后李启慈创办腾越县立女子师范，李生庄创办越腾简易学校。
和顺华侨在发展文化教育方面是有建树的。后来新建和顺图书馆，尽心尽力出钱者都是旅缅崇新会成员。创办益群中学的捐款者共522户，其中国外华侨414户，家乡归侨侨眷108户。
20世纪20年代末，李曰垓等曾在腾冲设纺织公司。1939年，腾冲县立中学改为省立中学，和顺华侨和全县华侨捐资扩建校舍。李根源《雪生录续编》云：“……惟校舍缺如，腾人在缅经商者颇众，决定五儿希泌偕腾冲省中校长熊怡琴前往缅甸，用余名义向侨缅腾商募捐，……历三月，始归，共募捐得缅币10万盾，建筑腾冲省中校舍，费用绰绰有余。”（此系手稿，藏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室。）
其它方面，如腾冲的印刷术设置，也是和顺华侨引进、经营的。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寸嗣伯经缅赴日留学，毕业归国时随身携带铅印机、石印机各一部至腾，开设印刷局，20世纪40年代又由和顺张家继续营业，是今天腾冲印刷厂的前身。腾冲另一部印刷机，则是1935年前后，由刘楚湘、李生庄等与缅甸的寸仲猷、李镜天等建议，请旅缅腾冲华侨捐献的，后运抵腾冲，最先由县民众教育馆使用，接着由《腾越日报》使用。老华侨钏文瑞弟兄，不但给益群中学、省立腾冲中学捐了大量资金，还创办了文辉女子中学。高花园是老华侨寸缅春义送益群中学的。
今天和顺之所以有这样巍峨的中西合璧的建筑，之所以能建成优美的风景区，之所以能成为中外闻名的文化之乡，都是华侨爱国爱乡的心血结晶。云南女作家冯永祺陪老作家艾芜参观和顺图书馆时，敏锐地捕捉了华侨的心灵，忠实地记录了华侨的语言，热情地津津乐道侨乡的每一本书、每一盆花、每一个建筑，曰：“这是华侨送的！”“那也是华侨送的！”“都是华侨买了送来的！”（《边疆文艺》1981年7月号《记艾芜同志第三次南行之二》）
四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它向前迈进的每一步，犹如摧枯拉朽、物换星移，在创造新事物的同时，也必将践踏和埋葬许多被称之为旧的事物。
历史正是在这样一阵伴随着阵痛和欢欣的过程中一路颠簸向前的。
1939年1月10日伴随着滇缅公路的正式通车，滇西古商道上的马帮开始逐渐减少，那条有幽幽长长的古道慢慢衰落了。没过几年，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滇西抗战，又把这个神秘美丽的“翡翠商城”夷为平地，成了一片焦土，留下了难以愈合的累累疮伤。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此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复杂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变迁。特殊的时代环境和高黎贡山的云遮雾罩，几乎把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腾冲隔在了“天界”以外，从而也彻底地尘封了驿路商道带来的文明与辉煌。以后的若干年，腾冲这座依偎在古丝道身旁的被称为“极边第一城”的神秘的翡翠商城，就这样一场战火和后来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衰落、毁灭了。辉煌的历史在这里产生了断裂。
1990年代初叶，腾冲的发展速度位居全区五县（市）第四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159元，位居全省127个县（市）第75位。而且各种矛盾和问题都显现出来：一是农业人口的比重过大，劳动效率低。1998年，全县农业人口占91.9%，比全国的69.6%高出22.3个百分点，比全省的81.8%高出10.1个百分点；在社会劳动力中农业与非农业劳动力之比为78：22；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50%左右；农产品商品率仅达46.5；近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口处于自给不能自足、自产难以交换的生产生活状态。二是教育科技滞后于经济发展，人才流向不合理。1998年，全县拥有各类专业人才7803人，占总人口的1.35%，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998年，全县89.23%的大中专毕业生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只有10.77%在经济建设第一线。三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人民生活总体水平低。199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160元，全省为1387元，而腾冲仅为1223元，比全国、全省低。四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企业效益差。工业、商业、企业亏损面大，亏损额逐年增加。1998年全县有工商企业25户，亏损16户，亏损面达64%……
经济的衰退，使这个曾经是滇西重要商埠的“极边第一城”的知名度越来越低，影响力也越来越弱。1935年，胡焕庸教授根据发达与不发达的状况，曾经将中国分为东西两部，将腾冲归为发达的东部，并将腾冲作为划分的标志线，即：“从东北的瑷辉到西南的腾冲”。而到了1996年，北京经济信息研究所所长何轶群以“从东北的漠河到西南的瑞丽”为标志线，分中国为东西两部，将腾冲归为了不发达的西部。
就这样，腾冲从文商立县的国际商埠城，变为云南省的贫困县了。
199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拐点上。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启动了市场经济的步伐。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成败与否，将直接着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以及它在未来几十年间的世界格局能否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
这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个机遇。
这种挑战和机遇让人不由想起半个多世纪以前，抗战时期中国所面临的那种困境。
如果说当年云南省主席龙云审时度势，以滇缅路为契机，将处于蛮荒之地的云南和滇西带进了风起云涌的抗战洪流，并且顺势而为，使云南和滇西的社会经济呈现出勃勃的生机，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现在，当新一轮历史变革迫近到眼前时，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该如何应对？
包括腾冲在内的滇西人民，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