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得上中学时，我就从课文中知道了张骞这个名字。
张骞是西汉时期伟大的探险家。当时，汉朝正在准备进行一场抗击匈奴的战争。一个偶然的机会，汉武帝从一个匈奴俘虏口中了解到，西域有个大月氏国家，其王被匈奴单于杀死，他的头颅还被制作成了酒器。月氏人忍受不了匈奴的奴役，便迁徙到天山北麓的伊犁河流域，又受乌孙国的攻击，只好再向西南迁到妫水（今阿姆河）流域。
汉武帝了解这些情况后，想联合大月氏，以“断匈右臂”，决定派使者出使大月氏。张骞以郎官身份应募，肩负出使月氏任务。
公元前139年，张骞由匈奴人甘父做向导，率领一百多人，浩浩荡荡从陇西（今甘肃一带）出发。一路上困难重重，但他们信心坚定，不顾艰辛，冒险西行。当他们来到河西走廊一带后，就被占据此地的匈奴骑兵发现。张骞和随从一百多人全部被俘。
匈奴单于知道了张骞西行的目的之后，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把他们分散开去放羊牧马，并由匈奴人严加管制，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一是监视他，二是诱使他投降。但是，张骞坚贞不屈，虽被软禁放牧，度日如年，但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逃跑，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整整过了11个春秋，匈奴才放松了看管。一个月黑之夜，张骞一行趁匈奴不备，逃离匈奴。由于他们仓促出逃，没有准备干粮和饮用水，一路上常常忍饥挨饿，干渴难耐，随时都会倒毙在荒滩上。好在甘父射得一手好箭，沿途常射猎一些飞禽走兽，饮血解渴，食肉充饥，才躲过了死亡的威胁。
这样，他们一直奔波了好多天，终于越过沙漠戈壁，翻过冰冻雪封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来到了大宛国（今费尔干纳）。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是一个富饶的大国，当听说汉朝使者来到时，喜出望外，在国都热情地接见了张骞。他请张骞参观了大宛国的汗血马。
在大宛王的帮助下，张骞先后到了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大夏等地。但是，大月氏的国情已发生很大变化。他们迁到妫水流域后，征服了邻国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决定在此安居乐业，不想再跟匈奴打仗。同时，月氏人还认为汉朝离自己太远，不能联合起来共击匈奴。张骞未能完成与大月氏结盟夹击匈奴的使命，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张骞在大夏等地考察了一年多，于公元前128年启程回国。归途中，张骞为避开匈奴控制地区，改道向南。他们翻过葱岭，沿昆仑山北麓而行，经莎车（今新疆莎车）、于阗（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等地，进入羌人居住地区。途中又为匈奴骑兵所获，被扣押一年多。
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妻子和助手甘父等3人，乘机逃回汉朝。汉武帝详细地听取了他对西域的情况汇报后，十分高兴，任命他为太中大夫，赐甘父为奉使君。
张骞自请出使西域，历经艰险，前后13年，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各地，是中原去西域诸国的第一人。
在大夏时，张骞看到中国邛山（今四川荥经西）的竹杖和蜀地的细布在市场上出售，很为惊奇。一问商人，才知是从身毒（即印度）买来的。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那里的百姓骑象打仗，临近大海。大夏国远离汉朝一万余里，位于中国的西南方，而身毒国又位于大夏国东南几千里，竟有蜀地产物，可见离蜀地不远。他估计从蜀走身毒到大夏，必是捷径，又可免匈奴的阻击。他建议武帝打通西南夷道。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使者分别四路并出，打开西南通道。但是，各路使者为昆明夷所阻，未能如愿。而经滇国、夜郎等使者在滇一带活动，取得成效，为武帝征服西南夷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123年，张骞以校尉的身份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因有功，被封为博望侯。公元前121年，张骞为卫尉，与李广共击匈奴，但因延误军期该当斩首，后经人说情，免去死罪，贬为平民。
公元前119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联络乌孙，断“匈奴右臂”，便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这次，张骞带了三百多人，顺利地到达了乌孙。此时，匈奴势力已被逐出河西走廊，道路畅通。到达乌孙后，他请乌孙东返故地。乌孙王年老，不能做主，大臣都惧怕匈奴，又认为汉朝太远，不想移徙。张骞派遣副使分别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身毒、于阗、弥（今新疆于田克里雅河东）等国展开外交活动，足迹遍及中亚、西南亚各地，最远的使者到达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帝国和北非。
公元前115年，乌孙王配备了翻译和向导，护送张骞回国，同行的还有数十名乌孙使者。这是西域人第一次来到中原。乌孙王送给汉武帝数十匹好马，深得武帝欢心。武帝令张骞负责接待各国使者和宾客。第二年，张骞去世。他所派遣的副使以后也陆续带了各国使者来到长安，汉朝和西域诸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从此，汉朝的使者不断往来于西域诸国，多则一年十几次，少则一年五六次，都用博望侯的名义，以获得各国的信任。乌孙国见汉朝军威远播，财力雄厚，于是重视与汉朝的关系，要求和亲。武帝将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昆莫。细君死后，武帝又把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岑陬，两国长期通婚友好。汉朝“凿空西域”，张骞创立首功。相传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物皆为张骞从西域传入中原。
莫高窟第323窟北壁西端画的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有人曾依据此图论证了汉武帝派张骞赴大夏国问金人（佛佗）名号，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但也有人持反对观点。不管怎么说，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的历史功绩是真实可信的。
二
有关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大多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但对于南方丝绸之路或蜀身毒道也许就不尽然了。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笔者对此也只是一知半解。2007年夏天，当我应邀前往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腾冲采访，才对这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国际商贸通道有了翔实和深入的了解。
蜀身毒道从滇越出中国国境后，经过缅甸东北高地丛林，到达印度，我们姑且把这一段经缅甸到印度的线路称为蜀身毒道上的缅印道。
在地理上，缅甸正介于印度与中国之间，特别是其北部处于印度东北和中国云南之间，所以它同云南一样是蜀身毒道必经的走廊。缅甸与云南西部边境接壤的地区是一片山林高地，称掸高地。高地山峦密布，地面起伏巨大，相对高差可达1000米左右。地势以西南边缘最高，向东南逐渐降低。掸高地内山脉多南北走向，但分布不零乱。尤其是与云南接壤的西北地带，明清时期称为“野人山”，是中缅印边区的一系列南北向平行山脉，属于缅甸阿拉干山脉的一部分，由东北向西南延伸，形成一道东西交通的屏障。但是紧靠蜀身毒道出境地腾越（今腾冲）的尖高山以西，并无高山大河阻隔，自古交通便利，民族迁徙频繁。且在若干地方山体中断或下陷，造成显著的山口，自然成为东西交通及古代民族迁徙的主要通道。由此可以进入印度的阿萨密（今印度的阿萨姆邦）平原，从阿萨密平原往西可到达印度各地，乃至中亚西亚一带，往南能够直下孟加拉国湾，改由海路进入波斯湾，或者穿过西亚，与地中海的大秦等国发生联系。
关于蜀身毒道的缅印段线路走向，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根据中缅印边境地区的山川地理形势看，尽管这个交界地区的掸高地山峦起伏，地势复杂，但是那些通向印度阿萨姆平原的一个个山口，为开通中印缅之间的蜀身毒道提供了地理上的可能。因此，蜀身毒道的缅印段的走向，很可能是由滇越出境后，经过掸高低的各个山口，特别是曼尼坡高地一带，穿越帕脱开山和阿拉干山脉之间的盆地，直接进入阿萨姆地区的。
2004年底，《四川日报》的一条新闻引起了全国史学界的主意：
邛崃市平乐镇的骑龙山半山腰上，山民在修路时偶然发现了一条古道，正是“蜀身毒道”起始段。这无疑为以前仅存在于有限的史料记载的南方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就当地村民清理出来的情况看，古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中间为红色石板，石板两旁为小型鹅卵石整齐铺就；另一种是中间为大型鹅卵石规则排列，两旁用小鹅卵石铺成。之前，古道全部被埋没在60－70厘米厚的泥土下。
成都市文物考古队的队员们正式开始了对古道的勘探发掘和走访工作。这一走一勘就是近一个月的时间。当时正值盛夏，三名队员和两名当地村民组成的队伍，行进在骑龙山上几乎没有人涉足过的深山里，凭借一路上的自我判断和询问，用两天的时间，成功从平乐镇经夹关镇，走到了雅安的中峰，为判断古驿道走向的正确性取证。
随后，考古专家开始了对古驿道的试掘工作。具体试掘地点选择了两处，一处位于以前平乐当地已清理出的古驿道末端；另一处位于古驿道末端往上走50米处。专家选择这两处，一是想证实以前对古驿道走向的判断是否正确；二是想探寻在已掘出的古驿道下是否还有老路。令大家惊喜的是，在古驿道下10厘米处，呈现出了用小型鹅卵石铺就的老路。它同用大鹅卵石铺就的古驿道主路不同，老路都是用小型鹅卵石铺就，路面不再是鱼脊背状，而是40厘米左右的凹槽，这些凹槽又用小碎石子填平过。专家分析形成凹槽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以前主路上通过的人流量过大，路面被踏成凹槽再铺上小碎石子，这是为了避免下雨积水影响路况。
考古队员在继续挖掘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层红色砂石材质的路面。他们在首次进入挖掘现场时看到，整个发掘现场有十几平方米，立面解剖处在已清理出来的古驿道末端，宽约4米，长约2米。剖面最上层，由规则的大卵石铺就。在大卵石下方10厘米处，清晰可见一个填满了碎石头的凹槽，这就是老路。在老路下30厘米处，考古队员没有再继续往下挖，而是清理出了截面旁的横面。这些横面上被泥土覆盖，泥土之下就是红色砂石材质的路面。路面凹凸不平，路面右侧有同样材质的挡墙，挡墙高约40多厘米。在挡墙表层，考古队员更意外地挖掘出疑似五铢钱的古钱币。
之后，挖掘勘探过程暂停，古钱币被带回成都作科学分析，古道的断代和论证开始。
参加考察的研究人员认为，从以往的古书上，都无法查证到秦汉驿道里有平乐这一站点，因此，并不能把这条古道定为秦汉驿道，但就整个发掘结果来看，它的确是在秦汉时期就有路了。
汉代时期，它应该是条羊肠小道，三层路面最下面那层红砂石路面，就是最早的道路，两米宽左右。而用小型鹅卵石铺就的呈40厘米左右的凹槽，且凹槽被小碎石子填平过的路，就是在唐宋时期经历扩建修缮的道路。那时，它俨然已成为茶马古道的重要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交通作用。到了明清时期，它又再次经历了大的修缮，一些地方甚至铺上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石板，可见它已经被作为了官道在使用，有专门的人对它进行维护，且这时的路已经宽到四米。这些扩建和修缮，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经济繁荣，茶马互市、贸易往来的程度，从路的情况就可以得到佐证。而且在古驿道主路周围，还掘出了许多岔路，这些道路向四处延伸，仿佛一只“千脚虫”，“脚”伸向各个地方。可见当时此路上的人气旺盛，商贸往来频繁。古驿道“串联”着平乐、临济、夹关三个重镇，其集镇网络的地理位置初现出来。历史上“一平（平乐）二固（固驿）三夹关”的美誉中，就点出了两个古代重要的商贸重镇。从邛崃历史上的交通枢纽地位来看，这条古道应当属于“蜀身毒道”的一部分。
汉代中央王朝对蜀身毒道的经营活动历时三百余年，成就辉煌，意义重大。特别是通道与置吏并举，奠定了云南从此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基础，也使中央王朝全面控制蜀身毒道，使之和西域道一样，是一条官方经营的对外交通线，对中国与缅印乃至中亚、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历史上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据历史记载，云南哀牢王国的永昌道(今保山)是国内外商人交易的重要场所。公元一世纪（汉明帝统治时期，公元58—75）永昌郡辖八个县，在这个郡中居住着闽濮、越、印度人和其它民族，如鸠僚或葛僚，繁荣的商业，并出产许多商品。其中，腾冲在国内外贸易中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而与腾冲相距不远的缅甸境内的八莫和密支那，作为西方的印度和东方的中国之间的纽带，也是相当重要的贸易中心，在地理上具有不可忽略的战略意义。
从一些古代的典籍中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与印度已经有非常密切的商业关系。而此时，中国的四川经济十分繁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谈到巴蜀的情况是这样描述：“巴蜀亦沃野，……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一所多易所鲜。”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商业已很活跃。战国末期和秦朝初期，有像巴寡妇清、蜀地卓氏、程郑等富商的记载。他们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秦汉时期，四川商人北至长安、南达南越(今广西)，他们深知穿过云南总部，到达滇越国（现在的腾冲及其周围地区），又经滇越，可达缅甸和印度。
在云南考古发掘的一些公元前器物中，有剑川出土的红铜器巴蜀式铜钺，有滇王墓葬群中的大量青铜器和储贝器中的海贝、玉石器、玛瑙、绿松石、琉璃珠等装饰品，这说明当时云南的经济文化已达到了高度的发展水平。
关于滇越，《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
对此，一位印度学者分析道：
“这里有两点应注意，如我们所想，司马迁把野蛮主义归之于昆明人，因为汉武帝派遣的使者被杀了。我们所获的所有信息表明，昆明人不会因为野蛮杀死使者，而是出于对外人的敌意，这种敌意即使今日也很普遍。第二，如果他们没有察觉到他们与邻国滇越之间业已存在的交换贸易的威胁，他们的敌意不会如此强烈。至于蜀贾在滇越的出现，它可能以两种方式发生：唯利是图的商人通过布匹或盐行贿，到达预定的市场。而且要注意到，部落民族由于世俗的兴趣，正常情况下不会反对商人进入他们的领土，但是肯定会阻挡外部统治者及其武装士兵进入他们的领域。一些商人可能也偷偷走私，否则，他们不能幸免于提心吊胆的旅行。一旦他们越过昆明族的领土，在正常情况下就没有危险。这条道路对汉武帝可能是关闭的，但对贩运蜀布邛杖的商人却不是。这些商品也从蜀地运到中国的首都，不然张骞怎么能认识他们？”(Haraprasad Pay著：《从中国至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
三
然而，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具体线路和历史地位，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存在着各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般认为有两条，即经由中亚细亚的内陆交通线，和唐代后因阿拉伯商人行旅贩运而开辟的南方海上交通线。对于经由缅甸—云南—四川这条所谓的“滇缅路”，似乎很少有人注意。
日本学者藤泽义美认为，如果现今从中国通印度的经路加以考察，在西域交通线以外就有：（一）经由西藏的；（二）经由四川—云南—缅甸的；(三)经由交州—云南—缅甸；（四）海上交通线等。如果从地图上看，中国古代从长安通往印度最短的路程是从四川到云南再转缅甸赴印度，但这条线路一直到唐代却没能充分利用。究其原因，是由于这条路经过的大都是层岚叠嶂的山岳地带，要涉过许多条大小河川和溪谷，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再加上从四川西南起一直到云南地方以及上缅甸地带的许多民族文化未开，所有这些都是构成交通障碍的缘故。换句话说，这是中国古代西南夷的经略很难奏效的缘故。
“那么，古代的滇缅路的利用情况同由此展开的东西文化交流是怎样进行的呢？”藤泽义美据此追问道。他认为，这条经路如果同丝路以及南方海上通路相比较，是一条并不引人注意的丝路，但并不能因此便说这条路在亚洲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没起到任何作用。以前之所以未引起重视，主要由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比较迟缓，缺少足够的史料支撑，而今天，由于大南亚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崛起，有关东南亚的历史研究也已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缅甸到云南这条经路的历史以及以这条路为引线的东西文化藉以交融起来的历史，便重新进入了学术决乃至公众的视野（藤泽义美：《古代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以滇缅路为中心》）。
那么，就让我们顺着藤泽义美的思路，把目光投向云南，这块古代一直被称为“化外之地”、颇有些神秘色彩的所在吧。
根据文献资料，中国知道有云南地方，起自公元前2世纪，早在战国时期就曾和楚国有过交往。张骞出使西域归国后，便向汉武帝建议用官方力量打通这条路，汉武帝遂派王然干、柏始昌对这条路进行考察，可是到了云南滇国被滇王所阻，结果没有通过。尽管如此，但足以表明当时中国对西域和云南的经营是同时期开始的，并被视为中国经四川、云南、出缅甸、通达印度的一条最短路程。到了后汉时代，中国对云南的经营更加积极地向前推进，永平2年，在云南西部的保山新设立了永昌郡，大概从这时起，汉文化开始在云南扎根传播，而且使这条经由进出云南、缅甸境内的滇缅路沟通中印两大东方文化的接触交往真正开始具体化起来。
当时最能说明印度文化经过缅甸影响云南西部的史料，是《后汉书》中有关哀牢传和《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永昌郡的记载。其中一一举例说明了从西方传来的帛叠（棉布）、缅甸产的玉石以及南海的珍贵产物。而最能证明自后汉时代起，通过滇缅路使中国文化和印缅文化直接交流情况的，是掸国遣使中国一事。据《后汉书》记载：“永元九年（公元97年），掸国（缅甸）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复遣使献乐及幻人。”关于《后汉书》中所提掸国的幻人（演魔术和杂技的演员）记有：“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
当时的大秦，亦即罗马帝国，至于“幻人”究竟是不是罗马人，即便现在没有定论，但以缅甸为中介，使西方文化由云南西部传入中国的事实则是毫无疑问的。
后汉末期，中国实力日渐衰弱，对云南的管辖和经营也有所松懈，致使郡县的设置变得有名无实，从而使滇缅路重新回到封闭的状态中。但在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为了对抗雄踞中原的魏国，积极巩固被视为大后方的南宗（当时对云南的称呼），不惜亲自率领重兵几度南征。作为杰出政治家的诸葛亮深知仅仅用武力征服“南蛮”是不可能达到长治久安的，所以采取了“攻心为上”的策略，于是便有了是《三国演义》中“七擒孟获“的故事。正是由于诸葛亮以“德治主义”怀柔诸蛮夷心悦诚服，所以从南中得到了持续的军事补给，“并出其地之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供军国之需”，为诸葛亮富国强兵的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当然，这种情形随着诸葛亮的去世未能长期维持下去，但此间诸葛亮的个人声望已经在西南诸地深入人心，从而使汉文化得到了有效的传播。
在六朝时一度中断的中国与西南的交往，到隋唐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藤泽义美的研究，他按照唐朝经营云南的内容和特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唐初起到高宗的总章二年（669年）止；第二阶段迄至玄宗即位前（712年）；第三阶段正当玄宗时代。正是由于唐朝前半期长达一百多年的经营云南地方因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变得相当开放是可想而知的，而其中有关交通道路的开发，堪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
唐朝经营云南的起点是四川的成都府，其前方第一据点为四川西南部的西昌。第一阶段高祖太宗时代的经营路线，是从西昌东南渡过金沙江（长江上游）到达郎州（今云南省东南部的曲靖附近）以此为最前方基地设立了都督府，然后再向昆明及大理盆地推进。但是到太宗贞观22年（公元648年）时，西昌都督刘伯英上言为征讨“松外诸蛮”，要开通“西洱天竺道”，以梁建方为大征讨，讨平了构害中原的松外诸蛮（局于四川南部的打冲河流域），由此开通了其成都经西昌入云南的直线最短的所谓“建昌溪谷路”通道，由此才把大理盆地掌握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以后经云南经营前方基地的郎州，由西方的姚州代替而迁移（云南省北部的姚安附近），不久在这里设都督府，直到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时，都督府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又增设了保宁都督府（即云南都督府）。
按照藤泽义美的研究，当时唐朝着力经营云南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了打通长安—云南—缅甸—印度的最短通路，然而即使在唐代，征服大理盆地的愿望也不容易实现：
其理由一言以蔽之，此地区世代生息着的已不是单纯的未开化民族。当时东昌乌蛮（藏缅族），聚居云南，他们渐渐地从四川省西南部一带向云南省的金沙江，从洱海之间向东伸展着，与此相反西昌白蛮（泰族系）这种民族，在向云南心脏地带即昆明、大理两大盆地的广大地域扩展，他们已经成为以种稻为核心的农耕社会，昆明盆地中出现西昌大部酋、大理盆地有张姓大部酋，这一带中间的姚州道是王姓大部酋，他们逐步把统治范围扩大到形成部族国家的胚胎时期。然而这些部族早在汉代以来就化育在大汉文化中，文化程度也较高，经济上也有相当的实力。加之大理盆地当时早已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北方有乌蛮南下和吐蕃南进，在复杂的形势下，防御也相当强大。这样看来，当时的大理盆地正处在中国、印度和西藏三种文化的交接地点。另一方面围绕他所能支配的范围以内的唐、吐蕃、白蛮及乌蛮（后乌蛮系的南诏），三者处于一种互相角逐的关系，更由于乌蛮和白蛮两种族之间对抗已成为宿命的内在因素，复杂又有趣味的事互相交错着。
但是，第三阶段玄宗时代的经营云南的特点，是对大理盆地方面的关心与贪恋有所减少。与此相反的经营方向，首先是把姚州变为一大军事化基地，同时从此向东南进构筑安宁城（昆明市的西南邻），把掌握昆明盆地的统治权做为侧重点。当时这恐怕就是开发云南、交州路的一大目的。于是仇兼琼任剑南节度使的开元27年（公元七三九年）到天宝9年（公元750年）之间强行开发“步头路”，同当时在此地扩大势力的西昌部族之间引起了纷争。这条“步头路”，是从姚州南下安宁，再从云南东南部的建水道到红河（湄公河）由此乘船去交州方面，玄宗的意图是开通从长安经由四川云南通交州的一大交通路。其动机在于便利南海贸易和南海诸国的朝贡，或许也考虑到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等等。
这条交通路开发到何种程度不得而知，不久后因为南诏兴起，把中断了的地方接通了。然而有迹象表明此后这条路屡被利用，所以可以看做实际上已经为开通做了工作。（藤泽义美：《古代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以滇缅路为中心》）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藤泽义美意味深长的指出：“早在唐代就几乎把云南地方包括在中国固有文明之内，同时要注意到局限性及中国文化西进到达云南西部为止，再没有像滇缅路以外的地区伸展。同时这种进出情况中，通常以中国强大的国家权力和武力为后盾的做法相反，从西方移植进来的印缅文化，特别是广义的印度文化，而没有任何来自国家方面的干预，不是以武力相加，而是极其顺乎自然在一片宁静的和平环境中东渐的，两者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四
考察和探究蜀身毒道和南方丝路的兴废过程本身，也是一条充满发现和启悟性的探险之旅、思想之旅。尤其当我们拂开历史的累累尘埃，洞悉历代先人们在打开这条穿越覆盖着凶险难测的神秘雾岚的古代通道，把中国商贸和文化的触角延伸到中亚、南亚乃至西方的广阔天地之中时所走过的崎岖途程时，不得不感慨万分，从内心深处油然生出几分由衷的敬意。
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也形成了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中之一就是将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东方民族的生产生存形态概括为“亚细亚方式”。亚细亚方式，最早是马克思提出来的，马克思在1859年自己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其唯物史观进行概括时明确指出。他以前的人类社会已经依次更替地经历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木主义的四种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马克思认为。中国、印度、俄国都是从这种形式中发展起来的。 在马克思看来，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了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
马克思指出，虽然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细亚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木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这种超稳定结构是通过封闭性和静态的形式实现的。马克思感叹道：“听一听英国侵华官员米契尔先生的话还是挺有意思的：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以致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以前他们祖先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需要。”这一生产方式的超稳定性表明，它可能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存在不会被后来的社会经济形态取代。马克思以印度为例，认为历史上曾经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鞋靶人和莫卧尔人不久都相继被同化了。所以，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马克思认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稳定性的意义必须持一个辩证的态度。既要认识到它有利稳定的一面，也要认识它消极的一而。马克思认为，从区域上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包括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和鞋靶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都是一些比较落后的传统国家；从性质上说，它主要是一种农村村社制度，是远离当时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从内容上说，这种村社制度使得：一方面，把农业和畜业所赖以生存的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政府去管；另一方面，整个国家又分裂为许多结构相似或完全需同的独立组织，从结果上说，这种制度导致了政治上的专制制度、经济和经济上的停滞或倒退、思想和思维方式上的保守、传统、迷信、缺乏创造力；从结构上说，这种村社制度的自给自足的自满足性，使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具有超稳定的性质。
亚细亚方式作为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其最大的弊端是孤立性、封闭性与停滞性。针对这种落后的生产形态，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传统文化批判热，其中有一部电视系列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后，几乎在全国上下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大讨论。《河殇》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概括为“黄河文明”，所谓“黄河文明”，实际上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另一种表述。因为按照《河殇》编导们的阐述，孤立性、封闭性与停滞性，是这一文明的主要特征，正是这样一种被视为落后生产方式的文明，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几千年来处于一种缓慢僵硬的状态，远远地落后于西方国家。而与“黄河文明”相对立的是西方国家以海洋为发展空间的“蓝色文明”。所谓“蓝色文明”是以积极发展商业贸易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另一种表述。按照《河殇》编导们的观点，导致中国几千年来封闭落后的重要原因，正是“黄河文明”拒斥“蓝色文明”的恶果。
这样的论述很久以来差不多支配了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中国人的头脑。但现在看来，这种判断多少有点简单化了。尤其当我了解到中国自汉代以来的先人们筚路蓝缕，通过丝绸之路以及蜀身毒道的开拓，积极寻求与中亚和西方世界的联系，不遗余力地发展商贸往来的大胆尝试后，更为深切地认识到中国文化内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远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黄色文明”所能概括的。至于为什么这样一种丰富的文化基因，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几乎被完全中断，甚至渐渐受制于单一的社会结构，究其原因，恐怕不能仅仅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要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嬗变过程中寻找答案了。
这当然不是笔者所能承担的任务。我所感兴趣的是，曾经一度在中国历史上倍受统治者重视的“南方丝路”和“蜀身毒道”，在历经岁月的重重遮蔽之后，又奇迹般获得再生的戏剧性过程，到底昭示了什么，或者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怎样的启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