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线战场：10月20日，朱德致电项英，命令赣南军区地方部队配合野战军突围，并收容野战军的落伍人员和伤病员。10月22日，中革军委指示，赣南军区应率领各地方独立部队深入到敌人撤退的区域进行，发动群众广泛的游击战争，并扰击粤敌撤退，消灭铲匪；负责动员群众前运粮弹，后运重伤病员。11月4日，鉴于信康、安远地区敌军兵力空虚，朱德再次致电项英，要求赣南军区派部队深入到安远、安息、信康地区活动，发展游击战争及信康苏区，并收容野战军在信康地域留下的伤病员。
由于各个战场留守红军的大力配合，吸引和拖住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帮助了野战军实现顺利集结，缓解了他们突围时的压力。同时，为了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中央政府的全套机构保留下来，各部门各机关依然保留原来的名称，照常工作；机关报《红色中华》继续照常出版，宣传扩红等。这些措施虽然使苏区干部和群众放松了警惕，但也有效地麻痹了敌人，保证主力红军出其不意地完成突围任务。直到11月初，敌人才真正清楚红军主力已突围。应该说，当时的军事保密原则及苏区留守部队的牵制为野战军赢得了非常宝贵的转移时机。
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后，国民党军迅速地向苏区腹地推进，苏区逐步失陷。1934年10月14日，兴国县失陷；10月26日，宁都县失陷；11月1日，长汀县被占领；11月10日，红都瑞金失陷；11月17日，于都县失陷；11月23日，会昌县被占。至此，中央苏区县城全部被国民党军占领。国民党军对苏区群众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根据统计，瑞金被杀的有1.8万多人；宁都被杀的有4800多人；兴国被杀的有2142人；于都被杀的有3000多人；整个苏区约有80万群众被国民党杀害。
敌人在被占领的苏区实行残暴的、野蛮的反动政策。他们对苏区军民进行报复和摧残，甚至狂妄的宣告：“大乱三天，大杀三年”，“屋换石头，人要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族”。在政治上，极力造谣说红军逃跑甚至被消灭，削弱群众的斗争热情；并用“自新自首”的欺骗政策引诱不坚定的分子叛变，成为他们进行清剿和镇压群众的走卒。他们进占一地就组织民团、铲共义勇队，建立地主武装，建立保甲制度，以地主富农充当保甲长来恢复国民党的统治。以前逃跑出去的地主豪绅，都跟着国民党军回来了，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攻、倒算，在这种残酷条件下，苏区军民的生活是十分凄惨的。
1934年11月3日，中革军委给项英发来了关于敌占汀州、宁都后中央军区应采取行动的指示。要求中央军区应放弃正面的防御，而应利用敌人前进的迅速和筑碉堡的短促，在敌人侧翼及后方发展游击战争；而江西、闽赣和福建军区应在敌人复杂的封锁线外行动。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却仍然采取“等待主力回头”，“粉碎敌人围剿，保卫中央苏区，寸土不让”的方针。在这个方针下，把县区地方武装的人员、武器大部分集中，并将能勉强出院的伤病员都动员到部队中去，与敌人打硬仗。苏区沦陷后，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坚持以于都宽田为中心的“三角地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从原西江、瑞金、于都三个县划出9个区，设立瑞西县，马德明任县委书记，规定瑞西县直接归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为了顽强坚守“最后的阵地”，分局组织红军进行了一系列自卫性质的大兵团战争。
同年11月22日，会昌失陷前夕，项英却鉴于“为了兴奋苏区的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发起了谢坊战役，伏击国民党东路军第三师第八、第九旅及师部直属部队。以主力红二十四师埋伏于瑞金县谢坊左侧来侧击行进之国民党军，以会昌之地方部队作正面的扼制，并命令福建的独立团进驻瑞金河东岸以阻止和牵制敌人左翼前进和增援。谢坊战斗击溃了敌人半个旅、消灭了半个旅。这是野战军出动后第一次的大胜利，同时也成为唯一的一次大胜。这次战斗虽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鼓舞民心军心的作用，但也削弱了红军自身的力量，暴露了红军主力的存在。此役后，敌人以4个师的兵力跟踪红二十四师，不断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使本来就处境困难的红军更陷入被动。
11月30日，根据中央军区司令部情报，获知陈诚就“清剿”中央苏区计划向蒋介石进行请示，为肃清红军，准备构成四面封锁线防止红军西窜。12月中旬后，中央苏区面临的局势越来越严峻。在北线和东线，国民党部队从宁都至瑞金、会昌的碉堡封锁线已经基本形成。在南线，粤军余汉谋部4个师已经从追堵主力红军转而回防赣南。在西线，从兴国至于都的封锁线也已经形成。中央苏区已被分割成若干小块，每块都处于四面包围之中。项英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国民党军正在“集中相当兵力分开清剿，以企图各个击破我军”。此时，中央分局和红二十四师坚守的“三角地带”，南北长仅仅50余公里，东西宽30余公里。国民党军在这一地区周围部署了10多个师的兵力，妄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其他被分割的地区，由于力量薄弱，再加上斗争方式的错误，有的已经被敌人各个击破。
（三）十二月会议与游击战争战略思想的初步转变
1934年12月中旬，中央苏区的形势更加严峻。项英经过反复考虑，他终于接受陈毅关于改变斗争方式的建议。于是，在项英的主持下，在于都宽田召开了中央分局十二月会议，决定改变斗争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
“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分局开始实行战略的初步转变，采取一些具体措施适应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第一，巩固与团结干部队伍，进行游击战争的广泛动员。
为了巩固和纯洁党的队伍，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防止叛变，同年12月20日，中央政府办事处发布了《紧急命令——动员工农群众，积极击杀革命叛徒》。命令规定：在苏维埃机关、群众团体和党内团内、红色部队内担任干部及负责的工作人员叛变革命投降敌人的，或企图组织投敌，或勾结敌人进攻苏区查实有据的，这类分子叫革命叛徒，概处死刑；现在苏区居住的人民跑入敌方，投降敌人作侦探或带路来进攻苏区时帮助和响应白军走漏消息的，这一类危害革命分子，叫反动分子，当革命叛徒同罪处死刑。由于中央分局能够从条文上明确划分叛徒的定义与处罚，使其有效地防止军民叛变，对广大干部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12月26日，为了贯彻和传达10月8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训令，中央军区政治部印发了《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要求各级政治机关须尽可能地召集排以上干部进行详细的讨论，使每个干部都彻底了解中央的训令，再经过干部向全体党团员和战斗员作传达和解释。实际上，这就公开宣告了红军长征。
12月28日，中央军区政治部印发了《巩固我们的部队》的政治教材，强调了巩固队伍的重要性以及方法。它指出巩固部队是粉碎敌人“清剿”的重要任务；每一个红色战士，都要有坚定的胜利信心，团结一致的意志，并且要同那些悲观失望恐慌动摇逃跑退却的分子作斗争，使部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次日，项英在瑞西瑞金两县活动分子会上做了《目前敌人“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更加明确宣告战争的新形势与敌人的“清剿”企图，党所面对的粉碎敌人“清剿”紧急的中心任务，进一步传达了中央关于发展广大的群众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的指示。此外，中央军区发布了《中央军区训令》，进一步强调了游击战争的斗争方针，并要求克服游击主义现象，提高士兵的政治素养和战斗力。
针对苏区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中央分局开展了反对逃跑现象和失败主义的斗争。除了通过一系列宣传提高军民的战斗信心外，还开展了反对曾洪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曾洪易（后叛变）在红军主力突围后对中国革命前途完全悲观失望。他认为“野战军出动必然被消灭，游击战争不能保卫苏区，也不能坚持斗争，而要失败下去，中国革命已失败而告结束，我们目前应该退却”。他甚至还提议部队应该逃跑。这一消极思想在党内造成了极坏影响。中央分局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革命斗志，防止悲观失望，于是领导全党开展了反洪易路线的斗争，揭发洪易路线是取消当时游击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实质。指出中国革命并未遭失败，还有光明的前途，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定能坚持斗争下去，定能战胜敌人取得最后胜利。中央分局利用无线电将此决议传达到赣东北、闽北、闽西及中央苏区各省，并撤销了曾洪易的闽浙赣省委书记一职。这一斗争的开展对于团结党员，巩固队伍，提高党员革命的信心和激情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对以后各地坚持斗争也具有很大的意义与作用。
第二，调整党的组织领导机构，加强地方领导力量。
经过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分局对地方武装和地方领导更加重视起来，开始增派得力干部到各地区去领导斗争，调整领导机构。1934年12月底，派张鼎丞、范乐春回闽西；调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任闽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派胡海回吉安东固地区，组建中共公（略）万（安）兴（国）特委并任特委书记；派少共中央分局的李鹤鸣到胜利县领导游击战争；调赣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罗孟文到杨赣地区，任杨赣特委书记兼杨赣军分区政治委员；调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任瑞西特委书记。成立中共瑞西特委，领导瑞金、瑞西和西江三县的游击战争。成立中共信康赣特委和信康赣军分区，派原赣粤边军政委员会主席李乐天任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原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杨尚奎任特委副书记。
第三，储备粮食，充裕战费，进行游击战争的军用物资准备。
粮食储备是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清剿”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中央财经委多次在各县、区级会中及文件中详细指示过，粮食要分散储藏，防止浪费，实行节省，其目的是“一方面坚壁清野，不使有一粒谷子落到敌人手中，同时为要充分准备我们红军与地方部队供给，好吃饱饭打胜仗。”到1935年1月，中央苏区储备粮食可以供部队3个半月食用。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多渠道筹款，充裕战费，以使游击战争更顺利地向前发展。例如，兴胜县在1935年1月2日拘留了一个叛徒之妻，在审讯中问出她有窖藏，挖出现洋650元；瑞西在半月中筹到3000元左右；胜利县原分配它在1934年12月份筹款6800元，结果，如数筹到款项。
另外，发动节省子弹和搜集子弹壳的运动，以保证军用物资的需要。1934年12月26日，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签署发布了《通令——为节省子弹和搜集子弹壳》。通令号召全体党团员和干部要起模范的领导作用，动员全体红色战士和游击队员节省子弹和搜集子弹壳，并且提出了节省子弹和搜集子弹壳的具体方法。
粮食、资金、弹药等物资方面的筹集，为三年游击战争的进行做了一定的准备。
第四，扩大地方武装力量，提高游击队的战斗素质。
1934年12月，中央分局做了进一步扩大地方武装的决定，要求每个地区都应有一支游击队（即基干部队）为中心来开展群众游击战争，必须在1935年1月10日以前，将县独立营扩大到400至500人，区游击队扩大到100至150人。同时，分局增调一部分干部到地方部队，加强地方武装力量的领导。
据《红色中华》报道，分局扩大地方武装的决定发表后，就得到各地群众的热烈响应。在突击运动开始的几天中，就已经取得很不错的成绩。例如，在于都潭头区，已扩大32名，动员到独立营30名，乡游击队也在猛烈发展，计全区共扩大了91名。登贤县乱石区动员了320名难民群众参加游击战争，已经组成了单独的游击队，并有一部分加入独立营。
中央分局还在于都宽田举办了数期游击训练班，组织各县游击司令部的负责人前来学习中革军委《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以便他们熟练掌握游击战术和动作要点，成为游击战争的骨干。
第五，安置伤病员，做好善后工作，组织军民坚壁清野。
对2万多名留在中央苏区的伤病员进行疏散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中央苏区失陷以后，老百姓和军队都存在着很大的生存困难。但是，为了保证伤病员的生命安全，中央分局尽力想办法妥善安置，重伤员全部分散到老百姓家中隐蔽休养，轻伤员则动员归队，充实战斗部队。中央分局积极动员老百姓把伤兵抬回去。陈毅对老百姓说：“你们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抬回去了多一个劳动力。”老百姓也很勇敢，半天工夫就解决了。
1935年1月22日，瑞西县委给各区乡发出了《关于保护和安置伤病员事》的指示信。信中号召各区乡应发动群众，很好的保护和安置伤病员；要求做到：“1、每个伤病员都要有一个火笼；2、每个人要有一床被，无棉被的以蓑衣单被代替；3、每五天洗衣一次，无兑换衣服的借衣裳给他穿；4、每三天洗澡一次，生疮的每天一次或两次。5、经常热茶热饭招待；6、过年发动群众慰劳；7、每十天发动妇女儿童团慰问，主席书记参加；8、每个休养员要有一副担架，准备四个人抬，无论任何环境不能使伤病员受危险；9、十天召集组长联席会一次检查工作。”在于都禾丰地区，全区各户都安置了一至两个伤病员，最多的一户安置七个。上级给每个伤病员发了150斤谷票、三斤油、两斤盐。伤病员到户后，生活由各户照顾，上药即由医院或医务所的医护人员负责。
实行坚壁清野。项英在瑞西、瑞金两县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应实行彻底的、正确的坚壁清野，准备持久战斗；指出坚壁清野与游击战争具有一致性。中央分局为了不使重要设备落入敌手，把中央兵工厂、造币厂、印刷厂、被服厂的机械设备埋藏起来。他们还动员苏区群众把水源破坏，把重要物资如粮食等藏起来，使敌军丧失生存的条件。
从以上这些措施中看出，中央分局在战略指导思想上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这些措施为以后南方各省开展和坚持游击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这种转变仍然属于初步的、局部的，其主要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还没有脱离中央给分局设定的“框框”，还是属于苏区模式。领导的主要工作也没有完全转移到指导开展游击战争的轨道上来，主力红二十四师和几个基干团仍然是采取“大兵团的作战的方针”，而地方游击战争的发动“居于次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