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一过，年味就越来越重了。腊月二十六或二十七八，我们家里总要来两个乡下亲戚。是什么亲戚我不大说得清楚，反正不是很亲的那种，大约只是姑表亲，我喊女人是金秀姑姑，喊男人是细宝伯伯。他们都是我们老家的人。我们老家已经没什么人了，我奶奶在一九六三年就死了，据说是吃多了红薯叶子，胀气死的。细宝伯伯总是穿一件灰袄子，今年是灰袄子，明年还是灰袄子，袄子的下摆纰出了口子，吊着发黑的棉花团团；金秀姑姑虽然不是老穿一件秃袄子，会换一件罩袄褂，也会浆洗会缝补，但身上的补丁实在太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屁股上补着一块日本尿素袋子，上面还隐约可见“株式”二字。他们的脸色都不好，年年都是那样，青黄青黄的。他们不是结伴来的，而是一前一后地来，腊月二十六，金秀姑姑来了，腊月二十七，金秀姑姑前脚走，细宝伯伯后脚就来了。他们带来的差不多都是红薯和印花米团子（米团子上都点了一点红），我妈给他们的东西也基本上是一样的，一小包油豆泡，一斤可以熬油的肥膘肉，半斤白糖，一包油糖果子或大麻枣。除此之外，我妈还要给他们一点钱，一块蓝色或灰色的平布，再拿几件旧衣服（都是已经打了补丁脱了颜色，不能再穿了的）。他们接过东西时都是又谦恭又感激的样子，而且还要说许多感谢的话。我妈总是叫他们不要说。我妈说：“亲戚路上，就不要说这些了，越说越生分了。”
金秀姑姑和细宝伯伯似乎是一个标志，他们来过之后，我们家就开始过年了。李玖妍是除夕早晨回家的。她坐了一天车，似乎一点也不累。她的变化很明显，人整个大了一圈，而且脸变黑了，皮肤也粗糙了。以前她是细皮嫩肉，白里透红，现在是粗皮黑肉，黑里透红。她的手也是黑红黑红的，有几个指头上还缠着胶布。胶布已经泛出黄黑，显得比较脏。
我妈说：“胶布都没有吗，都黑了，会感染的。”
但她说不要紧，她说她从来不感染。她用缠着胶布的手拧毛巾，好像很有力气，一把就拧干了，然后她用力擦脸，擦得红扑扑的直冒热气。她把擦过脸的毛巾扔回脸盆里，弯腰拖过那只印了“上海”字样的灰色人造革旅行袋，嗤的一声扯开拉链，把她带回来的东西都拿出来。我们一家人都看着她，她给我们带来了陌生和新鲜的感受。她把东西都放到桌上，说这是薯片，这是香菇，这是笋干。我爸看着那些东西，还用手摸摸，用一种很见过世面的口吻说：“这笋干好，比人家送给我的好，人家送给我的是板笋，你这是笋尖子，是用烟熏过的，叫烟笋。”
李玖妍这时显得很自豪，说：“那当然。”想想又补充说：“这都是金竹的特产，在金竹，这种东西就跟柴火一样。”
我妈把肉饼汤和馒头端到她手上，说再不吃就凉了。她便一边吃一边告诉我们，金竹那地方家家户户都会做笋干，他们剥笋就像鱼贩子剖鱼似的，先在当中划一刀，左一撇右一撇，就壳是壳肉是肉了，然后把笋肉扔进大铁锅里，煮过之后再装笼。笼是笋笼，用木条子钉的，长方形的，把笋肉一条条压在笋笼里，又把笋笼抬到溪水里，在上面压几块大石头，浸它个把两个月再起笼，剩下的就是晾晒了，晒得一敲当当响，就成了笋干了……她说得头头是道，但等后来我也有点见识了，就知道她说的这些全是她听来的，那时她应该还没见过人家怎样做笋干，她是秋天去的，秋天没笋，人家做不成笋干。
吃了东西，她用巴掌擦一把嘴。我妈说：“你怎么用巴掌擦嘴？”她说：“这有什么，我们那里都是这样擦的。”
除夕夜要守岁，我爸用木炭烧了一个火盆，李玖妍问家里有没有红薯？我妈就把金秀姑姑和细宝伯伯带来的红薯拿出来，李玖妍扔了几个在火盆里煨着。她一边翻动红薯，一边说沙口村的火塘，―沙口村的火塘上都吊着一只巴满烟垢的大瓦罐，他们的细伢子喜欢在火塘里煨红薯，那些细伢子就是红薯喂大的。红薯皮已经焦糊了，在火盆里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她用火钳把它们夹出来。煨出来的红薯香喷喷甜丝丝的，我们刚吃了油豆泡烧肉，现在又吃煨红薯，肚子便不由分说地鼓起来了。先是我爸放了一个屁，接着是我，然后是我妈和李文革，最后是李玖妍。我爸放了屁便掩饰地干咳一声，我妈则忍着，一点一点将它放出来，只有李玖妍，放了屁却咯咯地笑着，说红薯就是屁虫，只要一入冬，沙口村人就有放不完的屁，他们自己开玩笑说这哪里是沙口村，明明是一个屁村。我妈皱着眉。我妈显然不喜欢她这么说话，左一个屁右一个屁，一个女孩子怎么这么说话？
李玖妍说魏红头一次下田被大蚂蟥吓得又蹦又跳，跳到田塍上一边哭一边发抖；徐小林躲着房东半夜吃饼干，吃得吱喳吱喳地响，弄得房东黄九银的老婆以为老鼠在啃红薯片，蹿下床来举着笤帚四处找老鼠。她还提到了另一个比他们早去半年的王大勇，说王大勇说话结巴，每次喊她，都是李李、李、李玖，—妍，连脑门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她谁都说到了，就是不提詹少银。我爸妈也想不到这一层，他们只是云里雾里地听着，不知道她有意漏掉了一个人。
李玖妍带回来的薯片，我妈在正月初一就炒给我们吃了。用细沙炒的，酥黄焦脆。还有香菇和烟笋，我们也都尝了尝。我妈用香菇蒸了一个蛋，一人几调羹；又浸了两片烟笋，切成笋丝，跟白萝卜丝胡萝卜丝豆腐条混在一起，炒了一碗“和菜”。然后我妈就像藏宝一样，把剩下的东西全藏起来了。她叫我爸把它们包好，我爸手巧，又是学过徒的，包东西很在行，他用报纸把它们包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像礼品盒似的。李玖妍显得有点不屑，她似乎很愿意看见我们吃她带回来的金竹特产，她骄傲地说：“这东西还怕没有？以后我再拿回来就是了！”但我妈不听她的。我妈就是这样，有点东西总要留起来，也就是说比较喜欢囤积，在处理这类事情时又特别独断专行，不管别人高不高兴。她打开一个橱子，一样一样都放了进去。
李玖妍变得有些大大咧咧了，唯有漱口时细心，也很肯花工夫，早晚都漱，所以她的牙齿还是跟过去一样白。而且由于脸黑，牙就显得更白。她又充满了快乐，喜欢笑，我们家的光线从来都不好，所以那年过春节，我总觉得她像个《人民画报》上的古巴黑人似的。古巴黑人举起一只拳头，张着嘴，露出两排白花花的牙。
她本来喜欢做一些家务的，这次回家却不做了，忙着到处串门。她和她那些下乡插队的同学一起，呼噜呼噜的一大帮，今天呼噜到这家，明天呼噜到那家。我特别喜欢看她骑车，她骑的是我爸的车，两臂带一点内弯，圆圆的肩膀耸起来，那样子真是意气风发。一辆破车被她这么一骑，似乎变了样，我趴在凳子上，看着她骑出了巷子。
跟她最好的还是魏红，魏红来我们家的次数也最多，来了两个人就躲到房间里。有一回她还留魏红在我们家里过夜，跟魏红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说一阵子，又嘻嘻哈哈笑一阵子。她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说着说着就吃吃地疯笑。她们的声音从壁缝里漏出来，仿佛在黑暗里放着一种光，我形容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光，只觉得它照亮了我，使我不但看见了她们的欢乐，还看见了她们说的那些人和事。那都是那个金竹的叫沙口的小村子里的人和事。那个小村子被秀丽的群山所环抱，到处是奇花异草，丘壑间烟霞缭绕，还有清凌凌的溪水和绿莹莹的萤火虫。太阳是金色的，月亮是银色的，风是带着浓浓的花香的，人们是欢乐祥和的。那里没有烦恼，那里的烟笋像柴火，薯片堆得比山还高。那里的水像美酒。那里的空气都是甘甜的。那里所有的事情都让人满心欢喜，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值得她们这样说个不停，也值得她们这样笑个不停。我羡慕得要死。我简直很嫉妒了。我更恨自己是个残疾。我极力想象，那个沙口村是个什么地方呢，到底有多美呢，我姐姐是不是真的去了一个仙境呢。
她带着一帮人呼噜到我们家时，我爸妈也是分外热情，把糖果点心花生瓜子都捧出来，坐在一旁听他们说那些发生在乡下的有趣的事。他们还留她的同学们吃饭。他们跟同学们都熟了，知道谁是谁了，—那个叽叽喳喳不停嘴的圆脸姑娘是魏红，那个高鼻梁眼睛有点往里眍的小伙子是结巴子王大勇，徐小林戴了一副四百度的近视眼镜，詹少银虽然不大说话，但他笑得很特别，没有过渡，张嘴就笑出来了，笑得还很响亮。同学们走了，他们就一个个评头品足，轮到詹少银，他们才想起来还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就问李玖妍：“那个那个……笑起来挺突然的，吓人一跳的，叫什么名字呢？”李玖妍淡淡地说：“詹少银。”我爸说：“哦，詹少银。”我妈皱着眉头想了想，说：“你以前没提过这个人哪，跟你在一起的吗？”李玖妍说：“老提他干什么？他不过也在我们那里插队，比我们早三个月就是了。”
其实不光是詹少银，李玖妍不愿提及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她忽然看见房东家的墙壁上有一只眼睛，她就只字未提。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也许就是这件小事，作为一个契机，催发了她的爱情。当然，这一点恐怕连她自己都不明白。
她才刚到沙口村不久，就学会了打谷子，她看见自己的汗像闪着亮光的珠子，大滴大滴地落在泥土里，落进了沙口村的敞着正方形的口子、颜色灰黑的老禾桶里。蚱蜢和蛾子都飞了起来，草屑和灰尘，还有谷粒，也飞了起来，—这些她在信里也说过了，但她没说草屑、灰尘和谷粒粘在她脸上，又从衣领里钻到了她胸脯和脊梁上。她觉得它们像会蜇人的毛毛虫一样。晚上收工后她匆匆喝了两碗南瓜粥，就忙着躲进西边小披屋里去洗澡。在沙口村洗澡跟在家里洗澡的情形大体上相似，都是用一个大木盆。她把蔫瓜家的大木盆提到小披屋里。蔫瓜家的大木盆比我们家的大木盆要高一些。蔫瓜老婆给她从灶膛里叉出两瓦罐热水，把水倒进一只提桶里，又兑了些凉水给她提过去。她说这几罐水就是给你煨的，你放心用。她出去时又顺手带上了门，还叫李玖妍从里面扣上门搭子。李玖妍坐在盛满热水的大木盆里，内心充满了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