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以大量的笔墨，无情地批驳了汉儒所宣扬的天人感应论调。他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可以影响人和物，比如，“天且雨，蝼蚁徙，丘蚓出，琴弦缓，固疾发”，但是人不能动地，而亦不能动天，因为天至高大，人至卑小，人不能动天，就如同一枚小竹枝敲不响一个大钟，一只萤火虫烧不热一个鼎一样。风雨有时，寒暑有节，不会随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当时流传着“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祸福之应，皆天也”的说教，王充指出，这种说教是贤圣欲劝人为善而编造的，而一般人则把一些偶然巧合的事件当作必然的报应，因而盲目相信这种说教。汉儒声言楚惠王曾误食蚂蟥，由于他有仁德，得到了天的保佑，不但病不为伤，反而把原来的心腹之积也治好了。王充认为楚惠王并无仁德，而是一个不肖之主，如果天保佑他，是天佑不肖人也。王充以大量事例否定了天能赏善罚恶的神话，并发出质问：为什么那些谋财害命、鱼肉乡里的坏人皆得显达，富厚安乐？社会上何以多横怒而不罹祸，顺道而违福？在驳斥天能赏善罚恶的虚伪说教的同时，王充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不合理现实。汉儒为了神化帝王，拼命鼓吹君主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君主高兴，天气就温暖；君主发怒，天气就寒冷。王充对此据理反驳，指出春温夏暑，秋凉冬寒是自然现象，水旱之至，自有期节，君主喜怒时，连自己体内和室内的温度都影响不了，怎能影响整个天下呢？关于汉儒的灾异谴告，王充指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夫变异自有占候，阴阳物气自有始终，国有灾异，与人染疾病是同一道理，血脉不调，人生疾病；风气不和，岁生灾异，与谴告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说虫吃谷物是地方官吏侵夺百姓所致，身黑头赤的虫子象征武官，身赤头黑的虫子象征文官，那么，虫子或时希出而暂为害，或常有而为灾，等类众多，应何官吏？那些威胜于官，取多于吏，武断乡曲而不当官的豪强，又用什么样的虫子代表呢？事实上，各种虫子生出有日，死极有月，使人君不罪其吏，虫犹自亡，这纯属自然现象，与政事无关。同样，老虎吃人也与官吏为奸毫无关系，儒生只不过利用了虎适食人，长吏遭恶这一巧合事件胡乱比附而已。如果说灾异是天对人君失政的谴告，那么，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就证明尧、汤也是恶君了。如果说天真能谴告失政的君主，它也就能有意识地任命像尧、舜那样有才德的圣君，可事实上，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如果天能以雷责怒于人，也就能以雷诛杀无道，然而自古以来，那些最为无道的人，并非死于雷诛，而是圣人兴师动众，将其伐灭的。王充引用老子之语，“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也”，指出，谴告是统治腐败的产物，是儒生主观臆造的，“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在圣人之口”。这样，王充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神的存在，打碎了帝王头上的神圣光环，给汉代妖妄荒诞的官方神学以沉重的一击。
坚持创新为国争光的詹天佑
见日月不为明白，闻雷霆不为聪耳。
——《孙子·形篇》
詹天佑，字眷诚，江西婺源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在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儿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12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詹天佑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从北京到张家口这—段铁路，最早是在他的主持下修筑成功的。这是第—条完全由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施工的铁路干线。
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长200千米，是连接华北和西北的交通要道。当时，清政府刚提出修筑的计划，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就出来阻挠，他们都要争夺这条铁路的修筑权，想进一步控制我国的北部。帝国主义者谁也不肯让谁，事情争持了好久得不到解决。他们提一个条件：清朝政府如果用本国的工程师来修筑铁路，他们就不再过问。他们以为这样一要挟，铁路没法子动工，最后还得求助于他们。帝国主义者完全想错了，中国那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工程师。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位。
1905年，清政府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修筑从北京到到张家口的铁路。消息一传出来，全国都轰动了，大家说这一回咱们可争了一口气。帝国主义者却认为这是个笑话。有一家外国报纸轻蔑地说：“能在南口以北修筑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世呢。”原来，从南口往北过居庸关到八达岭，一路都是高山深涧，悬崖峭壁。他们认为，这样艰巨的工程，外国著名的工程师也不敢轻易尝试，至于中国人，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的。
詹天佑不怕困难，也不怕嘲笑，毅然接受了任务，马上开始勘测线路。哪里要开山，哪里要架桥，哪里要把陡坡铲平，哪里要把弯度改小，都要经过勘测，进行周密计算。詹天佑经常勉励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工作首先要精密，不能有一点儿马虎。‘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应该出自工程人员之口。”他亲自带着学生和工人，扛着标杆，背着经纬仪，在峭壁上定点、测绘。塞外常常狂风怒号、黄沙满天，一不小心还有坠入深谷的危险。不管条件怎样恶劣，詹天佑始终坚持在野外工作。白天，他翻山越岭，勘测线路；晚上，他就在油灯下绘图、计算。为了寻找一条合适的线路，他常常请教当地的农民。遇到困难，他总是想：这是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一定要把它修好；否则，不但惹外国人讥笑，还会使中国的工程师失掉信心。
铁路要经过很多高山，不得不开凿隧道，其中数居庸关和八达岭两条隧道的工程最艰巨。居庸关山势高，岩层厚，詹大佑决定采用从两端同时向中间凿进的办法。山顶的泉水往下渗，隧道里满是泥浆。工地上没有抽水机，詹天佑就带头挑着水桶去排水。他常常跟工人们同吃同住，不离开工地。八达岭隧道长1100多米，有居庸关隧道的3倍长。他跟老工人一起商量，决定采用中部凿井法。先从山顶往下打一口竖井，再分别向两头开凿，外面两端也同时施工，把工期缩短了一半。
铁路经过青龙桥附近，坡度特别大。火车怎么才能爬上这样的陡坡呢？詹天佑顺着山势，设计—种“人”字形线路。北上的列车到了南口就用两个火车头，一个在前边拉，一个在后边推。过青龙桥，列车向东北前进，过了“人”字形线路的岔道口就倒过来，原先推的火车头拉，原先拉的火车头推，使列车折向西北前进。这样一来，火车上山就容易多了。京张铁路不满4年就全线竣工了，比原来的计划提早2年。这件事给了藐视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一个有力的回击。今天，我们乘火车去八达岭，过青龙桥车站，可以看到一座铜像，那就是詹天佑的塑像。许多到中国来游览的外宾，看到詹天佑留下的伟大工程，都赞叹不已。
不循旧制改革新政的范仲淹
不要迷信权威，人云亦云，要树立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
——谈镐生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原名朱说。是北宋的名臣，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谥号“文正”。汉族，祖籍彬州（今陕西省彬县），生于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
范仲淹不但是个军事家，而且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是苏州吴县人，从小死了父亲，因为家里贫穷，母亲不得不带着他另嫁到一个姓朱的人家。范仲淹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成长，他住在一个庙宇里读书，穷得连三餐饭都吃不上，天天只得熬点薄粥充饥，但是他仍旧刻苦自学。有时候，读书到深更半夜，实在倦得张不开眼，就用冷水泼在脸上，等倦意消失了，继续攻读。这样苦读了五六年，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范仲淹原来在朝廷当谏官，因为看到宰相吕夷简滥用职权，任用私人，就向仁宗大胆揭发。没想到这件事触犯了吕夷简，吕夷简反咬一口，说范仲淹交结朋党，挑拨君臣关系。宋仁宗听信吕夷简的话，把范仲淹贬谪到南方，直到宋夏战争发生以后，才把他调到陕西去。
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大功，宋仁宗觉得他的确是个人才。这时候，宋王朝因为内政腐败，加上在跟辽朝和西夏的战争中军费和赔款支出浩大，财政发生恐慌。宋仁宗就把范仲淹从陕西调回京城，派他担任副宰相。
范仲淹一回到京城，宋仁宗马上召见，要他提出治国的方案。范仲淹知道朝廷弊病太多，要一下子都改掉不可能，准备一步一步来。但是，禁不住宋仁宗一再催促，就提出了10条改革措施，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对官吏一定要定期考核，按他们的政绩好坏提拔或者降职；二、严格限制大臣子弟靠父亲的关系得官；
三、改革科举制度；
四、慎重选择任用地方长官。
还有几条是提倡农桑，减轻劳役，加强军备，严格法令等等。
宋仁宗正在改革的兴头上，看了范仲淹的方案，立刻批准在全国推行这10条改革措施。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庆历”是宋仁宗的年号）。
但范仲淹的新政刚一推行，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一些皇亲国戚，权贵大臣，贪官污吏，纷纷闹了起来，散布谣言，攻击新政。有些原来就对范仲淹不满的大臣，天天在宋仁宗面前说坏话，说范仲淹等一些人交结朋党，滥用职权。
宋仁宗看到反对的人多，就动摇起来。范仲淹被逼得在京城待不下去，就自动要求回到陕西防守边境，宋仁宗就把他打发走了。范仲淹一走，宋仁宗就下命令把新政全部废止。
提起范仲淹，不禁使人想起他的名篇《岳阳楼记》，更叫人荡气回肠的是他的千古绝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这千古名句正是范仲淹一生为人做官的真实写照。
不管是当小官还是掌大权，他为官都是心怀社稷，廉洁奉公，以天下为己任，世人称他为“五胆忠臣”。
一胆：敢于指责朝政。宋仁宗时大兴土木，朝廷从陕西征购木材，运往京城建造宫殿。范仲淹看到浩大的土木建设给民众带来的苦难后，不顾他人劝阻，上书朝廷，直陈弊端和危害，引起了仁宗皇帝高度重视和警醒，立即停止了宫殿建设，并要求臣民“以仲淹为忠”。后来，他还针对朝政存在的问题，书写了《救弊十事》，令朝政为之一振。
二胆：敢于斗权贵。当时朝中权臣吕夷简利用手中权力，拉帮结派，徇私舞弊，视范仲淹为眼中钉。他多次派人暗中威胁范仲淹勿言朝政、妄议国事，但范仲淹毫不惧怕，多次表示宁可舍去官位性命，也不姑息养奸。为治住范仲淹，吕夷简调任他管理关系盘根错节、矛盾错综复杂的开封府，想借皇亲国戚和官僚大臣，甚至那些贪官污吏的手，杀杀范仲淹的锐气。没想到范仲淹到任后，从清理弊端入手，敢于查处污吏，克服各种阻力，疏奏朝廷惩治，很快开封府“肃然称治”。
三胆：敢于举腐败。为了彻底揭露吕夷简等人任人唯亲、朋比为奸的做法，范仲淹深入调查，掌握了大量证据，疏奏给宋仁宗。并将吕夷简结党营私，提升贪官污吏的情况，绘成“百官图”呈献给皇帝，仁宗一眼就看清了贪官污吏们的所作所为。之后，他又先后为皇帝书写了《帝王尚好》、《选贤任能》等政文，使朝政存在的腐败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治理整顿。
四胆：敢于用清官。公元1043年，也就是庆历三年，范仲淹在抵抗西夏入侵中立下大功，调回京师任参知政事，领导进行“庆历新政”。范仲淹掌握一定权力后，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吏治。他采取职能业绩评定和群众评议的办法，对重要岗位的官吏进行了任职考核，很快一些庸碌、无能、腐朽的官吏被罢免，一些主事刻薄、惯于搜刮民财的贪官污吏被整治，特别是对那些具有皇亲国戚背景的官吏，范仲淹也是只管政绩不重关系，该撤的撤，该查的查，一时间官风大变。同时，对精明能干、正直清廉的官吏，只要是克己奉公者都被提拔到重要位置。同时，为保证官吏正确使用权力，他还上奏朝廷制定了官吏考核办法，为仁宗时国富民强奠定了基础。
五胆：勇于不留财。范仲淹为政清明，个人生活十分节俭。官位渐高，日渐富贵后，他仍然是“非宾客不食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后来，当了大官，他始终坚持教育子孙要“知节俭，莫贪富贵”。晚年时，范仲淹没有把一生的积蓄留给子孙，而是广置义庄、义田和义宅，用来赈济穷苦群众。范仲淹61岁时，子孙们劝他置第于洛阳，然后颐养天年，范仲淹听后坚辞说：“人若有道之乐，形骸可外而况室乎？吾将以薪俸有余者，赈济宗族。”后来，范仲淹还建义学使贫困者有了安身之处，子弟有受教就学之所。他64岁去世时，“虽位充禄厚而以贫终其身”，“其殁之日，身无以为殓，死无以为丧”。
以笔做枪关心民间疾苦
的关汉卿
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
——《吕氏春秋》
关汉卿（约122—1241），元代杂剧作家，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代表人物。号已斋（一作一斋）、己斋叟。汉族，是大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