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鲁迅先生为了控诉反动派的暴行，冒着生命危险，写了两篇文章：《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先驱的血》。为了纪念柔石，鲁迅先生还向刊物推荐了一副木刻《牺牲》，画面上一个母亲伸出双手，正把自己的孩子献出去。
鲁迅先生对办刊物的青年们说：“这幅画叫《牺牲》，是德国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柔石生前曾经介绍过她的作品，可是现在这个勤恳的介绍者却已经被埋在土里了。我们连地点也不知道。请你们把它发表出去，算是我对烈士的无声的纪念！”
徐悲鸿诚助“二石”
味甘终易坏，岁晚还知，君子之交淡如水。
——辛弃疾
在中国画坛，生长在南方和居住在北方的现代画家傅抱石、齐白石被称为南北“二石”。傅抱石是中国杰出的山水画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画院院长，他和关山月合作，为人民大会堂绘制了《江山如此多娇》大幅壁画。他还为郭沫若的《屈原》一剧设计过服装，同时又擅长金石篆刻，是个多才多艺的画家；齐白石是尽人皆知的国画大师，他独具特色的艺术珍品作为国家的宝贵文物享誉中外。而他们的成名，是与画坛伯乐——徐悲鸿的发现和扶植分不开的。
徐悲鸿以中国卓越的画家著称于世，他画的马驰名世界，但许多人却不知道在他58岁的一生中，他把美术教育事业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创作放在第二位，从事美术教育工作30多年，把美术教育作为他毕生坚持不懈殚精竭虑的事业。
1931年，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的徐悲鸿带学生到庐山写生，归经南昌。这年，近30岁的傅抱石正怀才不遇、湮没于陋巷。傅曾是制伞工人，完全靠自学成才。当时正在一所小学代课的傅抱石，有一天到寓所拜访徐悲鸿，他拿了几块图章和几张画。徐悲鸿发现图章刻得很好，又看他的画气势不凡，就要他再拿些画来，并留下他的地址。
第二天，徐悲鸿回访了傅抱石。傅抱石受宠若惊，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听徐悲鸿说：“你前途无量，应该去留学，去深造。”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
徐悲鸿为傅出国四处奔走，争取资助，他找到当时的江西省主席。拿出自己的一张画，说：“这张画留下来，就算你们买下的，南昌出个傅抱石，是江西的荣誉，你们应该拿钱，让他深造。”省主席只好同意出一笔钱送傅抱石去了日本。
1929年，蔡元培推荐徐悲鸿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在北平，徐悲鸿意外地发现了齐白石的作品。齐白石当年已66岁，但他的艺术横遭画坛保守派的排斥。当时北平美术界很保守，北平艺术学院的中国画教学掌握在保守派手里，画必称“四王”（清初画家土时敏、王原祁、王犟、王鉴，他们一味崇古，趋于程式化，缺乏艺术应有的生活气息），学必循《芥子园》（清代广泛流传的中国画基本技法图谱），教学改革为保守派所不容。
齐白石30多岁尚未步入画坛，只是个匠人，57岁时为避战乱来到北平，以卖画为生，并无人问津。他“衰年变法”，闭门10年，大胆突破传统手法，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在美术界独立门户自成一派。徐悲鸿到北平，一眼就看准“衰年变法”的齐白石，认为66岁的齐白石“在中国画坛仍然是一匹能够奔驰的千里马”。他两次登门邀请齐自石为“北艺”教授，没有得到老人的同意，又第三次去邀请。他的诚意和苦口婆心的说服，感动了老人。徐悲鸿亲自驾车接白石老人踏上了学院的讲台。他对学生讲：“齐白石可以和历史上任何丹青妙手媲美，他不仅可以做你们的老师，也可以做我的老师。”徐悲鸿为齐白石办画展、编画集，还亲自为画集做序。
后来，徐悲鸿又回到了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告别北平时，齐白石画了一副《月下寻归图》送给徐悲鸿并题诗一首：“草庐三顾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海上清风明月满，杖藜扶梦访徐熙。”二人分别后经常互赠诗画，成为莫逆之交，感情十分深厚。
茹科夫斯基与果戈理
比亲属更亲密
友谊，以互相尊重为基础的崇高美好的友谊，深切的同情，对别人的成就决不恶意嫉妒，对自己培养一种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意识。
——奥斯特洛夫斯基
“好文章！”茹科夫斯基（俄国诗人，1783—1852）读到一篇名为《圣约翰节前夜》的短篇小说，连连拍案叫好。事后，他逢人便打听这篇小说的作者果戈理是谁？多大年纪？干什么工作？当他知道果戈理是一个21岁的小公务员时，连忙给果戈理送了一张请柬，邀请他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
在宴会上，这一老一少见面了，两人互问寒暖，讨论创作，当茹科夫斯基知道果戈理经济窘迫时，说：“当公务员，薪金少且不说，一天埋在无味的公文堆里，太影响创作啦！”他四处奔走，推荐果戈理当了历史教员。果戈理很感激老诗人的关怀，常去拜访茹科夫斯基，听取他的指导。
老诗人发现果戈理思维敏捷，才华横溢，也常常从面前这个年轻人身上吸取营养。他们团结一致，为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努力做贡献。由于这种密切的来往，两人的作品都取得了飞跃的进步。
果戈理更是感激茹科夫斯基，他给老诗人的信上写道：“是什么把我们这些年龄不同的人集合在一起呢？艺术。我们感觉到，我们中间有了亲属关系——比一般亲属更密切的亲属关系。”
瞧，这是多么感人的友情啊！
夫累密与摩瓦桑的师生情
不管一个人多么有才能，但是集体常常比他更聪明和更有力。
——奥斯特洛夫斯基
夫累密（法国化学家，1814—1894）与他的学生摩瓦桑（1852—1927）两人情谊很深，交往密切，常常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猛攻科学难关。
一次，他俩各自都在提炼“氟”，夫累密首先制成无水氟化氢，多次试验就是不能释出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正在这时，他的学生、化学家摩瓦桑制出了氟，并请求法国科学院审查，而科学院偏偏派夫累密同另外两个人组成三人委员会去审查摩瓦桑的发现，真是无巧不成书了。
“嘿，夫累密这下可难受啦！研究了半辈子，想发现新元素，结果没发现得了，倒让他学生得了个便宜。”人们议论纷纷。当夫累密等人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到了摩瓦桑那里审查时，实验在进行，时间在飞逝，急得摩瓦桑直冒汗，就是连一个氟的气泡也没有，头次实验失败了。夫累密说：“摩瓦桑，别急，我们明天再来审查吧。”他并不因学生的失败而欣喜，反而劝慰，并叫他冷静。
第二天，实验成功了，摩瓦桑果然离析出了氟。人们看到，摩瓦桑是在夫累密的基础上成功的，都为夫累密惋惜。认为他同摩瓦桑的关系从此便会告“吹”了。谁知夫累密坦荡地说：“看见自己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永远是作先生的一件乐事啊！”
这件事不但没有影响他俩的关系，反而使他们团结得更紧密了。
戴维提携晚生
学会集体工作的艺术。在今天的科学中，只有集体的努力才会有真正的成就。如果你一个人工作，即使你有非凡的能力，你也不能在科学上作出巨大的发现，而你的同事将始终是你的思想的扩音器和放大器，正如你自己——集体中的一员——也是别人的思想的扩音器和放大器一样。
——泽林斯基
1812年法拉第听完戴维的化学讲演后，便给戴维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整理得如刻印的听戴维演讲的笔记。信中倾诉了自己对科学的热爱和追求，希望得到戴维的帮助，得到一项能够接触科学技术的工作。不久，戴维约法拉第去相见的回信来了。法拉第高兴极了。
两人见面后，戴维见法拉第是个好学的青年，心中暗喜，但脸色严肃，语气幽默地说：“年轻人，科学可是个刻薄的主妇，对于尽力为她服务的人，她给的报酬是十分少的。你”他指指法拉第的胸膛，继续说，“要不要一生侍奉这位‘主妇’呢？请三思而行啊！”
“我的决心下定了！”法拉第回答得很坚决。
这样，戴维同法拉第的交往就开始了。后来，法拉第当了戴维的助手。他们一起做实验，探索科学的奥秘。当时，戴维正在设计一种煤矿工人用的安全灯，法拉第也认真研究，提了不少有益的建议，给了戴维以很大的帮助。在老师的帮助下，法拉第进步极快，甚至一度引起戴维的忌妒。但法拉第成了科学之路上的“千里马”时，戴维便推荐他当了皇家研究院实验室主任。
后来法拉第成了近代电磁学的奠基人，名满欧洲，但他总忘不了戴维，时常说：“是他把我领进科学殿堂大门的！”
巴尔扎克的“最高评判”
不要靠馈赠去获得朋友。你须贡献你诚挚的爱，学会怎样用正当的方法来赢得一个人的心。
——苏拉格底
1838年，斯汤达的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写成了，他因贫困所迫，将这部书廉价卖出5年的版权。
一天，巴尔扎克看到《立宪报》上刊登了《巴马修道院》中的一章，读到描写滑铁卢战役的章段，不禁为其精彩的描述拍案叫绝。他给斯汤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简直起了妒忌的心思。我为《军人生活》（我的作品中最困难的部分）所梦想的战争，如今被人家写得这样高妙、真实，我真是又喜、又痛苦、又迷惑、又绝望。”
但是，巴尔扎克对斯汤达的钦敬之心还是战胜了“妒忌”之意。1840年9月，他写成了长篇论文《斯汤达研究》，高度评价了杰作《巴马修道院》。
巴尔扎克的这种做法，在文人相轻的社会里，是难以被人们理解的，他受到了不少人的非议。批评家圣勃夫竟诬蔑他：“一定是受了斯汤达的贿赂。”
而巴尔扎克心中却坦荡荡，对造谣中伤之语不屑一顾，他向世人宣告。“我写那篇谈论贝尔（即斯汤达）的文章，是大公无私、诚心实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