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骢骢
人的一生就是在自己的身体里旅行。思想的、道德的、加速度的旅行。它可能是闪亮的，也可能是黑色的，线路弯曲，向纵深蜿蜒，但我们看不到它消失的地方。路上有开着各色花朵的草丛，茂密的槐树林，淌着清晨霞光的河流，高高的山冈披起淡淡的云雾，迟暮下炊烟袅袅的屋顶—我们的旅途景象，布满伤感的动人的美学。
“我离天越来越远，离地越来越近。我已经读不动书啦。”徐克义老人坐在我的书房里，说：“上饶县历代以来的文化资料，我搜集了二十年，比县志还全。谁能出资出一本书就好了。”我是早上去上班的路上碰到他的，他散步到我家楼下。他是我郑坊老乡，又是我单位的离休干部，更是博学的上饶通。他的刚直坚毅和严谨治学使我对他礼敬有加。我泡了一杯大鄣山茶，说，慢慢聊，先看看我的书橱。“人老了，茶不敢多喝，容易上厕所。年轻真好。”他爽朗地笑了，又说，“我经常梦到做地下党的时候。那时我们为梦想而活。一晃眼就快八十岁了。去年，我检查出肝硬化，我就更不能耽搁光阴了，尽快要把书出出来。”他稀疏的白发和空阔的牙床，让我读到了时光的雕塑。
回到办公室，我整个上午也没有说话。我仿佛看见了一种神秘的东西降临，让人恐惧，额头漫过无边无际的虚无—到了终点站台，一片安静的大海突现，四周寂寂，人迹杳杳。它的降临是巨大而无可抵挡的。
最后的时刻，为什么我们才知道，其实整个旅途都是孤单一人。有的提前下车，有的继续奔跑，我们的终点站只是一个人的车站。
可耻地说，我的生存哲学是身体至上，适度的享乐，吃好睡好，干事不会到斯人独憔悴的地步。谁不让我睡好我跟谁翻脸。失恋绝不痛不欲生，去干割腕的蠢事，反而我时时提醒自己，精神萎靡不振更要吃好休息好。也可以这么说，外界很难改变我的精神状态，我在自己的轨道里自由滑翔。
我很怕身体受到伤害，哪怕是去医院打针，我也小孩一样全身痉挛。我两岁的女儿比我勇敢，打针的时候，她会说：“打手手，我不怕。”她边说边伸手。她经常扁桃腺发炎。去年回乡下过年，她发烧得抽筋，我老婆吓得号啕痛哭。女儿打了镇静剂，就一边吊水一边吃东西了。她还不怕苦味，嚼苦药丸嚼糖一样。我就不行，黄胆水都会吐出来。去年夏天，我做了一个小手术，从手术台下来，我几乎虚脱过去，扶着墙走路，扶到电梯口，就撑不住了。护士惊慌失措，叫：“医生，医生，他瘫下去啦。”
体育能锻炼身体，是谁都懂的道理。但我只参加短跑、乒乓球、羽毛球之类的活动。足球、篮球、标枪、铅球，我摸都不摸，因为我担心场上会发生意外。我从小就如此，没一个体育老师喜欢过我。我的爱好就是漫山遍野地乱走，漫无目的，跟疯子没两样。1996年，我拿到驾照，我目睹了我同事的交通事故—那个手扶拖拉机手在拐弯的时候，被迎面而来的吉普车挤死在驾驶座，连呼喊都来不及，头耷拉下来，血喷涌而出。我的同事当场烂泥一样瘫在地上。之后，我再也不去开车。我是典型的因噎废食的人。
一次，下班回家，我趴在餐桌上，对老婆说，快给我一杯糖水。我双手止不住地打抖，冒大颗的虚汗，浑身瘫软。我老婆说怎么会这样，吓死人了。我说，我饿，我有低血糖。我忍受不了饥饿，饿了内心发慌，什么都吃，能塞肚子就行。上帝如惩罚我，千万别让我饿着。
我还有恐高症。站在高处往下看，脑发晕、缺氧、腿软、心悬，有向下栽的感觉。在有限的旅行中，我爬不了山也坐不了缆车，干脆绝了观山的念头。
这样似乎很变态，至少精神有缺陷。我看过心理医生，是个心理研究生。还是个女的。她三十出头，卷曲的长发，说话带点北京味，肌肤洁白但粗糙，眼眶青色，一看就知道是惯于熬夜的人。
“你几岁对女人有好感？”她听了我的陈述后，问。我迟疑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差不多是十岁吧。读小学三年级。”“谈过几次恋爱？”“很多次，自己记不清了。”“通常是你抛弃人，还是被抛弃。”“说不清。”……
“说到底，你对生命的保护意识非常强，不是外界因素造成的。”她清了清嗓子，喝了口菊花茶，继续说，“有一点，你的内心绷得比较紧。以后注意加强身体锻炼和营养。”
后来我才知道，她学的是性心理学。
我每年会定期检查身体，肾、肝、血液，是必须的，不痛的疾病很可怕—感觉到痛就到了晚期。我们要感谢痛，感谢身体某部分的不安躁动。痛是最根本的生命意识，它把我们从梦寐混沌中唤醒。仿佛是我们的生命闹钟。说出来也是个笑话。我每天会观察自己的大便，它的量、色泽、浓稀度。好的大便带给我一天愉悦的心情，像怡人的天气。深圳的朋友吴生卫说我，假如我生在抗日时期，我会成为汉奸，鬼子的火钳还来不及烫下来，我就招供啦。我说，可以选择自杀，火钳的伤疤是羞辱的图案，永远阴魂一样跟随，而死是瞬间的。身体的尊严等同于人格的尊严。意料之外的是，比火钳更厉害的硫酸没能使他屈服于崩溃的婚姻。2002年初秋，他的爱人，向他泼了两斤多硫酸，从头而下。这个说话时嘴唇不断颤抖的女人，卷了所有的财产而逃。他英俊的外形得到了修改—右眼成了窟窿，我见他的时候，不忍正视。
1984年，一个平常的年份，乌云一样覆盖了我。我十四岁，读初二。之前，我不知道青年与孩子有什么区别。它们的界线是模糊的，无痕的，隐蔽的。春笋冒出地面是一夜之间的事。暑期就要到来，高年级的学生正在会考。我在同学姜永忠家玩儿。他的家是直条的，像一个个火柴盒排列而成。那是幽暗的正午，潮湿的地气给人晦涩、多愁的感觉。我无意中读了一本手抄本小说《表哥》。红红的硬皮，64开，我以为是《毛泽东语录》，打开一看，是娟秀的蓝墨字迹，很工整，看得出，抄写者费了心思。我一路看下去，再也扔不了了。内容是表妹爱上表哥，以回忆的方式叙述，详尽地描写男欢女爱的过程，全篇充满性的兴奋、饥渴、苦盼。从来就没有哪本书如此强烈地吸引我。看完了，我被什么抽空了一般，浑身无力，口渴，淌阴湿的汗。我回到宿舍，发现自己内裤湿湿的，不是水，而是胶水一样的液体。我魂飞魄散。我一个人跑到河边，惊惧地痛哭。我不知道那罪恶的液体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魔鬼的变身术，要腐蚀我的肉体。我浸泡在河里，死死地搓洗，却怎么也洗刷不干净。
快乐就这样无声地被吞没。我觉得自己是羞耻的。我手足无措地迎接了蒙昧的青春。
同样可笑的是，四年之后的夏天，我在县血防站的一间低矮的平房里，和一个女人拥抱时，泪水再次奔涌而出。窗外有一片梧桐，雨水一滴一滴地打下来，月光泛着雨水的皎洁。血防站在一个荒凉的山包上，四周寂寂，犹如时光的孤儿。夜色浑浊，而天空是水蓝的澄明。我倒在床上，脑中荒芜般空白—我接吻啦，第一次。她秘密的城郭展现了旖旎迷人的风光—我青春的迷宫，圆润，温热，花朵般颤动。我不但没感受到美妙，反而心中懊悔无比，痛恨自己。舌头，味觉的器官，为初恋献身。我夺门而走。雨夜的天空是那样优美，仿佛我刚刚抚摸过的脸。滔滔的罗桥河呼啸而过，增加了内心哀伤的重量。开始预示了结局，一年后，她投入另一条旅途。辗转多年，我们又生活在同一座城市。1997年，我遇见她，已经认不出来了。她有些臃肿，企鹅似的走路，头发盘了起来，眼神消失了灵气。我的眼一下子变得热热的，心里很酸。生活改变一个人，就是把这个人捏成另一个人。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她的样子，穿红色的滑雪衫，扎马尾松，百合一样的脸，坐在初三教室的第三排第四座位，一边唱《妈妈的吻》一边斜过来看我—我热血汇聚在心脏的位置，“怦怦怦”。那是预言，也是人生的开篇。
肉体是心灵的庙宇，为什么我们要历尽生活的伤痛才懂这个道理，甚至有人临死还不明白，郁郁而终。其实它就是一座简单的老房子，它的背景是浑圆的天空，广袤的旷野。它有窄小的窗口，褐灰色的屋顶，墙上布满青苔，光线有时暗淡，有时明亮，也有时模糊不清，老去的时光也会从第二天的门缝爬进来。我们看不清神龛下的人，是小孩还是老人，是你还是我。一脸茫然。
肉体，一个曾经被诅咒的名词。它的内部像瓦窑，深邃，悠长，包裹着亘古的历史，也像酒瓶，储藏水的烈焰。我要把肉体供奉在烛台上。谁能告诉我，生命究竟是指什么，跳动的心脏？奔腾的思想？喧哗的欲望？炙热的体温？
“你的女儿平安出世了，很干净，没有红斑，也没有头皮屑和老年纹。”护士从产房出来，把小女抱给我。我靠在市立医院三楼的栏杆上，心情异样的复杂。我问护士，我爱人手术怎样。我推开产房的木门，看见爱人躺在推车上，面无血色。产房—另一种子宫，暖色的灯暂时驱除了我的惊恐，四处弥散苏打水的味道。主刀医生说：“你爱人很坚强，是个用爱征服生命的女人。她睁着眼看我的手术刀划过她的肚皮。”
光洁的额头，细软的头发，圆月一样的脸。看到女儿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了她。她将改变我以后的岁月。她是我生命的另一种形式。迎接生命的仪式竟是如此简单，却无比庄严。我打电话给远在赣州开谷雨诗会的江子，说，我女儿漂亮极了。时间定格在2002年4月23日9时40分。
在产床上，下腹裹满纱布的爱人，汗大颗大颗地暴出来。我爱过别的女人，但从来没哪个让我觉得相依为命。而这个女人是。对男人而言，从肉体开始的女人，也止于肉体；从生命开始的女人，获得无限。
对面病房躺了同样生产的女人，她再也走不出这十四平方米—因麻醉剂过量已经半年多没苏醒。她彻底地告别了家，甚至她还没见过自己的小孩。
我的父母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中，煮饭洗尿布，脚步都轻快了起来。他们没料到六个月后，一个即将开放的生命的消失，使整个家族坠入黑暗的深渊。我的十二岁的侄女死于心肌炎。二侄女叫傅日静，清瘦如枝，她与生俱来的忧愁从来就是我们最大的不安。从十一岁开始，她很少吃饭，喜欢一个人独处，小小的心灵水潭一样幽深。她的爸爸，一个常年在温州做短工的石匠，蓬乱着灰尘堆积的头发，四处求医。我把他和他枯竹一样的女儿带到上饶县医院和县血防站，做了肝、胆、胰、肾、血液的检查。我担心她得了血吸虫病，或肾炎肝炎之类的疾病。那一天，我奔走在化验室与医生之间。我们表面上显得很平静，说说笑笑，5月的阳光有点燥热，大块大块地涂在大地的色板上，院子里的泡桐花让医院肃穆的气氛多了哀哀的色彩。检查结果出来，除了营养不良外，其他完全正常。
这个结果让我害怕，说明某种东西潜藏在更深的黑暗里，躲避了仪器。我们转到市医院，把前期的化验单给医生看。那是个资深望重的专家，反反复复地看了几次，说，查查心脏吧。检查一出来，我二嫂抱头痛哭—医生说，这是心肌炎，还查不出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尽快去上海。
上海回来，我们完全绝望了。侄女在我家休养了一个月，就回到老家郑坊枫林—时隔不久，永远从我的视野中消失，归于永恒的黑暗和沉寂。她吃饭只吃半两，有时只吃几筷子菜，路都走不了，要人背，靠滴液支持。她的意识非常清晰—她看着自己的身体如花朵般枯萎，日渐凋谢。我不知她内心的想法，也同样不知她父母的悲痛压缩成什么，放在身体的哪个部位，或许化为绵绵的泪—一年多里，整天以泪洗面。她妈妈抱她去吊针，日静靠在怀里，水吊到一半，日静说：“妈妈，我陪不了你啦，我坚持不下去啦，原谅我。”她妈妈感觉她的体温迅速褪去，仿佛回潮的河水，最后与泪水一样冰凉。
这是我家夭折的第二个小孩。在二十年前，我大哥的儿子只逗留了几天，死于肺炎，连名字都没有。
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像失手摔破的瓷器。
现在我小女已经二十九个月，上幼儿园了，背个动物书包嚷嚷着不是要巧克力就是要蛋糕。我希望她在能看懂这篇文章的时候，明白我的初衷和对她永生的祝福：健康快乐，自由豁达，宽爱他人，善待自己，坚忍不拔。
一个人能来到世界上，是上天对他（她）最大的眷顾。对所有死亡的思考和讨论，都是可笑的—一个不曾进入的境界，我们永远是幼稚的。我们只梦见过死亡，目睹身体的冷却。声音的消失，视野的消失，知觉的消失，被滔天的水覆没，被黑夜覆没。这就是死亡吗？
身体是形而下的，思想是形而上的。而疾病是什么呢？
“我躺在病床上，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女儿和尚未出版的诗歌选集。”这是我在诗人紫薇的诗集《踏雪》后记里读到的关键语。那是江西这二十年来最优秀的诗集之一。他在江西医学院一附医院住了三十八天，出院休养不久，就着手整理诗歌选集。他是我的多年好友，有一头树熊一样的迷人卷发。
2002年6月18日。他的蛛网膜硬膜下血肿进入手术程序。这是一种脑内淤肿的疾病，劳累了会痛，头很沉。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靠在病床上，剃光了脑袋，而排液管游离淡淡的血丝。“江子，你把我的诗排在什么位子？”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一句幽默话消除了探望者的担忧。他的爱人说：“在开始的那两天，他几次差点昏睡过去。我每隔十五分钟叫他。真怕他醒不了。”他的好友王戈平也说，紫薇的毅力是惊人的。那是脑外科住院部，个个剃光头，不是头上凸出来就是凹进去。同去的铁彬对我说，他爸爸也是这样的病，再也没下手术台。
半年后紫薇来到上饶，我们再次见面，恍若隔世。他说，他童年的脑部受过轻伤，因没出血也就没注意。真没想到，几十年后，暴发出来，像个潜伏的敌人。去年他告别记者生涯，也告别浮华，去一所大学当人文教授。他获得重生，又开始了写作，身体异常的健康。
在《一个疾病的夏天》里，我说，人的一生就是与许多人、许多事、许多疾病相遇的过程。最后我们相遇死亡，但我们已经感触不了，我们知道了秘密，但已经说不出来。也可能我们说得出来，但我们选择缄默。
上升—平滑—下降，这是我们在时间中运行的坐标。身体是我们紧紧攥在手中的机票。
身体是生命的代言人，也是唯一的见证人。它作为独立飞翔的星体，会闪闪发光，在夜空（我的，你的，他的，另一种大海）绚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