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
据战后统计，整个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一共是22000余人，其中连排干部600人左右，营级干部30余人，团级干部5人，师级干部1人。
8月5日，作战双方开始交换战俘，到9月6日交换结束时，志愿军战俘只有5640人归来，加上同年4月提前遣返的1030名伤病战俘和后来从中立国管理的战俘营场、经过解释归来的400多名“间接遣返”战俘，先后只有7110人回归祖国大陆。
而其余14000多人则被美方强行送往台湾，这其中就有卢志云。
1953年8月上旬的某一天，一千多名被“遣返”的“战犯”级志愿军战俘，被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和几十名特务强行押上一艘驶往台湾岛的大轮船。随着汽笛声长鸣，站在轮船甲板上的卢志云和他的难友们，望着监禁了他们两年多的巨济岛在视线中慢慢消失。
令卢志云没有想到的是，与他同村却又是不同身份的陈东博也在这艘轮船上。
陈东博与另一名特务拥有一个独立的上等船舱。他让一名军警将卢志云叫过来，再请与他同舱的同事回避一会儿，然后他就与卢志云单独会面了。
卢志云乍一见到陈东博，就来个横眉冷视，一言不发，似乎不屑于与他这种败类在一起。陈东博打破尴尬气氛说：“卢志云，我知道你不想见到我，可人生就是这样，多数时候，有许多我们不想见的人要面对，有许多我们不想干的事要干，但请你放心，与我在一起，我都只为你好的。”
陈东博起身给卢志云倒了一杯水，随后从随身带的一个皮箱里拿出一样东西递到卢志云手上。卢志云一看，原来是母亲送给他的那条红腰带。陈东博解释说，这条红腰带是他当时从整卢志云的美国打手那里要回来的，之后他就一直藏着，只等着合适的机会交还给他。现在他们终于回国了，获得自由了，他可以将这条腰带交还给他了。
卢志云将红腰带紧贴脸颊，泪水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娘，娘呀！不知道你一个人过得怎么样？”
过了一会儿，卢志云对陈东博说：“不管怎样，我得感谢你帮我收藏了这条腰带。将来回老家了，我也好对娘有个交代了。”
陈东博说：“你这么想就对了。我不会害你，我为你所做的，都是出自内心对你的关心。我俩毕竟是同村，我什么时候都把你当兄弟看。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国了！我祝贺你从此获得了自由！”
卢志云说：“我俩不是一路人。你说的‘自由’、‘回国’，那是对你而言，对我来说，去台湾就真是才出虎口，又入狼窝啊！”
陈东博并不计较卢志云对他的敌意：“事情并不是像你说的那么简单，我们去台湾，也许不是最坏的选择。你想想，我们若是回到湘西老家，我们的战俘身份一辈子洗不掉，共产党的天下，是阶级成分论，而在人们的心目中，俘虏是和‘投降’、‘叛徒’并没多大分别……”
卢志云插话道：“要是回家了，就是人们要那样看我，我也问心无愧，而你却不同了，你本来就是志愿军的叛徒。”
陈东博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与你争，我是说，若是回大陆，我俩会是一样的命运。”
卢志云说：“只要能回去，就是再受委屈，一辈子挨骂，那也比去台湾强。”
陈东博说：“你再想想，我们若是不回去，政府兴许以为我们牺牲了，我们两个家都会被当作‘烈属’而受政府的抚恤。”
卢志云说：“告诉你陈东博，我要回去，不为别的，就为我娘。我娘在家一定是在天天盼我，要看不到我回去，又没有我牺牲的确切消息，我娘眼睛都要哭瞎的。”
卢志云又将腰带贴到脸颊上哭了起来：“娘，我一定要回来的，您等着我。我今后要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回家，我要让您享受到儿子的福，我要为您养老送终……”
陈东博说：“志云，你要知道，你想回去，不一定回去得了。难道我不想回去么？我也想呀！可是怎么回去呢？”
卢志云说：“只要逮着机会，我就会逃回去，是死我也要回去。我不甘心这辈子就呆在外面，老死在外面。”
看卢志云对自己敌视态度明显轻缓，陈东博说：“卡莱特中校让我当翻译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想到了这一层的。”
沉思了一会儿，他又说：“志云，你不完全了解我。今天我得对你说说我内心真实的一面，我是个职业军人，我也不怕死。可我知道死的意义，我一向认为，军人死在战场上其实是最好的归宿，在赴朝鲜作战前，我就有牺牲的准备。在战场上死了，我死得其所，按共产党的政策，我的家人就都是烈属了。可后来，我在战场上没有死成，却当了美国人的俘虏。”
陈东博顿了顿说：“被俘后，最开始我也是抱着不给美国人做事的决心的，甚至我还有了一死了之的想法。可是后来，当我知道有一天我可以去台湾的时候，我心动了。我并不是真心要重新投靠国民党，我是为了找一个人……”
“你是为了谁？”
“我是为了找一个姑娘，她是我的未婚妻，叫金叶……”
陈东博停下来，想了想，又叹了口气说：“不说了，还是不说了。今天我没心情，等以后有了心情，再慢慢说给你听。”
到了台湾，卢志云这批战俘被送到在台北市郊区搞了三个月整训。那是一个四面高墙有点类似于监狱的地方。整训内容是对遣返战俘进行国民党那一套反共教育，中心思想就一个：如何光复大陆。另外就是搞军事训练，卢志云学的是工兵科目。
三个月后，陈东博来到整训基地找到卢志云说：他现在驻金门岛的情报机构工作。他还说，从朝鲜半岛过来的战俘们大都将编入国军序列，多数人跑不脱要当兵。卢志云如果要他帮忙，他去找人通融，卢志云可以选择到金门岛当兵。
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卢志云也已经了解到，金门岛是台湾与大陆军事对峙的前沿阵地，那里与大陆只是人眼所视的距离。卢志云动心了，因为他想借机从金门岛逃回大陆去，便答应陈东博去当兵。
卢志云那批人员到金门后，主要是挖防空洞，加筑原有的战壕，并随时准备着迎接来自大陆方面的军事进攻。
可是，来到金门仅一个月，他便完全失去了从金门逃回去的信心。他明白，他们这批人原本就是作为炮灰被发配到金门的，如若打起仗来，最先死的就是他们，同时他们又被视作一帮唯恐天下不乱的危险分子，所以对他们的看管也就非常严格，海岛四周不仅布防了地雷阵、铁丝网等死亡机关，而且重要的关口还派严兵把守。与卢志云同来的好几个难友，开始均不听军事管教人员的劝告，在月黑风高之时意图闯关，泅渡到对岸去，结果都成了岛上“死有余辜”的“通共分子”的反面教材的牺牲品。
岛上虽然森严壁垒，却不乏那种供大兵们消遣玩乐的“军中乐园”，即酒吧、歌舞厅之类的休闲场所。而来军中乐园的大兵，多数人是为了找那些青春年少的军妓，享受低级的肉体上的痛快。
卢志云学会了喝酒。在隔岸渺茫悲凉的眺望中，他只剩下这一种发泄孤寂忿懑的方式。他得到的少而又少的饷银，都被他拿去喝酒了。
有一天，陈东博请他去喝酒。微醺之时，他低声细语地请求陈东博帮他一个忙，介绍他加入陈东博所在的情报部门。陈东博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陈东博明白地告诉他，这根本不可能，因为情报部门对每个成员的审察极其严格，对阶级出身、个人履历及社会价值观、人生观都有特定的要求，不是谁想干就干得了的。
卢志云最后说：“你既然是我的同村，又是我兄弟，那你想想办法将我泅渡过去，干你们这一行的，应该有办法帮我这个忙。”
陈东博说：“除非我不想活了，你也不想想，你过去了，我承担的就是个死，何况我也帮不上这个忙。退一步说，你真要是过去了，大陆那边一定是要把你当作台湾间谍的，不是枪毙，也要将牢底坐穿。你就别打这样的主意了。”
卢志云两眼让酒醺得通红，愤愤地说：“难道我这辈子就只有呆在台湾了？”
陈东博说：“起码目前是不能回去啦！你硬要走那条路，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要不就是我们俩个都得死。”
卢志云说：“晓得是这么回事，你将我弄到金门岛来干什么？我到这里来又是图个什么？”
就在那一刻，卢志云觉得，他与陈东博之间那点微薄的情分已经不存在了。卢志云想快些离开金门岛，他想，就是死，也不能帮蒋介石修筑工事与人民解放军作对。
卢志云很快变成了金门岛上的酒鬼，而且一喝醉酒就要寻衅闹事。金门岛上寻找夜生活的大兵们，常常为争抢营妓争风吃醋以至争斗不休。卢志云不嫖妓，但在别人打架时他一定会参与进去。他不打女人，专打男人。谁争女人就打谁，凡他遇上的，谁也不放过。
他终于出事了，一天夜里，他将两个兵痞打得头破血流、满地找牙，第二天他被罚关两天禁闭。
关在禁闭室的两天里，他一个人哼哼哈哈唱个不止，而且将自己拉出来的大便，拿在手里玩来玩去。他的长官接到报告说：卢志云发疯了。从禁闭室出来，他果然就变得听不懂长官命令，还随地大小便，弄得营地周围臭气醺天。
几天后，卢志云被送到位于台中市郊区的荣民精神病医院。这家医院，实际上就是一所疯人院。
当年被遣送到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精神分裂疯掉的，就都送这里来；志愿军战俘中还有极个别，因为在最初三个月的整训期间不服管教，也被强行送了进来。
大凡精神部医院里，都少不了对他人具有武力攻击和伤害能力的病人，所以就安排了随时对这些人实施强制看管手段的保安人员，而台中这家精神病医院，还安排有荷枪实弹执勤的军警人员，主要是为了防止那些精神正常的“战俘病人”寻衅闹事。
卢志云是一位非常服管的病人。他能吃能喝能睡，从不闹事，每天还帮工作人员打扫卫生，保护看管那些真正疯掉的人。凡是与他打交道的医生护士很快就都看出来，他头脑明白，神智清醒，还很有人情味，爱帮他们一些忙。医院对他进行了一番验血、透视、做心电图、脑电图等项目的检查后，结论是，这完全是个精神正常的人。
像卢志云这样的“病人”，医院也另有“看管”“护理”办法，就是给他们安排一些实际性的工作，譬如扫地、送开水、为病人发药、为医院搬运医疗器材和药品等，甚至让他们看管医疗药品储存库。
医院总务处有个田主任是湖北恩施人，恩施与湘西算是山同脉、地同源的一方人，说话的口音上就能显出他们地缘人缘上的亲近。田主任有意要关照一下卢志云，他说：“医院里有三个锅炉房，有一个师傅在外面另找了份好工作，你去烧他那台锅炉。若是不愿烧锅炉，门诊大楼的卫生管理员要被辞退了，你就去那里干。无论干哪样，都按医院聘用的工友待遇，给你发一份工资。”
卢志云说：“我一个落魄之人，干什么都行，两样工作若是让我选，我就烧锅炉吧！干勤杂工，有点抛头露面，不适合我的……”
卢志云很快就适应甚至爱上了烧锅炉。这么些年，不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就是在战俘营被关押、被管制、被凌辱，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现在，有了这样一份稳定工作，又能吃好睡好，是过去做梦都没有的好事。所以他兢兢业业，尽职尽责，而且暗暗告诫自己，一定不出一点纰漏，不给医院添麻烦，更不给田主任丢脸，是他给自己安排了这份工作啊。
卢志云在不误烧锅炉的同时，每天都要练习王长河教给他的拳法和棍法。按规定，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六点钟要保证医院有热水供应，他就凌晨四点起床，锅炉房后面有个放煤料的场坪，总是能空出来20多平米的地，他就那里练习拳棍，练一个小时后，才进锅炉房开始工作。晚上，他10点上床睡觉，睡前，他还得练一阵子。
这是一段极其平静稳定的生活，相比过去，卢志云身心得到不止十倍的放松，加上他的专注和勤奋，他感觉他的身体慢慢壮实起来，身上的功夫也突飞猛进，似乎已达到了王长河说的那种能同时对付十来位强壮汉子的境界。
有一位女送水工，每天都到他这里来挑开水，上午四趟，下午四趟。两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就相互认识了。两人第一次说话，就知道是湖南老乡了。
那送水女工叫王全，比卢志云大两岁。她个头中等偏上，人长得漂亮，她在医院送开水，不认识她的人，怎么看都觉得她不是做这号事的，即便是挑着开水担子，别人都以为她是偶尔而为之。卢志云进医院前，她就在那儿了，卢志云第一次看见她，就有那样的感觉。天长日久相处，卢志云从她口里零碎地了解到她的一些情况：丈夫原是个小军官，在金门战死后没给她留下多少抚恤金，加上她还有个比她小很多的弟弟，除了要吃要穿，还要供他读书，她没有其他出路，只好请熟人帮忙，给她介绍了这份送开水的活儿。
王全挺关心卢志云，经常将他破了旧了的衣服拿回去浆洗缝补。卢志云也找着机会回报她。女人每月都有那么几天身体特殊，乏力头晕，卢志云察觉得出来，于是一到她的那段日子，每天就帮她送几趟开水。日久生情，两人以姐弟相称。
陈东博来过卢志云这里一趟。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草绿色美式军装，从医院的门卫到勤杂工一路打听着进来，找到卢志云的锅炉房，然后才见到卢志云。陈东博已从金门岛前线调回台北市，干的还是情报工作。他来找卢志云，一是专程看看他，二是有事相托。
所托之事是让卢志云帮他寻找一个人，此人是芷江人，女性，30岁左右，叫金叶。陈东博托卢志云帮他留心着，要是从别人口里听说过此人，就去通知他。
卢志云还记得，在来台湾的轮船上，陈东博曾向他提到过这个女人。他笑着说：“一个疯人院，我又是个烧锅炉的，你找的人好像是个富贵人家的大小姐，我怎么能见到她，我们医院也不可能有人见到她。除非，除非她有病，还是精神病，我们才能见到她，若是这样，你找到她又有什么用……”
卢志云将陈东博送出医院大门后回到了锅炉房，这时，王全过来挑水，随意问了一句：“志云，你刚才送出去的那位军官是什么人？”
卢志云说：“哦，他也是湘西的，可那不是个好人！我本来是拼死也要回大陆的，我到台湾来，多半就是他干的。他是想让我帮他……唉，还是别提他了，提到他我心烦……”
卢志云心里一直惦记着身上那处印记，即在巨济岛战俘营被特务们弄上去的“反共抗俄”刺青。那是一想起来就令他无比羞耻的事情，他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机会，将它弄掉。不然，这辈子都不敢袒露身体，都觉得矮别人一等低别人一头，这辈子都会过得不舒心，以后若是回大陆了，更是没脸面对父老乡亲和老娘。干上锅炉工后，他觉得是时候了。
一天晚上，锅炉闭火前，卢志云把锅炉房的门关紧，再将巴掌大的煤铲放炉膛里烧得通红，然后牙一咬，左手握着煤铲把，胳膊向后背弯过去，将烧红了的煤铲按在那印记上，上下拉动几下，顿时一股焦灼的肉臭味，弥漫了整个锅炉房。
尽管他做得很隐秘，但第二天还是没瞒过王全。
王全嗅出了锅炉房里的一股特殊气味，又见他往炉膛里送煤的动作不利索，就上来强行掀开他的上衣。王全看见了他腰背中间焦黑、周围通红的一片淋漓烂肉。
王全没声张，她从医院熟识的护士那里要来一些酒精、消炎药粉药膏及纱布，就在锅炉房里，先是将酒精细细抹在他的伤口上，再一点一点给他敷上药粉药膏，然后用纱布包扎上。
王全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没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卢志云却有点羞愧，就向她讲述了自己在朝鲜巨济岛那段不堪回首永远也无法忘记的地狱般黑暗的日子。
这个长他两岁跟他萍水相逢的女人，在那一刻就像他一母所生的姐姐，或者像他的亲生母亲一样，给了他身体及心灵上的双重抚慰。虽然她一句话也没有说，但他从她一颗颗、一串串滴落在他后背上的滚烫滚烫的泪水上感觉得出来。
卢志云讲完了，她还是没问一句。
卢志云说：“王全姐，你要相信我，我不是贱骨头，我没投降，没当叛徒，我背上的字是别人强行刺上去的。王全姐，你相信我么？”
王全终于开口说话了：“姐相信，你没有投降！”
卢志云说：“可我是中国志愿军战俘，过去是，现在还是。我要这么说，你还愿意认我么？”
王全说：“我既是你姐，我就不管你是什么派别，什么主义，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我都愿认你的！”
卢志云欣慰地笑了。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去。1959年7月，王全离开了这家医院。她对卢志云说，她弟弟王鑫读高中了，要到学校住宿，还要交许多学费、杂费，她的这份工作已供不上他，得另外想办法。她在台中郊区接下了一家餐馆，这样，她可以多赚一点钱，不然弟弟就没钱读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