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最初体验The first taste of war
1992年，联合国维和行动进展迅速。亟需曾经在极其成功的纳米比亚维和行动中工作过的有经验之士。我发现自己同时被提供了两个工作，一个是联合国柬埔寨维和行动的发言人，另一个是联合国南斯拉夫维和行动的发言人。因为个人原因，我选择了南斯拉夫，我想离我的家庭近一点。而且，继纳米比亚维和行动之后，我对在和我文化相近的国家进行维和行动感到好奇。
我已经为联合国工作大约七个年头了，但是我仍然还没有被官僚化。我的所思所想都像一个记者，而且依然是从外向内地观察联合国。
在奔赴南斯拉夫之前，我们必须经过一个介绍性的指导项目。你们可以回忆一下，联合国特派团的出现是为了在南斯拉夫与它的一个当时要求独立的成员国———克罗地亚之间缔造一个和平协议。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要把它的维和总部设在中立的第三国。在这次行动中，联合国选择了当时仍是南斯拉夫联邦的一个共和国———波黑共和国。这个穆斯林占主导的南斯拉夫国家当时仍被看作中立的，因此我们选择它的首都萨拉热窝作为总部所在地。
作为介绍性指导项目的一部分，我们对数百年以来南斯拉夫塞族、克族、穆族之间的争端作了一次综合性的回顾。做报告的是一位年轻优秀的印度人———沙西·沙洛尔（Shashi Tharoor），他后来成为科菲·安南的新闻部主任和信息主管。他也成为了2006年科菲·安南的继任候选人之一。
[随堂配有沙西·沙洛尔的视频]
在沙西一个小时的报告快结束的时候，他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举手问：“如果战争在波黑爆发怎么办？”沙西笑了，评价说这是一个典型的记者问的问题。但是他没有回答。我们于1992年3月抵达萨拉热窝，4月的时候那里爆发了战争。
我们第一个总部设在假日酒店。
但是我们很快就离开了，因为波斯尼亚的塞族开始把这座建筑当作攻击目标。
战争开始后，联合国维和部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所以我们便和波黑塞族协商要把我们的总部从萨拉热窝撤走；他们当时占据了各山头的高地，并且持续不断地炮击萨拉热窝。
我们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车队，带上城里的大部分的国际记者和我们一起撤走。我当时穿着联合国的制服———西装、白衬衣和领带，试图装作事态很正常。记者在车队的最后，因此我坚持不断地跑到队伍的后面简要告知他们我们要去哪里、当下的进展如何。这些信息并没有太多的新闻价值，但是这让他们感到自己受到关照。他们依赖我们来保证他们的安全。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温暖如春的一天，在开头的几个小时里，我们一切都进展顺利，直到车队领头的一辆车突然停下来了。我跑到前面看出了什么事。原来是一枚炮弹打到了山路的一侧，造成小规模的山体滑坡，从而阻塞了道路。我们的部队工程师们打开地图想另外找路走，可惜没找到。这时一个官员建议说不妨花几个小时来徒手把道路清理干净。我们就照办了。
我跑到车队后面告诉记者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摄影记者们纷纷赶上去拍照。维和部队的战士们开始把路上的石块搬走，扔到路边。我脱掉外套，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我这个联合国的文职官员，穿着衬衣打着领带，把大石块扔到山脚。
当时为伦敦枟泰晤士报枠写文章的提姆·犹太（Tim Judah）在第二天的稿子中写到了我。不过他可没用什么溢美之词，他这样写道：“穿细条纹西装的官员试图从一场他无法阻挡的战斗中把自己挖出去？ ？”
这给我上了一课。记住我在第一堂课中所说的：“一旦你出现在镜头前，你就时刻都在交流，无论你知道与否。”
对于如何应对波斯尼亚战争，安理会表面平静，但暗地里意见迥异。由于欧共体做出为时过早的决定，先后承认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独立，这样一来，平静被部分地打破了。任何国家都不想插手，但是最终安理会批准一项扩大的维和行动，给那些受到围困的平民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人道主义的努力上首当其冲。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和塞族协商把萨拉热窝机场的控制权转移给联合国，从而使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可以相对而言更为容易地运抵萨拉热窝。维和人员护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救济车队在波斯尼亚四处分发食物、毯子和药品。
进行救济行动的同时，战争仍然在继续。塞族武装从周围山上的据点中日日炮轰萨拉热窝城。我们没有加入战争，本来我们也没有被允许那样做。但正因为我们处于中立的位置，没有采取措施保护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而只是给他们送一些救援物资，媒体开始攻击我们容忍塞族的进攻。
在战时对媒体进行新闻发布Bri efing the press in wartime
我们新的总部设在城镇中心之外的曾经的邮政大楼。我必须设立一个新闻办公室。
这次负责维和的是军事官员，而非文职官员。这对于联合国新型的综合维和行动来说非同寻常，典型的维和行动都由文职官员负责。维和部队指挥官的办公室在该大楼的第三层，他问我是否想在他附近设个办公室。这让我很心动，因为正如我在第二次课里强调的那样，和上司保持密切关系非常重要。但是因为安全原因，第三层是不允许有媒体的，而我也需要和媒体保持密切关系。最后，我决定我不能把自己和媒体割裂开来。我把办公室设在一楼，就在大楼正门的里面。作为发言人，你常常会在接近上司还是接近媒体之间感到压力。你必须保持一种平衡。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波黑塞族人个个都是神枪手。他们的子弹遍布萨拉热窝，但是不会射到联合国总部。有时，如果他们要对我表示不满，迫击炮的炮弹会落在我们停车场的边缘。当他们对我们确实很生气的时候，他们会轰炸掉我们大楼顶部的角落，但是不会造成人员伤亡。
在战场执行任务的维和人员就不那么幸运了，我们经常有士兵因为枪伤或者被弹片击中而住进位于地下室的急诊室。
其他人也意识到联合国总部的相对安全。有一次，一个即将分娩的女人来到总部生小孩。
作为和前门最近的办公室，保安如果遇到他们不认识的人敲门，会到我这里来请示。这些人有的是记者，有的不是。
在战争早期，波斯尼亚塞族袭击了东部的一个小城镇福卡（Fo‐ca）。十几二十个有亲朋好友在福卡的萨拉热窝人通过电话（在战争最早的时候萨拉热窝和福卡之间电话还是可以用的）得知消息。他们惊恐万状地来到联合国总部。联合国保安人员打电话给我。这些人被惊恐和不安所折磨。他们说他们知道福卡正在发生一些非常恐怖的事情，请求我想些应对措施。
那是我做发言人以来最艰难的时刻之一。我可以对他们解释维和人员在战争中的无助，但是归根结蒂的信息是———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最终，他们带着与其说是愤怒还不如说是深深失望的感情离开了。
还有一次，门口的保安又打电话给我，一个女人孤身来到了联合国总部。她身材苗条，声音柔和，已经超过中年了。她对我说：“我是塞尔维亚人，我的邻居是穆斯林。”她来是想问我是否能把她的两个孩子带走，因为她知道那样的话他们活下去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不要让我们自相残杀”，她央求道。
我无言以对。很明显战争形势正在不断恶化，安理会已经给我们下达命令，要尽最大可能缔结和平协议。但是波斯尼亚已经很多年没有和平了，与此同时我们的维和人员没有和平可以维护。我们很无助。
塞族妇女只得转身离我而去，她走向高高的旗杆的基座，旗杆上方联合国旗帜正在飘扬，但并不显得那么值得骄傲。她拿出一小段带来的蜡烛，放在旗杆基座上点燃，然后沉默着穿过马路，往对面的山坡上走，那边传来阵阵坦克开火的声音。
新闻发言人在和记者说话时，有时可以假借外交辞令。但是在萨拉热窝，我面对普通人在战争中的恐惧，体会到自己的无话可说。
和新闻记者们一起生活Living with the press
当交战双方允许的时候，新闻记者们也来到了联合国总部。我每天都做新闻发布，我认为这是重要的。BBC意识到总部大楼比较安全，于是请求在我们的大楼内装置一套广播设备。我赞成这个提议，联合国萨拉热窝指挥官———加拿大的卢·麦肯兹（Lew Mackenzie）将军也赞成，BBC非常幸运。因此BBC搬到我们这里，最后其他的媒体也这样做了。这是和媒体在前线亲密接触的最佳例子———我们几乎睡在一张床上。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这些记者们能更好地了解我们———包括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也有助于他们理解为什么我们无法采取什么措施以制止这场战争。
但是，对于枟纽约时报枠，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枟纽约时报枠驻萨拉热窝的通讯记者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来问我他是否可以使用联合国的无线电系统把他的文章传到纽约。
他当时别无他法。但是我想我怎么能为他大开绿灯，而不让别人这么做呢？我没有策略性地考虑这个问题，礼貌地拒绝了他。于是约翰便去请求萨拉热窝政府，他们回答说：“当然可以。来吧！”于是，约翰·伯恩斯的报道是从萨拉热窝的总统府传出去的，我本来可以让他住在联合国总部的。结果呢？我们看到他写的东西和那些与我们呆在一起的记者所写的报道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感觉到他的文章对于波斯尼亚政府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因此要记住，如果记者敲门要求帮忙的话，你邀请他进来并且帮助他将会是明智之举。
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显示好的一面Showthegoodside，if there is one
随着战争的加剧，联合国看上去也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于是我日益绝望，拼命去抓每一根救命稻草，以期使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形象好一些。
这些稻草之一是联合国的部队，他们中的一些人冒着极高的危险在萨拉热窝驾驶小吉普车巡逻。（我们那时还没有装甲运兵车。）如果遇到什么人受伤了，他们会迅速地把那个人送到医院里。如果发现尸体，他们会送到太平间去。这挽救了维和特派团的一点点声誉。
另外一项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作的工作。当时的高级专员是日本的绪方贞子。
她勇敢地赌了一把，把她的下属部署在战争最危险的地带从事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尽力给那些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流亡者提供食物和照顾。安理会成员对她在履行自身职责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灵活度表示满意。官方地说她照顾的是难民，而就法律的角度看，在波斯尼亚的人中有许多只是由于战争而流离失所，并非难民。
我告诉过你们一些萨拉热窝人曾经到联合国总部为他们在福卡的亲朋好友哀求。联合国维和人员无法到达那里，但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萨拉热窝的代表做到了。他驾驶着他的四驱吉普，和他的新闻发言人———智利的法比里基奥·霍克施尔德（Fabrizio Hochschild），一起到那里。法比里基奥描述了在他们快到那个小城的时候，他们的吉普在鲜血横流的鹅卵石地面上不停打滑。那里确实发生过一起大屠杀。自从法比里基奥从福卡回来后，我邀请他参加我的每日新闻发布会。联合国的故事并非只有一面，此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比维和人员做的有用工作还要多。我必须把联合国的这一面给表现出来。当时媒体方面表现出的怨恨正在不断加深，他们认为是国际社会在纵容战争的继续；对联合国维和工作的正面报道虽然并不足以遏止这种如潮水一般的怨恨，但却有助于向媒体解释，联合国特派团那些勇敢的战士们正在做些什么以帮助那些身陷战区的人们。
有一天联合国总部附近发生了一起大爆炸。我跑到屋顶上往下看我们所在的那条宽阔的大道。在大约200码之外，我看到烟雾正在消散，人们惊恐地四处逃散。我还看到路上躺着一些尸体；人们把那些尸体抬到他们汽车的后车厢里，然后向医院飞驰而去。
当时和我们呆在一起的BBC记者是凯特·艾迪（Kate Adie）。BBC的观众知道她是关于危机和战争的主要报道员，凯特·艾迪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一定发生了重大的新闻事件。凯特问我看到了什么，然后问我能否在镜头前告诉她。
我能说什么呢？首先，我意识到我已经成了那场大屠杀的目击者。说出我的所见所闻，我可以为萨拉热窝发生的可怕事件再添上一笔记录。至少，联合国可以作为见证者，也算起了一点作用。但是如果她问联合国将为此采取什么行动，我该如何回答呢？凯特一直和我们呆在一起，她知道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但是她也知道她必须问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我们来到这里旨在缔结和平；而面对战争，我们非常无助。”然后我的声音开始颤抖，我说：“这让我们非常沮丧。”我冒险表达了我和同事们的沮丧之情，希望激起一些同情，赢得些许尊重。我不敢确定是否实现了这两个目的。
战区的信息交易Trading information in a war zone
接近记者对于一个发言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战争时期，你可能会走得几乎是太近了。但是如果你的工作诚实可信———即使不尽如人意，只要他们对你了解深入，你也可以指望他们做出一些正面的报道。与他们接近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我已经谈到过，接近记者可以如何帮助你向媒体解释：你正在做什么，以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附带好处，那就是记者可以成为你重要的信息来源。信息是双向流通的。你甚至可以将它视作一个市场，交易无处不在。与记者关系密切的发言人就像是一个技艺高超的买卖人。
要记住，记者不是仅仅依靠你来获取信息的。如果他们工作方法得当，他们会一次甚至多次地从不同的信息源来查证你所告诉他们的每一件事。他们有许许多多的其他的信息源。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我是首先从记者那里得到本该从我自己上司那里得到的消息的。
在纽约，一个记者可能会告诉我一些他从自己的信息源那里获知的重要信息。然后我会把这些消息告诉科菲·安南的行政办公厅主任———巴基斯坦的埃克巴·理查（Iqbal Riza）。“理查先生，”我会用一种毫不知情的语调说媒体告诉我什么什么。理查先生就会把眼睛睁得圆圆的，惊奇地看着我说：“他们怎么知道的？这间屋子难道就没有秘密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已经向我证实了一些他早就应该告诉我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战区，甚至更多。在萨拉热窝时，我和CNN的克里斯蒂·阿曼波（Christiane Amanpour）发展出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一天晚上，她秘密地告诉我说她第二天早晨要带一个摄制组到萨拉热窝机场附近的一个战区去。我意识到这非常危险，但是我拥抱了她一下，说：“注意安全。”后来她安然无恙地返回，带回了关于一个名叫格鲁巴维卡（Grubavica）的小镇的极好的录像。那个小镇因为战争四分五裂，被穆族和塞族各占据一半。情报处的官员们非常认真地看了她的录像，这些情景她已经见过，而他们没有。优秀的新闻报道是一种由记者与公众分享的情报。
工作之余，记者们往往喜欢坐下来喝杯啤酒，聊聊购物什么的。如果你和他们的关系到了他们会邀请你和他们一起喝一杯的地步，那么接受邀请！你会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你也有机会在这个市场上交换你自己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