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岁月Earli est days
1945年联合国刚成立的时候，没有设立发言人一职。但是当首任秘书长———挪威的特里格韦·赖伊（Trygve Li e）和他的英国籍特别助理布莱恩·厄克特（Bri an Urquhart）到达纽约时，那里已经有一些联合国媒体官员了。他们是哪些人呢？
他们是联合国信息组织的一部分，是二战结束之前———联合国本身成立之前在纽约设立的一个临时机构，为让这个新的战后世界组织建立的公众化而作些准备。在那些年轻的媒体官员中，有一位便是来自荷兰的利昂·郭登克（Leon Gordenker），他今天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
特里格韦·赖伊执行了1946年联大要求创建联合国信息部的指示，“该部门应该有组织、有方向，最大限度地促进全世界人民了解联合国的工作和目的。”至于媒体工作，联大说新成立的信息部应该为媒体提供所有必要的服务，以保证为记者们“能够对外提供关于联合国活动的全面信息”。
因此信息部要将联合国的活动情况传递给媒体，但是这时还没有提到政治发言人的角色。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因为成立联合国的各个政府没有预料到秘书长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换句话说，他更多的是被设定为一个秘书，而非一个总长。枟联合国宪章枠只在一个地方非常简要地提到了作为一个有限的政治角色的秘书长。宪章第九十九条说秘书长“得将其所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厄克特后来写道，当时“各国政府很大程度上都只是把秘书长看作一个行政官员。他们对于秘书长涉足政治是不舒服的，所以他们根本也不会考虑设立一个能言善道的秘书长发言人”。
秘书长的政治地位在赖伊的继任者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时得到迅速提高。在给我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厄克特写道：“哈马舍尔德取得成功、秘书长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角色，使这种偏见开始消除；但仍然经过很长时间后，发言人才成为秘书长办公室的成员。”
赖伊从未有过称作发言人的职员。但是信息部为媒体服务，该部门有一个媒体和出版主管。在特里格韦·赖伊任命第一位媒体和出版主管之前，一个职位更低的官员在主持媒体部门。他叫做乔治·巴恩斯（George Barnes），曾经是一名美国记者；二战时加盟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OWI），之前做过枟芝加哥论坛报枠驻华盛顿记者。乔治说服了他在战争信息办公室（OWI）的一个朋友马特·戈登（Matt Gordon）加入联合国来帮助他。马特·戈登在战前曾经为两份纽约报纸和CBS电台工作。乔治和马特与报道联合国的记者们密切工作，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发言人”。
媒体工作与信息工作Press work versus information
最终，特里格韦·赖伊于1947年6月任命了另外一名美国人怀尔德·福特（Wilder Foote）担任媒体和出版主管。福特是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的发言人，曾在起草枟联合国宪章枠的洛杉矶会议上担任美国国务卿助理。事实上，他还曾经在一个为联合国信息部门起草宪章规定的委员会里工作过。根据一个朋友曾让我看过的枟纽约时报枠剪报，他的这个主管工作没做多长时间，因为他和乔治·巴恩斯———确切地说是和联合国记者团有了矛盾。枟纽约时报枠指出，如果福特的职责范围包括管理“广播、电影和各媒体在外国的分支机构”，那他就会扩展超越媒体工作的范围。巴恩斯和他的十多个同事联名给特里格韦·赖伊发了一封信，说任用福特会对他们的媒体工作带来损害。记者团通过了一份正式决议，表达了他们对巴恩斯的信任，并且他们说希望任用福特不会损害巴恩斯的媒体区域的划分。
我具体地提到这些，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文化碰撞的经典案例———信息的文化和媒体工作的文化。作为发言人，我经历过同样的碰撞。以后我们会聊到这些。
不管怎么说，这种对抗最终趋于平静。福特身当重要的行政职能。当新的联合国大楼于1952年在曼哈顿落成后，他在10楼有间办公室，信息部负责人的办公室也在那一层。同时，乔治·巴恩斯和马特·戈登的办公室在记者们所在的三楼，他们终日和联合国记者团打交道。三楼的人们的步伐要快得多了。
三楼的媒体办公室是今天联合国发言人办公室的前身，发言人办公室也在三楼。事实上，戈登当时所在的378房间，正是我作为新闻发言人的办公室房间号。
巴恩斯后来挪到楼上，但是马特·戈登在三楼呆了将近15年。他和福特关系良好，但是和记者们关系更好。法新社报道联合国的记者安妮·薇尔·塔克曼（Anne Weill Tuckerman）那时告诉我，“他招架得住新闻———和流言”。很明显她很欣赏他。他告诉我他曾经亲自告诉联合国记者团在报道新闻的时候要把新闻来源写成“联合国”，而不是“纽约”。他的儿子迈克现在是枟纽约时报枠的记者，他讲了一则故事，很好地诠释了其父和媒体的亲密关系。有一天，马特发布了一则具有极高新闻价值的重要声明，然后他走去记者们的办公室，确认他们都已经理解了声明。他在一间办公室发现一张空桌子———这个记者出去了，错过了声明。因此马特就坐在那个家伙的打字机前，匆匆地打出新闻的导语和大纲。他不想让那位记者错过这则重要新闻。
当他1961年退休时，记者们送给他一块匾，感谢他“出类拔萃的工作，设身处地的理解，专业水准的帮助”。
怀尔德·福特心脏病发作，因此他也退休了。1962年，他出版了第二任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的演讲合集，命名为枟和平的仆人枠。在书的勒口上，他声称自己曾经是两任秘书长的“发言人”。事实上，如果有人能够享此殊荣，非马特·戈登莫属。
新西兰人大卫·埃克斯莱（David Exley）在哈马舍尔德时代曾在媒体所在那一层楼工作过，他最近写信告诉我很多细节。他说怀尔德·福特心脏病发作后，哈马舍尔德让乔治·伊凡·史密斯（George Ivan Smith）临时替代他。史密斯曾经是联合国驻伦敦信息中心的主任，哈马舍尔德也是在伦敦见到他的。埃克斯莱说史密斯是哈马舍尔德事实上的发言人，他的办公室在秘书长所在的38层。这在信息部门激起了一些不满。按照埃克斯莱的说法，哈马舍尔德没有把公共新闻部（DPI，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当回事。当怀尔德·福特退休后，他的位置由史密斯接替。
吴丹设置了发言人U Thant takes a spokesman
第三任秘书长是缅甸的吴丹。他曾经做过记者，担任过缅甸总理的发言人，后来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发言人。对于媒体，他的态度更为开诚布公。他留任了一位名为奥斯谷德·卡如瑟斯（Osgood Caruth‐ers）的发言人，这个美国人曾经在枟纽约时报枠和美联社工作。哈马舍尔德于1961年在非洲遭遇空难，在此前不久，他已经任命卡如瑟斯替代马特·戈登的职位。
吴丹可能不是很满意卡如瑟斯，或者作为首位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秘书长，他想要另外一种类型的发言人。他还让卡如瑟斯担任媒体办公室主任，但是他任命埃及人拉米瑟·纳斯夫（Ramses Nassif）作为其发言人，尽管没有使用秘书长发言人这一头衔。
纳斯夫相对而言资历比较浅，但是他每天都和吴丹见面。他们关系很近。就像乔治·伊凡·史密斯以前那样，这也在联合国信息部激起不满。一天，记者们抱怨他们已经等了几个小时以得到安理会的
一些消息，但是没有人帮助他们。吴丹非常生气。他让纳斯夫打电话给信息部和他所有的高级官员在一个周六上午的10∶30到他的办公室开会。信息部的高官们得到消息后非常不高兴，尤其不高兴的是这事是由这个资历尚浅的埃及人告诉他们的。
根据纳斯夫所著枟吴丹在纽约枠一书中的记录，秘书长告诉各位高官从此以后由他来决定何时“盖上盖子”———换句话说，由他来决定为媒体服务的员工何时回家。他还说接下来的周一，奥斯谷德·卡如瑟斯和“我的媒体官员”拉米瑟·纳斯夫每天都要对媒体发布新闻。“发言人”这个头衔仍然不是联合国的官方词汇。
卡如瑟斯看起来对这种安排很不满意，最终辞职去枟洛杉矶时报枠工作。他的位置由美国人比尔·鲍威尔（Bill Powell）替代，比尔·鲍威尔和纳斯夫、吴丹以及信息部的负责人合作得都不错。纳斯夫职位较低，他不断地感受到来自于上级以及和发言人非常接近的头衔“秘书长办公室媒体联络官员”的压力。他为吴丹担任了10年的发言人，公
共新闻部没有给他一次升迁的机会。
纳斯夫在书中写道他把鲍威尔带到秘书长办公室。并向吴丹建议说他和鲍威尔共同承担工作。例如，纳斯夫可以向媒体发布有关越南的新闻，这个话题可能会让身为美国人的鲍威尔很不自在。鲍威尔也可以发布让埃及人纳斯夫不自在的有关中东的新闻。吴丹赞同这个主意，批准实施。鲍威尔和纳斯夫在三楼一起工作，通力合作。他们直接和秘书长交流，越来越独立于十楼的信息部。
瓦尔德海姆时代Enter Waldheim
奥地利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当选为第四任秘书长，于1972年走马上任。他留任比尔·鲍威尔作为联合国发言人，尽管这还不是鲍威尔的头衔。拉米瑟·纳斯夫此时已经去日内瓦担任另一份工作，因此瓦尔德海姆任命了一位会说德语的法国外交官安德烈·卢因（Andre Lewin）为新的秘书长发言人。卢因是首位被官方称为秘书长发言人的人。
卢因曾在法国外交部处理媒体事务，但是他是被作为外交官而不是记者来培养的。最终，瓦尔德海姆把卢因从信息部调到他的个人办公室；除了委以发言人的职责，有时也会让他处理一些外交工作。所
以届时秘书长发言人和秘书长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而且和信息部也不再有隶属关系。
鲍威尔1978年退休前一直担任联合国发言人。在他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把他的孙子肖恩也带了过去。鲍威尔开玩笑说他和小家伙至少有一处相似。“我们整天都在说话，”他说，“但是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说的话你有一半都没有理解。”他接着补充说，“我想这是当发言人特定的价值。”
记者团非常尊重鲍威尔。我找到一本刊物，上面讲述了他1945年在伦敦刚刚加入联合国时发生的一则故事。当时他和布莱恩·厄克特一起为前代理秘书长格拉德温·吉布（Gladwyn Jebb）工作。有一次鲍威尔拦了一辆出租车说要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当时联合国的年轻员工都住在那边。司机问他教堂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鲍威尔回答说联合国坐落在那里，然后问司机知不知道联合国是什么。“我当然知道，”司机回答道，“就是指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嘛。”就在那时鲍威尔意识到他义不容辞注定要在公共信息部门工作。此时没有他途，只有奋力往前。
厄克特，现在是布莱恩·厄克特爵士，做了很短一段时间的联合国发言人。他不记得那是何时，不过很可能是鲍威尔退休的时候。厄克特和卢因都回忆说，当时瓦尔德海姆总是发布一些即兴的很可能会成为新闻的言论，但是事后他又会声称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例如，他们都曾陪同瓦尔德海姆前往耶路撒冷参加一次由阿巴 ·伊班（Aba Eban）举办的宴会，一共约有250人参加。席间，瓦尔德海姆站起来致辞，不经意间他说自己在“你们美丽的首都”有多么的高兴。问题是，联合国没有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厄克特事后告诉瓦尔德海姆他应该发布一个更正。瓦尔德海姆拒绝这样做，说这只是一个私人聚会。厄克特抬头望天，说：“是啊，250人参加的私人聚会。”
次日早晨BBC把这作为头条，声称联合国秘书长已经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厄克特不得不叫醒瓦尔德海姆，告诉他这则糟糕的新闻。一个半小时后，他才发布厄克特已经起草好的更正。
卢因讲了一则关于瓦尔德海姆更为糟糕的故事。他说，秘书长曾经因为对比尔·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一些话不满意，就把纸撕碎了扔在鲍威尔头上。卢因坦露，和瓦尔德海姆共事很不容易。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任命居里安尼作为发言人Perez de Cuell ar names Giuli ani Spokesman
1982年，第五任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erez de Cuell ar）开始他的首段任期。
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发言人安德烈·卢因回到法国外交界之后，一位年轻的、曾在路透社做过记者的法国人弗朗科易斯 ·居里安尼（Francois Giuliani）接替他的职位。后来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任命居里
安尼为自己的发言人；正如瓦尔德海姆对待卢因那样，德奎利亚尔将居里安尼安置在自己的员工队伍里。但是居里安尼不承担任何外交任务，只是专心地做发言人。
很多人都知道，德奎利亚尔和居里安尼都不怎么看重信息部。他们认为信息部人员冗杂、效率低下、用处不大。居里安尼不想在联合国信息部作个屈居人下的发言人。仰仗德奎利亚尔的支持，他从来不让信息部的媒介与信息部负责人踏足发布室。联合国发言人现在只有居里安尼，而且他是秘书长的官方发言人。
居里安尼是一位重要的政治角色，他直接从秘书长那里得到指示———无人与之竞争。在德奎利亚尔时代，居里安尼作为联合国惟一向媒体发布信息的声音长达十年之久，包括冷战结束之后、德奎利亚尔的令人振奋的第二任期内。他组建的秘书长办公室有多达12名非正式员工。没有哪一位联合国发言人能如此大权在握。
布特罗斯‐加利不 再任用 居里安 尼 Boutros‐Ghali dumps Giuli ani
随着1992年1月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的正式上任，居里安尼的时代也划上了句号。加利任用居里安尼不到一年时间，就用美国人乔·西尔斯（Joe Sill s）换下了他。居里安尼是个彻头彻尾的歌剧迷，于是便跑去做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发言人。
然后布特罗斯‐加利要求埃及人阿玛德·法奥兹（Ahmad Fawzi）作西尔斯的副手。布特罗斯‐加利手下的发言人日子并不好过。首先，加利没有把发言人当作自己办公室的一份子———虽然发言人仍然直接从秘书长办公室接受指示，但他们被重新归于信息部，并从信息部领薪水。西尔斯感到为加利工作真是不轻松。
离开联合国之前，我在2005年4月组织了一次发言人聚会，西尔斯说：“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并不总是最具有外交才能的外交家。他不想媒体找他的麻烦。他想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对待媒体，但是给媒体以理解：理解他们需要你为之提供新闻，需要想着他们，真的，他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等等，这些加利就都没有放在很优先的位置上来考虑。不管怎么说，我都不是核心圈子里面的人。”
[随堂配有乔·西尔斯在发言人聚会上谈论加利的视频]对于发言人来说，不是上司的核心圈子成员是一个灾难。
在他第一任也是惟一一任任期内，加利把乔·西尔斯派到华盛顿去工作，然后雇用精力充沛的美国人西尔法娜·佛埃（Sylvana Foa）做他的发言人。西尔法娜·佛埃曾经担任过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发言人。
尽管西尔法娜·佛埃和布特罗斯‐加利关系密切，她也表达了自己与他共事时的无可奈何。这是她在发言人聚会中说的话：
“秘书长告诉我，我们已经派乔去华盛顿了，得有人接替他的位置，他说：‘你能做这份工作吗？’我说：‘嗯，我应该能做好这个，这个，这个———不过你要告诉我
所有的事，我要列席所有我想参加的会议，我要能够每天见到你。’他答应了我所有的要求，但哪一条都没有兑现。我每天早上看到他，但是他什么都不告诉我。”
[随堂配有西尔法娜·佛埃在发言人聚会上谈论加利的视频]
布特罗斯-加利被科菲·安南取代Boutros‐Ghali is replaced by Kofi Annan
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说服了克林顿政府阻止加利连任，于是1997年1月科菲·安南走马上任，成为第七任秘书长。他任命我担任他的发言人。
我也曾是他过渡团队的成员，在他竞选成功但还未正式上任之前，我曾强烈建议他把整个发言人办公室转到秘书长办公室下面。但是他的行政办公厅主任反对这个建议，他说这样会使秘书长的员工队伍过于庞大。在做发言人的八年半时间里，我不断地要求做这种改变，但是一直都未能如愿。
当联合国历任发言人在2005年4月聚会时，他们一致通过一则建议，要求把发言人办公室并入秘书长办公室。哈马舍尔德把乔治·伊凡·史密斯纳入他的员工队伍。瓦尔德海姆有安德烈·卢因，德奎利亚尔有居里安尼。而我得到的最
大的接近程度是，从管理的角度看，我和我的助手好像已经成为秘书长工作团队的一部分。
那么，我为什么要给你们讲述联合国发言人办公室这60年冗长乏味的历史呢？首先，因为我认为历史很有趣。第二，因为它展示了发言人对于一个重要政治人物———比如联合国秘书长———的重要性。第三，它显示了发言人这一职务的演变，从信息部一个很小的部分开始，逐渐成长为即将脱离信息部的一个强有力的办公室，并且现在运作时实际上已经成为秘书长办公室的组成部分。
布莱恩·厄克特———现在是布莱恩·厄克特爵士，说一个好的新闻发言人抵得上一百万篇新闻稿。我想他的观察总结了我的主要观点。
三种不同的职业Three Different Professions
在联合国，我常说发言人自身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
发言人需要就新闻界在24小时内发生的事件与媒体进行周旋。我在联合国为我自己争取到了一片空间，我相信这是很有必要的。作为一个组织，对媒体说话的声音要保持一致。如果你有很多种声音的话，就不可能有一个清晰的政策方针。
我认为传播主任要对24小时之外的此类信息进行诠释。科菲·安南的传播主任也是他的首席演讲撰稿人是爱德华·莫蒂默（Edward Mortimer）。爱德华会和秘书长坐下来，决定秘书长要在演讲中强调什么主题。演讲要有一个中心信息。这个信息会在数周以及数月中不断重复。爱德华和我通力合作，就秘书长应该接受哪些媒体采访的问题共同为秘书长提供建议；但是只有我把“向联合国记者团传达官方政策”作为我主要的职能。
信息部要向公众解释联合国是如何工作的。沙西·沙洛尔（Shashi Tharoor）曾经是科菲·安南的第一任传播主任，现在是信息部的负责人，他一直在为联合国192个成员国的人民提供联合国的各种信息。他发放小册子，制作电影和广播节目，帮助人们理解联合国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部也设立了新闻和媒体科，并开始在因特网上制作新闻网页。我不得不在这里与他们就其24小时新闻周期内的意向进行协商，他们也不得不从我这里采纳一些指导，这样才可以让联合国以同一种声音说话。我们也的确这样做了。制作新闻网页的人每天都会派人来参加我的早间会议，并且每天数次打电话给我的办公室，就应该在互联网上发布什么消息请我给以指导。
在我看来，发言人的工作、传播工作和信息工作是三种不同的工作，三种不同的职业。但是在联合国，让别人同意我的这个观点相当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