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祜四年（1059年）四月，宋朝任命王安石为直集贤院，几经辞谢，最后还是赴任了。他是年39岁，距离22岁担任地方官到现在，已是经历了十八个年头，至此开始了京官生涯。次年，朝廷以其善于理财，改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这是个掌管财政预决算收支的要缺。王安石在《上富弼相公书》中说，以前因为养家之累，不能来京师工作。现在得到厚恩、厚禄，怎么能够再强调养家的问题呢？由此可以窥见王安石为官品、利禄考虑进退得失的思想规迹，不过经常用冠冕之词加以掩饰而已。王安石自进士及第以来，已有二十年的宦海沉浮的历史了，虽然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在此期间，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与社会阅历，现在他要在国家政治中心来抒展政治抱负，推行变法，他懂得首先要打动仁宗皇帝。
嘉祜五年（1060年）五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简称《万言书》），对北宋中期的内外形势、问题和改革方向、任务作了一个总的考察论析，对于形成熙宁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个重要的前导，这里约而言其要者。《万言书》的主要内容：（一）朝廷面临内忧外患，财力穷困、风气日坏、法度不合先前三代之政，说明变法是事势要求；（二）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的改革所以失败，在于人才不足，而真正合乎皇帝信赖的几乎没有，这里含有毛遂自荐之意；（三）当务之急在于培养有用的人才，这就要选择对象，而且要有一整套的教养之道，养廉之法，纪律约束，法律制裁，考察、赏罚的办法；（四）当今不能泛泛而学，需要根据国家的要求来培养文武兼能、德才兼备的专业人才；（五）善于治理财政的，从未以开支不足为问题，主要应通其变，治财要有正确方法；（六）当前朝政的严重问题是从中枢到地方都是奸吏充斥、“狼狈为奸、官官相护、贤者受法律束缚而不肖者逍遥法外的情形必须改变，关键在于得到优秀人才放手使用。《万言书》中对当时的内外形势、朝廷弊政、社会问题、奸吏充斥、改革之迫切性等方面，都是作了相当深刻的论析的。在王安石看来，曾经支持过范仲淹改革的仁宗皇帝，有可能赏识自己的才能识见而支持自己变法。然而，这种估计错了。《万言书》对于暮年的仁宗，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已无能为力来变革现状了。仁宗只是在嘉祜六年任命曾公亮为宰相、张异、包拯为正副枢密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负责起草诏书的知制诰等一批新人来寄托改善朝政、维护统治以外，已没有可能支持一场新的变法运动了。然而，王安石还不甘心失去仁宗的支持，因为他深知如果仁宗不予支持，他很难抒展改革的抱负。所以，又给仁宗《上时政疏》，明白指出，新任命的并非都是贤才，而当务之急在于”大明法度众建贤才，绝不能再因循苟安，对时局抱侥幸心理。他警告仁宗皇帝，改变现在的统治危机，莫急于今日，过了今天，恐怕悔之晚矣。在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时代，王安石有这样的卓异的识见，清醒的头脑、敢于犯颜直谏当面批评皇帝的胆略勇气，确实是那个时代地主阶级中佼佼不群、忧国忧君的政治家。然而，仁宗老矣而又生性懦弱，受制于习惯势力和言私利而不言公义之臣的包围。他已不能拔擢王安石来开创新的政治局面了。
当王安石被任命为知制诰的这一年，他已41岁，他的母亲吴太夫人为他买了一名美貌的侍妾照料生活。王安石骤然发现身边多了一名女子，惊问她何以来到这里？回答是一名军将的妻子，因为负责漕运贡输京师的米粮，中途船只沉没而以家资、妻子赔偿公粮。那时一些奸吏常常吞掠公粮而凿沉船只，致使军将受罪。这件事在熙宁均输法实施中得到了一些改革。王安石面对的是法制不善而带来的国家财产的受损和家庭的悲剧。他哪里有心思得别人韵美妇而自娱的心情，立即使他们夫妻团叙，而宁肯损失九十万身价钱，这件事也是见之于反对变法的邵雍的《邵氏闻见录》一书，似非虚构，它从侧面反映了任知制诰时的王安石犹能以身守德，与身任宰相主持变法后的情形有所不同。但是，这件事也反映一年多前还在以家计为虑，而现在地位毕竟突变，能够拿得出九十万文，即相当于二百石白米的代价来购买侍妾，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