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4日，离开清华大学的端木蕻良逃到了天津，避居在昆裕里的二哥家中，神情沮丧，痛苦万分。他一整天一整天地躺在床上，哪里也不想去，什么也不想做。二哥让他到佟楼去划船，或者到海河公园去散步，他都拒绝了。重大的挫折感几乎把他整个人打垮，他感到无望，前途茫茫。他说，“我那时到了‘无欲望’状态。我一个人死了似的躺在床上，是最舒服。我变得乖戾，反常，阴郁和突兀。我不晓得怎样生活下去，精神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充满了烦躁和厌恶。”
正在端木蕻良萎靡不起的时候，突然有一天，邮差送来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叶之琳小姐收”，这是鲁迅来信。原来端木蕻良在逃离清华大学的时候，途中曾遇到一个同学，告诉端木说，在他设在清华大学的信箱里，有一封鲁迅的来信。当时端木蕻良急于逃离，无暇回清华取信。后来他又用一个女性的化名“叶之琳”给鲁迅写信，询问鲁迅是否有信寄他，并且信中示意可为鲁迅织毛衣以便掩人耳目。不久鲁迅亲笔回信，开首写：“之琳小姐”又说：“上海虽已秋，但天气还热，毛背心已晒过，请释锦注耳。”其次说到茅盾被捕的消息是造谣言(《科学新闻》第三号上曾刊登这则消息)，请代为更正。很奇怪，鲁迅这封普通的回信，甚至还带有“更正”意味的内容，不知为什么竟使端木蕻良激动不已。可见在当时文学青年心目中鲁迅的地位是何等伟大。这封信似乎对端木蕻良以后的生活也产生巨大的影响，起码在当时使端木蕻良的情绪完全镇定了下来。他后来解释说：在他极为痛苦和颓唐的时候收到鲁迅乐观镇定的信(端木蕻良当时听说鲁迅也在被通缉)，真如绝处逢生。鲁迅的声音就像一线阳光照着他，使他突破黑暗的闸门钻了出来，冰封了的记忆的仓库豁然敞开了，往事又像电影一般呈现在眼前。一种写作的欲望冲击着端木，他找来笔、纸，开始撰写《科尔沁旗草原》。
端木蕻良觉得自己忽然好像看见多少年失去音讯的情人一样。他好像记起了什么他所遗忘的了。这里的“情人”和“遗忘的”正是老早就埋在端木蕻良骨子里的写书欲望，这欲望原本就是根深蒂固的，只是一度被政治热情压抑了下来。鲁迅的信引发了端木蕻良的特殊的情感，也引发了他的文学想象和写书欲望。他简直是无法控制地写着，写着，饭也懒得吃，觉也睡不着，甚至夜里睡觉也是穿着衣服来睡的，醒了就趴在桌子上继续写。桌子上四十瓦的绞丝牌乳白灯泡，差不多彻夜点着，“我不抽烟，不吃咖啡，也不喝酒，夜里也没有吃点心的习惯”，……不愿看书，不愿闻到花香，胃口也不好……无论干什么都失去了平时的节奏……就这样端木蕻良一口气地往下写。一页一页，一章一章，他甚至不能忍受回过头去再读一遍自己已经写好的文字。就是这样，他一鼓作气写到12月的中旬，整整四个月，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巨著完成了。这就是端木蕻良所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也就是他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端木蕻良年仅二十一岁。
《科尔沁旗草原》里的原始故事都是来自于端木蕻良父系家族的史实，其中许多人物甚至可以在端木蕻良的周围寻找到原型。所以与其说他是在描写，还不如说他是在实录，实录他生活中和幻想中的故事。从他开始记事起，他就生活在那些故事里，他了解里面的每一个情节，甚至在他还“不能了解这些的年纪就熟悉了它”。可以说，端木蕻良就是在这些故事里长大的。因此，当他写起来的时候，那些长久地埋藏在他心底里的故事以及故事里的人物，就好像泉水一般一下子涌了出来。处于这样一种近乎迷狂的状态中，究竟是因为母亲的“遭遇和苦恼”驱使着他呢，还是因为父亲显赫家族的贵族气质支配着他？据说在端木蕻良创作《科尔沁旗草原》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在逼迫着他，使他不能停顿，甚至不能喘息。他写得飞快，常常把他自己和小说的主人公丁宁纠缠在一起，把真事和故事纠缠在一起。他大概自己也弄不清谁是丁宁谁是他自己了，以至于在《科尔沁旗草原》小说的原稿上，有许多地方都把丁府写成了曹府。但是丁宁毕竟不是端木蕻良，丁府也不是曹府。端木蕻良说过他自己是一个“好幻想，常常想得没边儿”的人。当这些幻想出来的景象和人物扭结在一起的时候，就有声有色地建构起了他的《科尔沁旗草原》。当然，如果他能够写得从容一些，仔细一些，常被人批评的这部小说的结构也许会安排得更加完美；不过，假如那样的话，也许《科尔沁旗草原》就会同时失去许多震撼人心的激情以及澎湃的气势，也就得不到“必可惊动一世耳目”的效果了。
如端木蕻良自己所说，《科尔沁旗草原》写的是土地的历史。从那片土地的开发到争夺和衰败，端木蕻良力图把科尔沁旗草原两百多年土地史描绘出来。据说，在正式出版的《科尔沁旗草原》的第一页之前还有一个从未发表的章节，那是描写山东大水的，大概有两万字左右。端木蕻良在那里除了描写大水以外还描写了逃荒，然后才是现在的小说的第一章。不过，《科尔沁旗草原》第一章依然从一开始就以一种创世的精神，勾画了一幅洪荒时代的关东草原的鸟瞰图。接着，小说描写了山东难民如何冲破清朝政府的地禁，开始在科尔沁旗草原上落户，并历尽天灾人祸——土地的吞并及外来的战争等，最后终于逃过了大灾难，完成了大迁徙。端木蕻良笔下的气派之大和场面之宏伟确实在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中罕见。端木蕻良的这部土地史诗是通过草原首富丁家的兴衰来表现的，特别是主人公——受过西方教育的地主少爷丁宁和一个反叛人物大山。端木蕻良似乎企图在塑造新型的东方当代英雄的形象。丁宁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格、心理活动刻画得非常细腻。同时，端木蕻良还善于描写女性，注重对女性内心世界的剖析，对于她们的软弱和坚韧、含蓄和放荡、欲望和抑制都有恰如其分的表现。
《科尔沁旗草原》之所以被海外评论家视为具有“引人兴趣的叙述，形式和技巧的革新”，还在于端木蕻良在30年代就别出心裁地运用了“蒙太奇”的电影表现手法。其中“画外音”、“特写镜头”层出不穷，故事情节也是随着镜头的转换而不断扩充着画面，达到一个广阔的平面视觉和深入的背景视角。加上端木蕻良又在其中刻意增加了音响、色彩，以及语言的特殊化——古语、土语、欧化语，使整部史诗性小说既具有现代的前卫风格又具有浓烈的乡土味。
端木蕻良曾经一度计划最先把《科尔沁旗草原》寄给鲁迅，后来听从朋友的建议，在小说写成一大半的时候先寄给了在北平燕园教书的郑振铎，以后写完一部分就寄一部分，一直到最后完成全稿。因此，郑振铎就成了第一个通览《科尔沁旗草原》全篇的人了(连端木蕻良本人也是在全书出版以后才有机会通读的)。这一情节似乎和当年的狄更斯为期刊撰写连载小说的仓促急就的情形颇有些相似。郑振铎那时候已经是一个颇有知名度的文人了，他既是教授也是编辑。在郑振铎读完小说的全文以后，立刻在1933年12月18日给端木蕻良回了一封信。信中高度赞扬了《科尔沁旗草原》这部小说，并许愿：“尽力设法，使之出版！”当然，作为一个资深教授和编辑，郑振铎也看到了这部急就而成的小说中的一些小毛病和值得商榷之处。于是，他用极为委婉的语气征求端木蕻良的意见：“惟如有违碍之处须删去者，不知你是否同意；又，部分的错字，也必要一一地更改，故付印尚须月余。”然而不幸的是，这部小说的出版命运坎坷，郑振铎所预计的“月余”竟一直拖延到1939年。也就是说，《科尔沁旗草原》在寻求出版的道路上整整辗转了六年。
1934年，郑振铎把这部小说推荐给了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但是商务印书馆一向比较保守，坚持以出版古典作品为主的原则。加上当时的端木蕻良相当固执，没有听从郑振铎的意见，他不愿意对原作品进行必要的删除和修改，于是，出版的具体落实便拖延了下来。
端木蕻良原本雄心勃勃地计划着要写一个三部曲，《科尔沁旗草原》仅是其中的一部。然而，当他完成了《科尔沁旗草原》以后，他在清华读书时染上的肺病发作了。于是他便“滑了一个冬天的冰，在夏天到北平去和母亲一同住，每天坐在葡萄架下的摇椅上静静地看着碧绿的叶子，什么也不做”。端木蕻良自己后来这样描写了这段时期和母亲同住的生活，他说：“我那时左腿正闹着轻微的Athorthesis。没有写什么，也没想什么。我每天除了‘烤电’以外，便坐在葡萄架下的摇椅上，看见叶子繁密了，变黄了，脱落了，一直坐到深夜很晚很晚才睡。”就这样，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的第二部和第三部，便随着摇椅的悠闲晃动而泡汤了，三部曲以第一部《科尔沁旗草原》的句号暂时告终。
到了1935年，二十三岁的端木蕻良又拿起笔来。以他亲身经历的天津学生运动为题材，创作了二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集体的咆哮》。不料这部二十五万字的作品的命运比正遇上出版难产的《科尔沁旗草原》更加悲惨，还没有经任何人阅读，稿件就遗失了。
这一年的12月9日，北平学生发起了抗日爱国运动。消息传来时，端木蕻良早已不是大学生了，而且那时的端木蕻良正如上所说，左腿犯着风湿性关节炎，行动不便，每天都要做电疗。但当他一听到学生运动的消息，他的爱国热情明显的再次被激发。于是在“一二·九”的前一天他便去了燕京大学，住刘克夷(珂)处，准备参加第二天的大游行。在他离开他母亲的时候对母亲说：我“不回来了！”可见端木蕻良那一天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就好像他又回到了做大学生的时代。当他加入学生们的行列的时候，他被任命为第二队队长，但是他想了想，退让给了别人，自己仅担任一个小队长。据后来端木蕻良自己所说，那个二队长很沉默，实际上二队的事都是由他来照应的。那一天一大早，端木蕻良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一起从郊外向城里行进。先是齐心协力地撞开了西直门，然而在前门却遭到阻挡，绕道宣武门……这时候的端木蕻良的头脑比以前清醒许多，行动也要比以前谨慎许多。看着渐渐逼近的黄昏，端木蕻良便转到一边去休息一下，他喝了一碗茶，又想到明天必须去做电疗，于是在黄昏之前他就离开了最危险的地方。由于他提前从过于热情的学生队伍中撤退，因此他也就避免撞入那天晚上和军警的一场生死冲突。
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此时的端木蕻良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他也参加了游行，但他有意识地不想和过于激动的学生们一起走得太远。也许他已经意识到学生们的激情和堂吉诃德的冒险类似，过激的行为是无效的、徒劳的，他不再愿意和学生们一起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徒劳的事情，他不再是一个学生，他再也没有学生时代那种盲目的激情了。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端木蕻良和1933年参加“左联”活动的端木蕻良已经明显地不一样了。
从1928年至1935年，端木蕻良经历并目睹了许多全国性的大事件，而且卷入并参加了许多全国性的运动。这些都显示出他已经投入了当时激进的主流。但是他并没有走得太远，远到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的地步，他在半道上退缩下来。不过，倒是在文学道路上，端木蕻良因此而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他写下了那么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尽管那时候还没有发表)。他把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对自己家庭过去的辉煌历史的骄傲和对失去的故土的怀念，在不同程度上，通过文学的想象用文字表现出来。也可以说，愤慨、骄傲、怀旧正是端木蕻良最初的文学创作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