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放弃家园
/汪兰
它像一个简朴的小画框，永远嵌着我的记忆；它像一扇隐让的小门，连接着我的祖先、我的童年，还有亲切的乡音。
还不到叶落归根的时候。
本来不恋故土的我，不知为什么，总想起闽北老家的祖屋。
闽北属山区，我的老家属山区的山区。它位于闽、浙两省交界处的仙霞岭下，离公路干线还有好几十里路程。那里，住着本家汪姓和梅姓两种姓氏。
说是老家，还不如说是人生短暂的停靠站。
1933年，我父亲从上海持志学院法科法律系毕业后，按校歌“读书非为己，学习无所私，努力社会无穷期”的旨意，辗转于上海、永春、政和等地当律师，直至临解放才回到老家。
我对农村生活的钟爱，大概就源于在老家度过的这一段童年时光。那时，爷爷奶奶已过世，只有大伯父健在，印象中，他总穿着长衫，终日在躺椅上翻读古书。他有一部厚厚的《辞海》，曾摸着我的脑袋说：“要是日后你能考上大学，这本书就归你用。”大伯母会女红，常戴着老花镜，坐在美人靠上绣花。
听大人说，爷爷奶奶出身地主，曾留下不少田产，也许是不擅经营吧，到了大伯父手里，终被逐渐典尽卖光，我的两位堂兄，只能自食其力务农为生了。
如今，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那几间祖屋——对了，一共有四间，由我那两位堂兄分别居住着。他们俩全都老实厚道，跟村里20多户人家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自给自足的农家生活。后来，在我们家遭难时，堂哥们曾鼎力相助。此滴水之恩，何日当涌泉相报？
对于我的童年来说，那时的故土，就是天赐的乐园。
屋后，有一条靠山的小路通向祠堂，路上，一棵高大壮实的苦椎树结满了苦椎果。此果外形像板栗，比花生米略太大，肉有苦味，人们照样爱吃，就像爱吃苦瓜一样。每到秋风起时，树下的落果成了我们追逐的对象，大人们一炒，就是孩子们的美味小吃了。
可惜我在故乡只住了半年左右，就随家迁往县城了。第二次回祖屋时，我已成人，在大学读书。正好遇上“文革”，我和千千万万“红卫兵小将”一起，“大串联”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第六次检阅，紧接着，就奉命中止“大串联”，回校闹“革命”了。
南下的火车，满载着“红卫兵”，像驼背的老人喘着粗气。当驶抵闽、浙交界的一个小站时，我灵机一动，跳下火车，就往故乡跑去。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兵荒马乱”中，一个女孩子，凭着一时冲动，凭着五岁那年的依稀记忆，找到阔别十几年的老家，不为别的，只为去探望被遣送回家劳动改造的母亲。
那天，公路上死一般的沉寂。走了许久，才看见一个卖甘蔗的老人。我顾不上甘蔗的沉重，居然一口气装了一旅行袋。寻路进山，置身于茫茫林海之中，一路上静悄悄的，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只有自己的喘气声、脚步声，伴随着树上的松果偶尔落地的响声。我的心中曾闪过一丝恐惧，但旋即又被渴望见到母亲的亲情和乡情冲淡了。这时的母亲，就像是一座桥梁，架在我和故乡之间。
母亲是县城的小学教师，父亲病故后，留下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由她一人抚养。她有好几位兄弟姐妹在台湾，单凭这一条“罪状”，她就被“清洗”回乡监督劳动了。可怜我那两个正在读中小学的弟弟，也不得不跟随母亲回到无书可读的故乡，陪同母亲参加生产队的“监督”劳动。我印象最深的，是陪母亲坐在破落的汪家祠堂天井边，把一粒一粒的油桐籽从半腐烂的乒乓球那么大的油桐壳里剥离出来。偌大的祠堂空空荡荡，寂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烂油桐的腐臭味。
回乡后，白手起家，谈何容易！一根葱，一颗蒜都无出处，是纯朴的乡亲偷偷从后门送来接济我们。为了表示“划清界线”，他们还把青菜放在水桶里，装着是去河边洗菜的样子。是邻居，怕我们摸黑，送来油灯；是堂哥，为我们砌好灶，摆好床，还分几畦菜地给我弟弟种植。逢年过节，堂哥堂嫂怕我们冷清，总是请我们一起吃团聚饭，虽然山里贫瘠，一年有半年靠玉米杂粮接济，但饭桌上，就是金灿灿的玉米馍，也让人心暖，更不必说那一年四季挂在灶头舍不得吃的腊肉，被熏得焦黄焦黄的，偶尔吃一片，香喷喷的，那滋味，真是齿颊留香呢！
是亲情、友情和乡情，给了我们生存的力量。
此次回故乡，不再是真纯如水的童年了，故居的泥土厚重又沉默。留给我一副凄恻的面容。而故乡的老屋，犹如一位暮年老者在记忆里倚杖而立。
不久，为我母亲“平反”的通知书下达了。这时，乡亲们不再躲闪了，他们公开送来瓜果蔬菜，以示庆贺，到了辞行时，连村里的妇女干部也来登门送别呢！
为感谢乡亲们的厚爱，临走前，我母亲办了几桌酒菜答谢他们。
我们又一次走出大山，但仍走不出故居门前浸润过童心的泥土气息。
每当我想起故乡，就会想起与父亲有关的点滴往事。
解放后，父亲一直在小学任教。他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逢节假日，我总见他一人在办公室写对联，桌上、地上摊得到处都是，那墨香带着节日的喜庆色彩，给了我们许多欢乐的期待。父亲还会吹口琴，弹风琴，小时候，我常痴痴地望着他教哥哥怎样吹复音、打节拍。
但父亲终于没能熬过一三年闲难时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当年，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谁敢不夹着尾巴做人？对自己的祖宗更是噤若寒蝉。因此，连父亲的照片也不曾留下一张。
往事淡远虚无，不可捉摸，只能引起惆怅。
这以后，父亲常常出现在我梦中。那梦，扑朔迷离。
第一次梦见父亲是在一片树林子里，他独自一人，衣衫褴褛，远远地望着我，我惊呆了，父亲何以变成这模样？正待张口，他就不见了。第二次梦见他在一个地下室里，无门无窗，阴森、郁闷。令我不解的是父亲何以只在我的梦中出现，连我的母亲和其他几个兄妹都从未梦见他。后来弟媳听我说梦后，逢年过节她都忘不了“纸船明烛照天烧”，这以后，梦中父亲就以红润的脸色、富足的姿态，又一次出现在我梦中。
终于春阳照拂，万物催生。前些年，老家一位乡亲托人告知：他珍藏着我父亲大学毕业时一本“学院年刊”，我的两个弟弟如获至宝，立即买了礼物，专程回到老家登门拜访。据说“文革”中，为了逃过劫难，他把这本纪念册放在牛栏里才保存了下来。
如今，这本图文并茂的蓝色布面的“学院年刊”，一直跟随着我，它让我认识了父亲在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戴学士帽的父亲儒雅、端庄，还有他自己的亲笔签名。我弟弟特意把照片放大，兄妹们每人分一张，对父亲的感念总算有了寄托。
感谢故乡的父老乡亲，让我从褪色的黑白之间找到了长辈昔日的芳华。
岁月更替，时代变迁，我走过了一辈又一辈人同样的心路历程。
上世纪末，中学校友的一次聚会，又给了我回故乡的机会。想不到贫瘠的山村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最让我耳目一新的，是村里突现了几座雪白的房合，一问，才知道是新建的小学校舍。顿时，一线希望从心中升起。回乡后，再看看堂兄们的后代，纷纷外出讨生活，再也不做世代“闰土”了。孙辈们有书可读，自然个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村里竟有了康乐球活动室，不少人家也都有了彩色电视。改革的春风终于吹醒了沉睡的山村，人自然又袒露出热烈温存的一面，门前欢笑的流水散着碎银般的光斑，贮满浓浓的春意。溪对面的“百草园”，依然青葱一片。
我想，一个对故乡淡漠无情的人，在精神上是残缺的。故乡——一生命的源泉，它像母亲一样可选择。我虽然不会时时挂念它，但它却令我终身难忘。它像一个简朴的小画框，永远嵌着我的记忆；它像一扇隐秘的小门，连接着我的祖先、我的童年，还有那亲切的乡音。
那岂是乡愁
/罗兰
已经不是乡愁，我早巳没有那种近于诗意的乡愁，那只是一种很动心的回忆。
台北的雨季，湿漉漉、冷凄凄、灰暗暗的。
满街都裹着一层黄色的胶泥。马路上、车轮上、行人的鞋上、腿上、裤子上、雨衣雨伞上。
我屏住一口气，上了37路车。车上人不多，疏疏落落地坐了两排。所以，我可以看得见人们的脚和脚下的泥泞一车里与车外一样的泥泞。
人们瑟缩地坐着，不只是因为冷，还是因为湿。这里冬季“湿”的感觉，比冷更令人瑟缩，这种冷，像是浸在凉水里，那样沉默专注而又毫不放松地浸透着人的身体。
这冷，不像北方的那种冷。北方的冷，是呼啸着扑来，鞭打着、撕裂着、呼喊着的那么一种冷。冷得你不仅是瑟缩，而且冷得你打战，冷得你连思想都无法集中，像那呼啸着常卷荒原的北风，那么疾迅迷离而捉不住踪影。
对面坐着几个乡下来的。他们穿着尼龙夹克，脚下放着篮子，手边竖着扁担。他们穿的是胶鞋。胶鞋在北方是不行的。在北方，要穿“毡窝”。尼龙夹克，即使那时候有，也不能阻挡那西北风。他们非要穿大棉袄或老羊皮袍子不可的。头上不能不戴一顶毡帽或棉风帽，旁边有一个人在车板上擤鼻涕，在北方，冬天里，人们是常常流鼻涕的，那是因为风太凛冽。那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猛扑着的风，总是催出人们的鼻涕和眼泪。
车子一站一站地开行着。外面是灰蒙蒙的阴天，覆盖着黄湿湿的泥地。北方的冬天不是这样的。它要么就是一片金闪闪的晴朗，要么就是一片白晃晃的冰箸。这里的冷，其实是最容易挨过去的，在这里，人们即使贫苦一点，也不妨事的，不像北方……车子在平交道前停住，我突然意识到，我从一上了车子，就一直在想着北方。
那已经不是乡愁，我早已没有那种近于诗意的乡愁，那只是一种很动心的回忆。回忆的不是那金色年代的种种苦乐，而是那茫茫的雪、猎猎的风；和那穿老羊皮袍、戴着毡帽、穿“老头乐毡窝”的乡下老人，躬着身了，对抗着呼啸猛扑的风雪，在“高处不胜寒”的小镇车站的天桥上。
那老人，我叫他“大爹”，他是父亲的堂兄。那年，他已经五十多了。晒黑的、风尘仆仆的脸、朴实的五官，光头上戴顶土黄色的老毡帽。在那五进的宅院里，他辛辛苦苦地支撑着那个老旧家庭的生计。对外，他要照管田庄；对内，他要照管四代同堂的三十多口家族的婚丧嫁娶和日常生活。而他，总是那么慢吞吞地，手揣在袖子里，微躬着背，迈着一定大小的方步。他说话的时候，总是那么把声音拖得长长的，仿佛字斟句酌，惟恐说走了嘴似的。其实，他只是习惯那么慢吞吞，好像任何重火的突发事件，都不会使他震惊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