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冬，波恩市的街头，两个月前还到处悬挂着纳粹党旗，人们见面都习惯地举起右手高呼元首的名字。而现在，枪声已不远了，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片深深的恐惧之中。
奎诺，作为一名小小的士官，根本没有对战争的知情权。他很不满部队安排他参加突袭波恩，更糟糕的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是巴黎调来的法国军官希尔顿，他对美国人的敌视与对士兵的暴戾几乎是人尽皆知。接下来两个星期的集训简直是一场噩梦，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奎诺在这里认识了托尼——一个健硕的黑人士兵，由于惺惺相惜，这对难兄难弟很快成了要好的朋友。
希特勒的焦土政策使波恩俨然成为一座无险可守的空城，占领波恩，也将比较容易。而突袭队的任务除了打开波恩的大门外，还必须攻下一个位于市郊的陆军军官学校。而希尔顿的要求更加残忍，他要求每个突袭队员必须缴获一个铁十字勋章——德国军官胸前佩戴的标志，否则将被处以鞭刑，也就是说突袭队员们要为了那该死的铁十字而浴血奋战。
突袭开始了，法西斯的机枪在不远处叫嚣着——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在盟军战机的掩护下，突袭队顺利地攻入了波恩，然而他们没有喘息的机会，全是因为那枚铁十字。在陆军学院，战斗方式已经转变成了巷战，两小时的激烈交火，德军的军官们渐渐体力不支，无法继续抵挡突袭队的猛烈进攻，他们举起了代表投降的白旗。突袭队攻占了学院之后迅速地搜出每个军官身上的铁十字。手里攥着铁十字的奎诺来到学院的花园，抓了一把泥土装进一个铁盒，那是他的一个特殊爱好：收集土壤。他的行囊中有挪威的、捷克的、巴黎的，还有带血的诺曼底沙。他正沉浸在悠悠的回忆中，托尼的呼唤使他回到了现实：“伙计，我找到了一个好地方。”
他们的休息时间少得可怜，奎诺跟着托尼来到了二楼的一间办公室。从豪华的装饰来看，这个办公室的主人至少是一位少校。满身泥土和硝磺气息的奎诺惊奇地发现了淋浴设备，他边嘲笑托尼，边放下枪支和存放着铁十字的行囊，走进浴室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当他出来时，托尼告诉他说希尔顿要来了，他要了解伤亡人数，当然，还要检查每个士兵手中的铁十字。他马上穿好衣服背上枪支、行囊，与托尼下楼去了。
大厅里，每个人都在谈论手里的铁十字，奎诺也自然伸手去掏铁十字，然而囊中除了土壤外竟无别物。奎诺陷入了希尔顿制造的恐怖之中，他没想到会有人为了免受皮肉之苦而背叛战友。奎诺首先怀疑托尼，并向其他战友讲了此事，当下大家断定是托尼所为。
士兵们此时看托尼的眼光已不是战友的亲昵，而是对盗窃者的鄙夷与敌视。他们高叫着、推搡着托尼，而此时托尼的眼中并不是愤怒，而是恐惧、慌张，甚至是祈求，他颤颤地走到奎诺的面前，满眼含着泪花问道：“伙计，你也认为是我偷的么？”此时奎诺的狐疑代替了理智，严肃地点了一下头，托尼掏出兜里的铁十字递给了奎诺。
当那只黑色的手触到白色的手时，托尼眼中的泪水终于决堤，他高声地朝天花板叫道：“上帝啊，你的慈悲为什么照不到我？”
“因为你他妈是个黑人！”从那蹩脚的发音中，人人都听得出来是希尔顿来了。他腆着大肚子，浑身酒气，随之，一个沉沉的巴掌甩在托尼的脸上。而后检查铁十字，不难想到，只有托尼没有他要的那东西。
再之后，盟军营地的操场上，托尼整整挨了30鞭。
两个星期过去了，托尼浑身如鳞的鞭伤基本痊愈，但在这两个星期里，无人问及他的伤情，没有人关心他，奎诺也不例外。
又是一个星期六，奎诺负责看守军火库，他在黄昏的灯光下昏昏欲睡，忽然，一声巨响，接着他被砸晕了。
等他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病榻上。战友告诉他，那天是托尼的巡查哨，纳粹残余分子企图炸毁联军的军火库，托尼知道库中的人是奎诺，他用身体抱住了炸药，减小了爆炸力，使军火毫发无伤，托尼自己却被炸得四分五裂。然而，他本来是可以逃开的。
50年过去了，奎诺生活在幸福的晚年之中，对于托尼的死，他觉得那是对愧疚的一种弥补。直到有一天，他平静的生活破碎了，因为他的曾孙在一个盖子上写有波恩的铁盒中，发现了一枚写着“纳粹”的铁十字。
年近九旬的奎诺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那眼泪，是因为悲哀而痛苦，不是为自己年轻时的愚鲁，而是为托尼年轻的生命；是因富有而喜悦，不是因为那锈迹斑斑的铁十字，而是为了那段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