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让·雷维奇
我叫杰罗姆·杜波瓦萨。我年轻时那段时间过得又穷困又悲惨。我的命运是在我的第一部小说《一座坟墓的探求》得到龚古尔奖金的一天转变的。我当时二十五岁，干的是六年级教师这个可憎的行当。在我的成功公布一个钟头以后，整个法国都知道了我的名字。在我的出版商的客厅里，有上百个新闻记者问我：“您比较喜欢哪些作家？……您是不是受了福克纳的影响？……”摄影记者喊着：“杜波瓦萨先生，头朝这边！”他们好像用身体形成一道屏障，把我跟客厅里挤满的人群分开了，最后我终于挤到了这群人中间。我认识了许多文人，他们握着我的手，说：“我非常喜欢您的书。”我常常听见“才能”这个字眼，这个字眼是文学的本钱。这种以我为中心的热闹场面，我并不觉得讨厌，我发觉光荣带来的第一个感觉是对这个世界感到陌生。这个世界，这个文人的世界很中我的意。我这个一天到晚挨校长骂，受校长侮辱的教师，据别人告诉我，那一天，态度“自然”得令人诧异；我自由自在地谈话，微笑，行吻手礼。其实一个人只要把自己当做是在许多影子中间，就比较容易应付自如了……庆祝一直到夜里很晚很晚才结束，我真巴望它永远延长下去。
写一本书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每一个大学生都办得到。课程表的目标就是把平庸的学生培养成一个作家，或者说得正确一点，培养成一个批评家。在得到龚古尔奖金以前，我的作品没有人注意；这个成功给它带来了上百篇的文章。我只记住一篇：“二十五岁的杜波瓦萨得到了龚古尔奖金，没有一个人反对嘉永广场的评判员的裁决。但是一个这样辉煌的成功预示着他将来不会有任何好结果。我们可以打赌，杜波瓦萨将来一定是个只有一本书的人。”我离开了教育界，六个月后我出版了《在一个城市里散步》。这本书受到的批评非常严厉。“杜波瓦萨未免太心急了。在他的第二部文体极不统一的书中，无法再找到他头一部书里受到别人那么称赞的坚实思想。”公众并不同意这个意见。法国又多了一位作家，从此以后没有人对我的才能怀疑了。
十年里出了八部小说，四本论文，三个剧本。我对光荣和财运已经习惯了；我因为写人不免一死的情况写得太多，所以已经失去了虚荣心。
在有才能的人相当缺少的我这一代中间，我也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出名的人，弗特隆也胜过他同时代的人百倍，况且公众认为我们俩的才能不相上下。我呢，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一个无神论者：我的作品观察人生，在两个虚无（它出来的那个和它回来的那个）之间来考察它。弗特隆是基督教文学的作家，这种文学虽然并不新奇，但是好像给他革新了，因为他这个家伙，写得真好！那些宗教上的伟大主题，罪恶啦，通奸啦，爱情上的赎罪啦，到了他笔底下，又变得有声有色了，甚至就好像生活中真有其事一样。我们在朝着荣耀上升的过程中互相监视着。我相信尽管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我们之间还是非常相像的。
显然我很早就想到学院了。但是手上握着剑，头上戴着尖角帽，跨进学院的门这件事不是三十五岁的人能办到的。那些院士我都认识，没有一个写得像我那么多，但是我们必须听他们的。在文学方面，多谈比多写更能使人成功。还得等上个七八年，我没有那么好的耐心。说到这儿我还得承认我的弱点：我的每一本书，跟头一本一样，写的时候都不知道最后会受到怎样的批评，但是都得到了成功。然而每一次成功，都不像头一次胜利那样，给我带来甜蜜的陶醉之感。现在，我常常想，只有学院接受我，才会给我同等的快乐。真正的光荣，就是龚古尔奖金和法兰西学院。
我想到了瑞普兰。他的名字是在一场疯狂的梦中来到我的心里的。这个梦想越来越明确，而且到了最后我认为它是可以实现的了。瑞普兰以杀人为职业。近二十年来他的职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到下层社会去找凶手的时代也早已过去，杀人的买卖掌握在巴黎和外省的五六家企业手里。瑞普兰领导的一家是最重要的，常常替银行、教会，甚至替政府办事。我要求瑞普兰谋杀十个院士。他回答我：“不简单！”接着他双手捧着头，考虑了很久。最后他答应我一定满足我的要求，虽然事情很棘手。一个礼拜以后，他交给我一张名单，我同意了这张名单。牺牲这个院士或者牺牲那个院士关系都不大，只有院士的席位才是重要的。
对不朽的人的屠杀是在4月25日到26日的那个夜里实现的。十个遭难的人，有的是鳏夫，有的是光棍，都在半夜到早上五点中间这段时间里被闷死在他们的枕头上了。显然，这是一个凶手干的事。正像报纸上说的，这件案子激起了“极大的波动”；表示哀悼的人挤满了大门；在危险中的学院由警察局守卫着；三十个活着的院士由暗探保护。不久，怀疑集中到有给文学家写信的怪癖的人身上，三十个人给抓起来了。有三个自动承认，可是后来又否认了。我看到一份专事敲诈的刊物上登了一篇报道：“难道不应该在这次犯罪行为对他们有利的那些人中间去寻找罪犯吗？”但是我的心里一点也不着急。经过两个月的徒劳的搜索，警察局也好像厌倦了。我造成了一些幸运的人，大伙儿已经在谈论着后继的人选了。出殡的那天，我在教堂前挂着黑布的空场上遇到了弗特隆。我们握了握手，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不相信他会疑心到我，但是他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忧郁。
一直哀悼了一年，我良心平安地等着。选举的时候终于到了，我放过了前面的八名。这是个很好的策略，弗特隆也这么做。等到选到倒数第二个空缺的时候，我认为好机会来了，于是把申请书送去：真是一篇杰作，无疑是我的作品中最成功的。弗特隆也模仿我，他打算弄到最后一个空缺。他也跟我一样，不肯去拜客。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可不能降低身份去做这种事。十年以前，在得到龚古尔奖金之前，我去拜过客吗？等到选举以后，我当然要去道谢的。
我懊悔，可是晚了：我没有当选，比起我来，别人更喜欢一位海军上将。弗特隆也被一位主教打败了，可是他的失败一点也不能减轻我的苦恼。
于是我经历了我一生中最阴暗的日子。我不写文章了，一心痛悔着自己有责任、而让别人得到好处的、徒劳无益的屠杀。有一天晚上，不过也只有一天晚上，我甚至真的感到了良心的责备。我还要等多少时候才能等到一次自然的死亡让出一个空缺来呢？但是瑞普兰在那儿，他知道结果以后，我的失败也叫他很伤心。有一天他来按我的门铃。
“我想为您做点什么事，”他对我说，“但是，下一次我请求您利用一切机会，出去拜拜客！”
我俯下头，答应了。他接着说下去：
“最近几个月来，防备当然是松多了，但是这些先生们还是不很放心。没有办法到他们家里去……只能在大街上行事。我要弄死历史学家比阿托瓦。在弄死人以前，在大街上跟他们，这就是我的职业。我甚至得到了与观察野兽的自然学家和打猎的人得到的相同结论：每一天它们在回到巢穴以前，都要走过相同的路线，穿过相同的沟渠，停在相同的树丛里。人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一定的时刻离开他们的家，沿着一条街走，走进相同的铺子，连一举一动都是一样的。他们的一生中就这么重复着。多么美丽的一个小说题材啊……比阿托瓦应该是一个诗人。每天夜里，他都要在河边游荡好几个钟头，而且路线从来不变。这样我干起来要方便多了。”
我没有等多久。一个礼拜以后，有人发现比阿托瓦在河边给人打死了。我连忙去向杀人者致谢；可是我没有来得及开口，他已经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对我说：“这不是我！”接着他告诉了我：头一天晚上，他曾经隔着一段距离跟着他要猎取的对象，时间已经很晚很晚，河岸上几乎连一个人也没有，他认为时间和地点都适合于下手了；他走过去，可是有一个人从黑地里蹿出来，在他还没有动手以前，已经用棍子照准院士脑袋连揍三下，这三下连一头牛也可以打死。
“看见他打，”瑞普兰对我说，“我决不会相信他是个新手。当时我离得相当近，所以认出了这个凶手。”
瑞普兰笑笑，我也笑起来了。
“弗特隆！”这个名字从我的嘴里漏了出来。
以后的事情很容易猜到。弗特隆多蒙我隐名埋姓地告发，第二天就给抓起来了。他当时就承认自己是谋杀案的制造者，但是他还是不承认那十个人也是他谋杀的。这样一来，我的良心得到了平安。文学界的一场大屠杀就这样结束了。弗特隆被认为是疯子，他将要在一个疯人院里了结他的一生。
至于我呢，我去拜客了，我的当选没有问题了。我度过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不久以后我还要尝到手握雕花的剑柄，走进黑暗的坟墓的那种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