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强大的凝聚力
无论是治理一个国家，还是管理一个团体或单位，领导者较为高明的智谋，是成就大事的先决条件之一。政治智谋的重要作用，正如《孙子·计篇》所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高明的政治智谋，可以产生出难以估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高明的领导者，无不谙熟以政治智谋取民心这一真谛，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无不绞尽脑汁，有的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为了统一民心，借助鱼狐兴兵就是一例。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有两名军官要押送900名壮丁到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守边。但这两名军官怕半道出事，挑选了体魄健壮，有办事能力的陈胜和吴广当屯长。当队伍行进到大泽乡(今安徽宿州东南)时，遇到大雨，误了日期。秦法规定误期当斩，大家死难当头，十分恐惧。此时。陈胜、吴广暗中商量造反，但他们觉得没有威信，不能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护。于是陈胜找来几块布，用红笔在上面写了“陈胜王”三个字，分别把布卷成团团塞进鱼肚子里，交给伙夫去做。伙夫剖腹时发现这一情况，很快传到每个壮丁的耳朵里。大家纷纷议论：“这是上天让咱们的屯长坐天下呀。”吴广住地旁边有一块荒草坡，其间有座破庙。陈胜叫吴广半夜在庙旁点起大火，引人注意，在那里假作狐狸的声音叫“大楚兴，陈胜王”。壮丁们听到后更把生的希望寄托在陈胜身上，决心跟着他大干一场。就这样，陈胜、吴广举旗率众而起。
三国时期，在刘备兵败白帝城病死以后，诸葛亮辅佐后主刘禅即位，在为北伐中原做准备时要平定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平定南方时，为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诸葛亮接纳了参军马谡的意见，以收服人心为主。当时马谡说：“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意思是说，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如果采取武力，即使能平定其叛乱，最终他们也可能会在我们收兵后反叛。因此，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诸葛亮采纳这一意见后，定下了正确的蜀国平南方略，对蜀国的国家建设带来很大的益处，为孔明北伐扫除了后顾之忧。在七擒七纵孟获后，有人建议在其地设置汉官，以加强统治。但诸葛亮却说：“这样做有三不便，留官就需留兵，军队粮草难以接济；留官不留军，必成祸患；再有，如果留汉人做官，很难和蛮人坦诚相处。现在不留军队，令其自治，反而会相安无事。”决定将所夺之地全部归还，并令孟获永为洞主，负责管辖治理南中地区。事实证明，诸葛亮“不治之治”的政治智谋的确高明，蛮人对其感恩戴德，纷纷供奉诸葛亮，此后南中安定，再不思反。
当然，对于政治智谋所产生的凝聚力，历朝历代都有人片面地或者狭隘地理解。如有人认为产生凝聚力的政治智谋主要是通过多做好事，多行善、少行恶而得到的。于是就下工夫搞小恩小惠等雕虫小技去笼络人心。其实，这种见解是十分浅薄的。但是历史上却不乏这种例子。鲁庄公十年春，齐国攻打鲁国。大战之前，曹刿入见庄公，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可以看出，在庄公的观念中，以小惠和小信去笼统人心是其提高政治凝聚力的主要手段。
政治家首先算的应该是政治账，即所谓“君子怀德”，“小人怀惠”。靠小恩小惠去笼络人心，算不上高明的政治家。15世纪中叶意大利著名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所著的《君主论》曾被列为改变世界的10本巨著之首，其中第15章中论述道：一个君王如果在任何方面都做好事，结果就必定会悲叹在很多方面都做了坏事。所以，一个君王必须学会如何不做好事，并懂得如何依情运用这种本事。当有些事如果不去干就难于挽救国家危亡时，他就绝不该为做坏事而怕招来诽谤。“这种必要的坏事”，马基雅维里解释说，有时无情反而有情，残酷反而仁慈。有时你干了好事，也会像干了坏事一样为人所恨。因为你面对的总是不同的人，他们的利害相左，很难两全。有时善行会成为你的敌人，因为你姑息养奸，自以为行善宽容，实为民族种下了恶种。按照马基雅维里这一推论，政治智谋要充分考虑全局利益，深谋远虑，不能以一时、一事、一人乃至一方的评论去论好恶，而要从历史的角度，全局的高度，辩证的态度去对待处理。只要方法得当，行恶之事可能得到更多人的拥护而得到善报，其实是善事；行善之事可能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得到恶报，其实是恶事。高明的政治家无不善用赏和罚这两张王牌。且“重罚上，重赏下”。那种一切依赖赏，喜欢搞重赏、重复赏的做法，把被赏者的胃口吊得越来越高，赏也就逐渐失去了应有的作用。领导者把政治智谋用活，以较小的代价，就能产生很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实现既定的目标服务。
政治说到底是得民心的事。政治智谋的作用首先在于保护、团结最大多数，孤立和打击敌人。当然，在历史上也有人通过欺骗的手段获得了人民的支持，靠愚弄人民而暂时得志，并在一定时期内得以实现其狭隘的政治目的。但这种建立在欺骗人民基础上的政治智谋，因其出发点的错误，往往不是难以长久，就是自取败亡。与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策略不同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策略完全是为一切被压迫阶级服务的，而不是像资产阶级那样只是把政治策略作为利用和愚弄劳苦大众的工具。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和全人类的解放，在《共产党宣言》中，以最醒目、最突出的方式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是团结绝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的十分高明的政治智谋。这一智谋，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全过程，发挥了和正在发挥着巨大的历史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高超的智谋艺术为中国抗日战争开创了良好的内外环境，突出表现为科学审势、巧妙造势和相机夺势。首先，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根源，及早地指出抗日战争和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性，提出了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相结合的国际战略思想。在1935年12月洛川会议至卢沟桥事变之前，毛泽东曾多次提醒全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是不可避免的。1931年，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侵占我国东北，以后又频繁挑起事端，图谋侵占全中国。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一味采取不抵抗政策，以为再牺牲一些国土便可苟安。毛泽东同志严正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英、法、美统治集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隔岸观火，以图坐收渔翁之利。日本正好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动侵华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判断。同时，毛泽东又指出了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必然性。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形势的发展完全被毛泽东所言中。毛泽东对于国际形势的精确判断，既为世人所折服，也给世界和中国人民上了一堂深刻的政治课，使他们能够清醒地认清形势，不被法西斯的种种假象所迷惑，而是通过对现象的分析，牢牢抓住法西斯的侵略本质，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寻找团结的途径。
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对中日双方矛盾的基本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比较，从而得出结论：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正是这些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提出了抗日战争必将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抗日战争发展的实际过程，在总体上与毛泽东的预见完全一致。实践不但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不同阶段的作战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根据这种分析所采取的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相结合的政治策略的正确性。正是这种正确的政治策略，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1945年的重庆谈判，同样也是一个例子。这次谈判，实际上是要解决中国究竟是和还是战的问题。毛泽东在到达重庆后，于9月3日的首次谈判中便通过历数国共两党的屡次交锋，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和平建国的方针，也让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的人看到中国共产党追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1945年9月4日至9月下旬，和谈一度陷入僵局，在军队数量、解放区问题和受降等问题上，双方发生重大分歧。毛泽东和周恩来彻夜不眠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再作战略性让步，撤除南方8个解放区，减少军队数量。此举彰显了共产党追求和平的决心，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毛泽东又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三楼的电台指挥了山西上党战役，歼灭了国民党5万多军队，在谈判桌上增加了很有分量的砝码。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习惯上称呼的《双十协定》。而实际上，双方并未完全达成协定，因此以“纪要”的形式发表，明确写明双方达成一致的、具有小分歧的、有原则分歧的问题，希望以这样的形式把谈判情况公之于众，能够争取到更广大人民的支持。正是毛泽东的正确策略，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赢得了后来进行解放战争的政治基础。
经济上巨大的生产力
西方一些战略家早就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像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陆上、海上进行血与火的拼杀，军事实力的强盛将在作战中起决定作用。美国的杰克·安德森和戴尔·尼阿塔在《华盛顿邮报》上刊文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是一场经济战”，而在这场表面稳定而内在剧烈的持久的经济战中，美国正走向失败，其主要对手是日本。日本人运用巧妙的经济智谋，以大量的经济投资，造成美国经济困境得到缓解的假象，使美国人“只想向外国人借款，不想进行改革，不愿勒紧裤带”，上上下下失去机遇，“劳动大军变得懒惰”。日本的投资者现在已为美国的预算提供了30％的资金，这个比例正在不断增加，以此作武器，就可牢牢控制华盛顿，美国一旦不听使唤，做出有悖于日本利益的事情来，日本就可通过损失的价值，而造成美国不能自拔的经济危机。用经济战取得军事力量所无法取代的作用。
这说明，政治竞争和军事竞争，说到底是一种经济竞争。当然，这三者之间也有着各不相同的特色。在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竞争围绕着权力，经济竞争围绕着物质利益，而军事竞争无不与鲜血和生命所构成的力量密不可分。
事实上，古往今来，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还是个体经济或经济集团的兴旺，都依赖经济智谋的正确。
美国纽约的华尔街一直是世界金融中心，在那里博弈的人如果不讲点智谋就不可能立足。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刀光剑影的纽约华尔街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时，那里有个著名的美国银行家贾尼尼经营着一个名叫意大利的连锁银行。1928年夏天，正当积劳成疾的贾尼尼在风光旖旎的家乡意大利米兰休养时，突然有消息传来说：贾尼尼的控股公司纽约意大利银行的股票暴跌50％，加州意大利银行的股票亦出现36％的跌幅。得知消息后，贾尼尼大吃一惊，心急火燎地赶回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