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生卒年不详。7岁能诗。一生职位不高，且屡经坎坷。曾任侍御史，因事贬临海丞。他一生中的大事是于公元684年参与徐敬业在扬州发动讨伐武则天的战争，并为徐写下了《讨武曌檄》。连被骂的武刚天见了，都发出了“宰相安得失此人”的感叹。兵败后，他下落不明，或说被杀，或说为僧。他的诗和卢照邻一样，主要成就在于七言歌行。《畴昔篇》长达1200字，是罕见的宏篇巨制。五言律诗《在狱咏蝉》向为选家瞩目。
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指唐、宋两代8个散文作家，有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并称“韩柳”）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并称“三苏”）、王安石、曾巩。明代初年，朱右选韩、柳、欧阳等人之文为《八先生文集》，“八家”之名，即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唐宋文亦仅取“八家”。稍后，茅坤本朱、唐之说，选辑“八家”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其书颇为流行，“唐宋八大家”之名亦广为传诵。
安史之乱给唐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德宗、宪宗两朝出现了某种转机，有识之士以为中兴有望，致力于改革者不乏其人。政治上有“永贞革新”，诗坛上有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散文领域则有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
韩愈的古文写作理论，一是“文以载道”，其“道”的含义除儒家伦理外，还包含“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因素，二是反对“骈四骊六”，提倡单行散句的先秦两汉散文，尤为注重“词必己出”和“文从字顺”。
他的说理文感情充沛，态度鲜明。《原毁》、《师说》、《进学解》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他的叙事文成就更高，影响也更大。《柳子厚墓志铭》文情并茂，卓绝一代。
他的散文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把单行散句的散文由文学扩展到一切应用文领域，与骈体文形成全面对抗的形势，开创一代文风，其功不可泯。
柳宗元散文的第一项成就是寓言小品，《三戒》是广为传颂的名篇，妇孺皆知。他的山水游记也有较高成就，其中《永州八记》最为著名。他的记叙文多是有感而发的，如《捕蛇者说》就是感于“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而写。在《童区寄传》中，他把同情放在区寄一边，将他写成反抗强暴的英雄，已被搬上了荧屏。他的说理文也很精彩，《封建论》、《天说》等都是具有深刻意义的篇章。
欧阳修的散文、诗、词均有特色，但词不如诗，诗不如文。他的散文政治倾向性强，《与高司谏书》是其代表作。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言事触怒宰相吕夷简。吕夷简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为名，贬范到饶州。右司谏高若讷依附吕夷简，诋诮范仲淹。欧阳修写信给高，痛斥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全文大义凛然，痛诋范仲淹的反对派。揭露高若讷以“三疑而后决”，断定高若讷“非君子也”。行文曲折条畅，义正词严，咄咄逼人。高见信后恼羞成怒，上报宰相和仁宗，欧阳修因此被贬为夷陵令。
他的散文还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如《伶官传序》提出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见解，不仅对帝王，对“庶人”也有警戒意义。
浓郁的抒情性是欧阳修散文的另一特色。《醉翁亭记》围绕“乐”字写景叙事，在叙事写景中抒情。全文用说明句，而句式结构多变，于不变中求变，层层递进，渐入佳境，是我国散文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欧阳修还是一个老字辈，“三苏”、王安石、曾巩均出其门下。
“三苏”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和他的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辙（字子由）。宋仁宗嘉定初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也。”“三苏”的称号即由此而来。苏氏父子积极参加和推进了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他们在散文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著称；苏轼则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有重要地位。
被列宁称之为“11世纪中国的改革家”的王安石，虽在政治上失败了，但他那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对后代改革者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他的散文以拗折峭劲著称。峭劲的代表作是《答司马谏议书》，简峭强劲，英气逼人。《读〈孟尝君传〉》是拗折的范例，很有气势。
游记散文《游褒禅山记》将叙述与哲理融合为一体。身在山中，神游象外，不畏艰阻、百折不挠的精神，于行文中灼灼可见。
王安石的文章充满了英气、锐气、正气，是一大特色。
曾巩为王安石所推许。散文以平易见长。有些文章对当时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主张在“合乎先王之意”的前提下对“法制度数”进行一些改易更革。在“唐宋八大家”中，其成就不如另外几个人。
民间四大传说
我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间传说，其中牛郎织女、孟姜女寻夫、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与许仙4个传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称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说。牛郎织女的传说始于《诗经·大东》，在曹植的《洛神赋》中确立了两者的夫妻关系；干宝的《搜神记》中增加了“天鹅处女型”的神话，最后形成了牛郎织女的传说。孟姜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哭夫”的故事则始于《左传》、《孟子》等书，最后在秦始皇时期发展成熟。这四大传说中，形成最晚的要算白蛇、许仙的传说，它产生于宋代之后。
四大名著
第一个将通俗小说排名的是金圣叹，按他的说法他当时计划评点6部才子书，《庄子》、《离骚》、《史记》、《杜甫诗》、《水浒传》和《西厢记》。后清康熙年间毛宗岗父子委托金圣叹之名将修订的三国命名为《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那时有“明代四大奇书”——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成恩的《西游记》和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的说法。
根据考证，“四大奇书”的说法应在明末清初就确立了。李渔曾在为醉田堂刊本《三国志演义》作序称：“冯梦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可见，至晚明冯梦龙已经有“四大奇书”的提法了。但无论怎样，“四大奇书”这一提法是“四大名著”的最初提法，这一点应该确定，只不过清代《红楼梦》的出现，其被公认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地位取代了《金瓶梅》，才形成了今天四大名著的说法。四大名著不是某个人定下来的，而是被广大读者所公认而在历史上形成的名称，四大名著对往后的文学发展有了很大的贡献。
四大名著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4个方面：《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是英雄侠义小说的典范，《西游记》是神话魔怪小说的典范，《红楼梦》是世情爱情小说的典范。四大名著其实代表了皇权、暴力权、神权和贵族权。
四大名著是中国乃至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文化遗产，在整个华人世界中有着深远的影响。研读中国四大名著，是浏览中国古典文学的智能之海，也是阅历中国传统人文、社会、伦理、历史、地理、民俗、心理、处事策略的知识之库，可以说它们就是封建社会的样板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