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炜
余地是相互的，留给别人的同时，也留给了自己。
清末重臣曾国藩是一个非常善于容人的人，他主张为人处世要“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待人接物时多为对方留出一点余地。对于年轻人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对于身处庙堂之上的曾国藩来说，趋炎附势之徒自然不会少，其中不乏热衷于宦途却又故作清高的所谓“大儒”。但是曾国藩依然将他们接纳下来倍加礼遇。
很多人对曾国藩的举动非常不解，其中便有一个叫李鸿裔的年轻人。他看不惯这些号称理学大师的腐儒们平时“坐议立谈，无人可及”，有事时却“临机应变，百无一能”。但是虽然他多次向曾国藩谏言，但曾国藩却依然故我，并不多加解释。
某一日，李鸿裔在曾国藩的文案上看到一位大儒写的一篇文章《不动心说》，文中为了标榜自己的清高，写了这么两句：“将吾置于二八佳人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日：不动；又使吾置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利禄之心否乎？日：不动。”李鸿裔为了讥讽这个言不由衷的大儒，信笔在文章的后面题到：“二八佳人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题罢扬长而去。
当晚曾国藩见到了这篇文章和李鸿裔的题字，命人立刻将李鸿裔召来训之：“虽然这些人多为欺世盗名之徒，言行不能坦白如一，但他们之所以还能够获得丰厚的待遇，凭借的正是这些虚名，可是你一定要揭露他们，使他们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么他们对你的仇恨，决不是言语之间就可以化解的，那么这不是自取祸端么？”李鸿裔闻之不禁汗颜，明白了曾国藩此举的意图，从此开始注重“内敛”。
人的脚踏踩的地方，不过几寸大小，可是在咫尺宽的山路上行走时，很容易跌落于山崖之下，从碗口粗细的独木桥上过河时，常常会坠人河中，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脚的旁边已经没有了余地的缘故，人若想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也是这个道理。
对于喜欢“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年轻人来说，谨慎言行，多为对方留下一些余地，对于为人处世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