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俱交珍、浏光琦等宦官的坚持下，顺宗册立了他们所支持的皇子李纯为太子，王叔文和皇帝之间的联系也被宦官们阴谋隔断。王叔文心知局势已经不可挽回，悲愤之余只能吟诵杜甫感怀明相诸葛亮的《蜀相》中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而后，因为二王的改革触动了地方节度使的利益，一些强悍的节度使如韦皋、裴均、严绶等三大藩帅相继上表，攻击王叔文等破坏纲纪，危害国政，同时逼迫顺宗让位于太子李纯，不久顺宗就被宦官所害。
事已至此，而王叔文还想求得宦官的支持。这无疑是王叔文陷入绝境又不甘失败的一次挣扎，可是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有效的支持，反而遭到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人的指责。第二天，王叔文就因为母丧而被迫辞官离任，最终被赐死。改革派与实权派的斗争，用矩阵图可作如下表示：
激进的休克疗法
二王集团起于民间，所以对百姓的疾苦、政治的腐败多有切身体会，也有改革弊政的愿望，他们提出的改革方向，也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他们因为出身低微，只能靠依附太子而迅速登上高位；又因为本身没有政治实力，讨论政事只能采取秘密形式；执政之后因为缺乏支持，自己又不懂得争取盟友，导致孤立无援；想削弱宦官和藩镇，却因为没有发动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只能用权谋手段，终于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导致他们失败的因素之中，不计成本的一味急进蛮干，引起中立者和支持者的反对，是他们迅速败亡的最重要原因。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只手擎天，修改误国误民的政治规则，最终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革新成为以小人伎俩做正义事业的闹剧。
盲动的不计成本
从常理上说，国家出现了危难情况，而且危难是由于旧有的一切，比如制度、思想、习俗不适应新时代所引起的，执政者就应该顺应历史潮流，进行变革，推行新的政策，扭转局势，但这只是常理而已。执政者自己所依靠的，恰恰是那些已经不适应历史潮流的一切，如果要变革，势必要削弱他们的统治，动摇他们的势力，所以，越是这个时候，变革就越困难。
在国家危难之际，执政者反对变革的时候，国运便岌岌可危。如果要在这个时候修改旧有的一切制度与秩序，就应该先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变革派的手中，这样才能保证新政策的顺利推行和国运的振兴。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不但变革难以成功，秩序无法改变，甚至会使变革者自身受到威胁，国家的前途命运也作为变革派和保守的执政派之间斗争的代价而被牺牲掉。
说到底，这就是维新与守旧双方在争夺政治控制权和权威话语权上的一种博弈。双方的态度肯定是不合作的，那么如何占尽先机，在夺取政治控制权之后推行自己制定的秩序，对维新派来说，是个关键的问题。可是，维新者往往注意不到这一点，而是在没有控制局势的时候就冲动地推行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在守旧派的反扑中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与治国方略一起葬送。
在摇篮中就被扼杀的清代戊戌变法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清朝从鸦片战争开始，就一步步沦为列强的盘中之餐。光绪皇帝即位时，这种国家的劫难更是愈演愈烈。光绪皇帝苦于寻不到强国之路，困惑不已，在他困惑的同时，列强们也在变本加厉地从中国获取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正当光绪帝苦苦探求报仇雪恨、振兴朝政的时候，一种新的力量正在神州大地上生成，这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势力。
康有为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时，就曾上书。可惜他的上书光绪皇帝并未见到。此后，在公车上书运动中康有为又撰写了奏章，一个多月后，光绪终于见到了这篇奏章。康有为认为，只要当机立断，速图自强，同样可以拯救国家。
这篇奏章吸引了皇帝，康有为精辟的论述是光绪帝闻所未闻的。“穷则变。变则通”的观点在皇帝的心灵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光绪看到了振兴朝政的前景。
1897年11月，德国侵占胶州湾。在此局面下，康有为再度来到北京，他在向光绪上书中警告说：“如果再不变法图强，恐怕大清国将土崩瓦解，你这个皇帝也当不成了。”这份措辞尖锐的上书，由于守旧朝臣的阻挠未能递到光绪帝的手里。康有为还试图发动台谏官员联合起来呼吁清廷变法，可惜响应者寥寥。
局面愈来愈严重，而守旧大臣却袖手旁观。康有为百般无奈下，准备启程南归，此时光绪的老师翁同稣前去挽留，并转达了光绪对他的殷切期望。为了挽救危局，促进变法高潮早日到来，康有为除了呼吁变法外，还组织了以“保国、保教、保种”为宗旨的保国会。由于有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维新派理直气壮的宣传鼓动，变法的声浪此起彼伏，震动京畿。
然而，守旧势力对改革非常敌视，对于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也极为切齿；而对于光绪帝同情支持维新派一事，更是感到十分痛心，于是，他们联合起来，纷纷向光绪帝进言，说祖宗成法千万不可变，光绪帝对此不予理睬。但是，有如此众多的大臣出来阻挠新政，却也使他深感变法前途的艰难。
1898年5月2日，军机大臣刚毅向光绪帝提出要惩治保国会及康有为。守旧派对保国会极为痛恨，荣禄曾公开扬言：“康有为创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未死，还不劳驾他保。他肆意乱为，非杀不可。”而御史潘庆澜则直接向皇上递折，严厉反对康有为立保国会的“劣迹”，而光绪帝的态度十分明确，将守旧派杀气腾腾的言论，通通都驳了回去，他甚至通过亲王奕勖向慈禧捎话说：“太后如果仍不给以主事的权力，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表白了他决心要把变法提上日程的志向。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向全国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这道诏书大体上体现了维新派的政治要求，宣布了要变更成法，博采西学，达到发愤为雄的目的。但是，其中也掺杂了一些折中，甚至是守旧派的观点。这种情况说明，变法在刚一开始就面临着严重阻力，没有慈禧的允诺，一切变革都无从谈起。
如何把握后台程序？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要先成为后台程序的控制者和拥有者，这是一个非合作博弈的过程，如果试图用信义、利益去达成合作博弈，结果就只能是一败涂地，道理很简单：独占性的后台程序作为一种资源，是不可能通过合作来让渡的。
国是诏书颁布后，光绪召见康有为。他决计按照康有为所设计的“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对传统的祖宗之法进行彻底的变革。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任何大规模的政治改革总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但是，一旦要改掉它，就会有人出来大唱反调。百日维新也是如此，例如，八股取士是一种禁锢士人头脑的腐朽制度，在中国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康有为及维新派多次上书痛陈八股危害，认为它禁锢士子的智力发展，要求尽快废除。
因此，光绪命令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废除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但谕旨颁布不久，北京就乱成一团。一些读书人怕因此失掉这个往上爬的阶梯，极为不满，有的人甚至怀揣利刃，准备要对康有为等人行刺，以发泄他们对新法的仇恨。浙江学政陈学菜公然上书朝廷，表示不赞同废除八股，声称一旦废除八股，势必酿成大祸，不利于皇权的稳固。
进入农历七月之后，光绪变法的步伐比以前有明显加快。他不顾守旧官僚的强烈反对，下令对旧有的官僚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各地的行政官员、冗员及闲员下令要在一个月之内裁汰净尽。这些严厉的措施在中央和地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守旧派官员群起出动，与新政为敌，他们造谣说：“皇帝吃了康有为的迷魂药。”有的直接上书，请光绪诛杀康有为、梁启超，以平息“民愤”，保全国体。光绪帝对此十分气愤，令谭嗣同驳斥这些言论，竭尽全力保全维新力量。
政治改革的深入与新旧两党的尖锐冲突同步进行，进入戊戌七月之后，光绪深知守护大臣与自己誓不两立，于是更加放手办事。他不理睬守护大臣的反对，而将谭嗣同、林旭等四人提拔为军机章京。而后，礼部右侍郎徐致靖上了一道《保荐袁世凯折》，说袁世凯智勇双全，是可以信赖的维新志士。光绪正因为自己手头没有可靠的武装力量作为推行新法的后盾，因此一见徐氏的奏折，当即召袁进京。他原以为袁世凯的这支新军赞同变法，守旧势力当会有所收敛。
刚刚进入农历八月，京师的气氛已变得十分紧张，新法能否继续推行成了京城里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不管是守旧官僚，还是维新志士，都注视着光绪与慈禧太后将会如何动作。
9月14日上午，光绪帝去颐和园，他考虑该如何说服太后，因为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早在康有为正月初三递上的奏折中，提出了设立制度局于宫中，提拔通才以议新政的重要建议，但遭到守旧势力的坚决抵制。因为这个机构一旦设立，有的军机处就会被架空。因此，长期以来围绕要不要提拔维新志士的问题，争论不休，不能形成决议。
光绪向慈禧提出了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可是这一试探触怒了慈禧，慈禧指责他要把祖宗的家业葬送于康有为之手。光绪担心守旧派会在近期内采取非常举动，于是在这次和慈禧的会谈之后，很快就在颐和园秘密召见袁世凯，让他专管练兵，做新法的后盾。
可是，9月18日，守旧派杨崇伊上书请慈禧立即训政，防止维新党人乱来。这天傍晚，谭嗣同按照康有为的授意，劝说袁世凯软禁慈禧、捕杀荣禄，结果被袁氏出卖。
9月19日，慈禧突然发动政变，把光绪幽禁，同时开始搜捕维新人士，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被捕后在菜市口被处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至此，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了。可以用矩阵图作出说明：
戊戌变法中两党的博弈
从上图可以看出，处于弱势的群体如果公然与强势群体对抗，只能一败涂地。戊戌变法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变法派在政治上的实力不如守旧派。变法派大多是书生，虽然也有少数地方官员和中央次等官员，但是和守旧派比起来，简直是云泥之别。守旧派既有手握政权的慈禧太后，又有军方大员荣禄，加上那些皇亲国戚，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绝对力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变法派。同时，变法实行的政策虽然符合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却大大损害了守旧派的利益。因为时势危急，不可能采取温和的政策，而且对守旧派温和，也无法真正进行变法。正是这些自始至终就存在的矛盾，让光绪皇帝在要救国还是要皇位的两难选择中选择了变法救国，却因为没有考虑到变法中的巨大阻力和敌我势力的力量对比，最终遗恨终生，使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一起陷入绝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