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兄踌躇良久，叹一口气，终于说：“其实钟叔一直都在关注着你。当初你踯躅街头卖画为生时，钟叔坐车从旁边经过，从不流泪的他，当着一车人竞痛哭失声。你以为凭你那三脚猫的功夫，就真的能赚到钱吗？你错了！是钟叔安排公司的员工到你那里去画像的，回来一律照单全收。你画了许多年，画技也不见提高，钟叔忧心如焚。后来你改学平面设计，找对了路子，钟叔的眉头才舒展一点。其实，你的装修公司刚开张时，开头几笔生意，也还是钟叔找了一些关系户，自己贴钱，指定他们找你干的。后来你完全打开了局面，不用钟叔的任何扶持，也可以干得很出色了，钟叔才真正放下心来。钟叔常讲：孩子不能惯，娇惯生祸患。你妈在时，对你娇宠太甚，钟叔为此和你妈没少生气。后来你荒废了学业，交了一群酒肉朋友，眼看就要毁了这一生，钟叔才狠心将你赶出去，让你尝尝世道的艰辛，早生悔改之意，好重新做人。其实这些，钟叔是不让给你讲的，今天算我多嘴。你怎么直到如今，还不理解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呢？”
钟成听完堂兄的话，“哇”的一声哭出来，扔掉手里的茶杯，赶紧筵医院奔去。
父亲让我明白：我能行
文/卡尔·克里斯托夫
这些年来，我悟出了父亲所给予我的最大快乐，那就是让我明白——我能行！
小时候，我认为父亲是世界上最吝啬、最小气的人。我敢肯定他根本不想让我拥有那辆梦寐以求的自行车。
在许多事情上，父亲和我的看法不一致。我们又怎么可能一致呢？我是个10岁的小流浪儿，最大的幸福就是想出办法来让自己少工作一些，好有时间去我家附近的黄石公园狂玩一阵。而父亲是个工作努力、任劳任怨的人。在我梦寐以求的自行车出现在马克·法克斯的商店之前，父亲和我已经在柴房里就我兜售报纸的方式理论过几次了。
我卖报赚的钱，一半交给母亲，用于添置衣服：四分之一存入银行，以备将来之用；只有剩下的四分之一才归我支配。所以，我只有多卖报，手里的钱才会多起来。于是，我不断努力提高我的销售份额。我的办法是：在推销时，竭力唤起别人的同情心。比如，夏季的一天，我在黄石操场高声喊着：“卖报，卖《蒙大拿标准报=》，有谁愿意从我这个苦命的长着斗鸡眼的孤儿手里买份报纸？！”恰巧那时，父亲从一个朋友的帐篷里出来，把我押回家。我们进了柴房，他把给我的报酬从四分之一削减到八分之一。
两星期后，我的收入又下降了。我的朋友杰姆进门时，我正和家人吃饭。他把一堆硬币放在桌上，并要我给他报酬，即5分镍币。我难为情地给了他。我用5分钱骗他替我卖报纸，这样，我就有空去养殖场看鱼玩。父亲立即看穿了我的“把戏”。
然后，在柴房里，父亲铁青着脸说：“儿子，你应该知道，杰姆是我老板的儿子。”我的收入缩减到十六分之一。
说来惭愧，没过多久，情况变得更糟了。因为父亲注意到我时不时地吃蛋卷冰激凌，而这应该是我缩减了的收入所不能承受的。
后来，他发现我收集别人丢弃的报纸，剪下标题，寄给出版商，作为报没卖出的证明。然后，出版商补偿了我。因为这个，父亲把我的收入削减到了三十二分之一。很快，我差不多是分文不进了。
身无分文并没让我很苦恼，直到有一天。当我在法克斯商店闲逛时，一辆红色的自行车闯入我的眼帘，就再也从我的眼前挥之不去了。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车。它激起我最奢侈的白日梦：我梦见自己骑着它越过山坡，绕过波光粼粼的湖泊、小溪。最后，疲惫而快乐的我，躺在长满野花的僻静的草地上，把自行车紧紧抱着，紧贴在胸口。
我走到正在修理汽车的父亲身边。
“要我做什么吗，爸爸？”
“不，儿子。谢谢。”
我站在那儿，看着地面，开始用靴尖刮地，把车道都快刮干净了。
“爸爸？”
“哦？”
“爸爸，今年你和妈妈不必送我圣诞节礼物了。今后20年也不用送了。”
“儿子，我知道你很喜欢那辆自行车。可是，咱们买不起啊！”
“我会把钱还你的，加倍还！。
“儿子，你在工作，你可以存钱买它啊！”
“可是爸爸，你总是要拿走一部分去买衣服o”
“杰克，关于那一点，我们早已谈妥了。你知道，我们都应该尽自己的力。来，坐下来，让我们想想办法。如果你一个月少看两场电影，少吃三个蛋卷冰激凌少吃两袋玉米花。如果你不去买弹子玩……噢，这个夏天，你就能存3美元了。”
“可爸爸，买自行车需要20美元。那样节省，我仍然差17美元。照那样的速度，还没买到车我就老了。”
父亲忍不住笑了：“儿子，我可不这样想。”“有什么好笑的。”我咕哝道。这么严肃的事，他居然会笑，我简直气坏了。我转过身，背对着他。突然，一个奇怪的念头在我脑海里一闪，也许我真的能做一些我以为不可能的事。
就把它当成是一次挑战吧！
被父亲的强硬路线所激怒，受那份对自行车的挚爱感情驱使，我开始不辞辛苦地工作、攒钱。我拼命地卖报，不看电影，不买玉米花、冰激凌。30分，65分，1美元，1美元50分……我一分一分地攒，努力不去想离20美元还有多遥远。然后，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乔飞先生——父亲的一个朋友——公园管理员叫我到他那儿去。
“杰克，”他说，“这段时间，我需要一个送信员，报酬是六星期13美元。你要这份工作吗？”
我要不要？简直是求之不得呢！父亲说，因为报酬高，我只需要交一半给家里就行。夏天结束时，我已攒了11美元。
但紧接着又到了萧条期，我回到学校，1角钱、5分钱甚至1分钱也挣不到。最后，圣诞节期间，我通过帮助运送松树、云杉给银行、商店以及那些不想自己砍树的人家，挣了2美元。
还差7美元。这时，我的一个朋友病了，要我替他工作，送<；企业报>；。我一星期挣1美元，清晨4点起床。叠报纸，在凛冽的寒风里走5英里。天气刚好转一些，我的朋友又同来工作。我有19美元了。
只差1美元了，我认为已经竭尽所能。所以，我走到父亲面前：“爸爸，求你给我1美元吧！”
但我很快意识到，求他就像求太阳从西方升起一样。父亲说：“你是在要求施舍，杰克。我的儿子是不会请求施舍的！。
我几乎想带着那19美元离家出走，或者，从树上跳下来。如果我摔断了腿，父亲怎么想呢？沮丧之极，我闲逛到法克斯的商店，想去看一眼我心爱的自行车。可我到那儿时，车却没在橱窗里。天哪，不要这样！我想。
它已经被卖出去了。我冲进店里，看见法克斯正推着我的车往后面的储藏室走。“法克斯先生。”我哭叫道，“这自行车，你没有卖它，对吧？”
“没有，杰克，没有卖。它放在橱窗里已经很久了，没人买它。我只是想把它放在墙边，把价格降为18美元。”
那时，航空火箭还没发明出来，而我却像火箭一样，一下子射到了法克斯先生的臂弯里。我骨瘦如柴的手臂和腿紧紧地缠绕着他，热烈地拥抱着他。差点让这位老先生窒息了。
“别让任何别的人买这车，我要买。等我一会儿！”
“别担心，”法克斯先生喘着气。微笑着说，“它是你的。”
我跑上街道，离家还有一排房屋时，就开始喊叫：“妈妈，把钱拿出来，把19美元拿出来！”我一路小跑，又叫了一声：“快一点，妈妈！把钱拿出来！”我飞也似的回到商店。把钱放在柜台上。“我还多出1美元来。那个行李架，还有那个篮子多少钱，法克斯先生？”
“杰克，你可以用1美元买它们两样。”
几分钟后，我出了商店。
我骑着车，向我看见的每一个人挥手，叫嚷：“喂！快看我的新车！”
“我自己买的！”
到了家，我跑进院子里，差点撞倒了父亲。
“爸爸，看我的新车！它是最棒的！它跑起来像风一样快。噢，谢谢你！爸爸，谢谢！”
“不用谢我，儿子。你不必感谢我，我什么也没做。”
“可是我是那么幸福、快乐！”
“你感觉幸福是因为你应该得到这种幸福。”
喜悦之中，我的眼前模糊了。但在一瞬间，我认真地看了一眼父亲，我看出他也很快乐，甚至有些为我骄傲。我看到了他眼中的爱意，那种对儿子长大成人的爱。
这么多年来，那满是爱意的目光一直留在我心中。这些年来，我悟出了父亲所给予我的最大快乐，那就是让我明白——我能行！
我是最幸福的那片云
文/舒婷
我身上那么一点江湖义气，可以说是父亲的遗传。
我出生那天并无祥云瑞雾，女未大就已不中留，与受冷落的母亲被接到外公家休息。父亲终于畅所欲言，抱我在故宫路的深宅大院示威游行，口中念念有词：“女神，我的女神！”
老哥是香火，小妹是尾仔，惟我掐头去尾，据说居中的孩儿讨人嫌，父亲却最宠我。
带我上街，大马路不走，非在沟沿蹦蹦跳跳；进植物园，大门不入，非要爬墙翻栏杆；别人的女儿乖乖树下捡落果，我却骑着一颤一颤的枝丫攀龙眼；去海边玩沙子，略一分神，我便溜走，在礁石上滑一跤，小臂被锋利的牡蛎壳划开半尺长的血口子。父亲用他的大手帕扎紧，吓出一头汗水。
那一年父亲作为右派补遗，胸戴大红花，空着双手，在爆竹声中被匆匆塞上大卡车，说是劳动改造八个月，一去就是八年。
八年的时间，父亲从西装笔挺的银行家谪贬为忍气吞声的囚徒，赤膊在三明露天煤矿挖煤，熬过铁丝网、岗哨、臭虫、“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挣扎生存下来。而我从一个惹祸不断的小淘气包长成桀骜不驯的少年。
考中学之前，我在家附近的巷口，遇见一个皮肤黧黑、皱纹像刀刻的男人，他把一手帕的鸡蛋使劲往我怀里塞，说：“功课紧张，补补身体。”我推开他，逃回家，气急败坏禀告外婆。外婆叹气，“那是你爸爸，可怜你都不记得他了。”
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头发三七分，梳得油光水滑，雪白西装，白皮鞋，风度翩翩的呀。怎么会这样？衣服破旧也罢，头发枯槁也罢，偏偏内八字脚，还穿一双搽了白粉的力士鞋，白得刺眼而俗气，仿佛对往日好时光的谄媚和贿赂。
外婆家的洋楼处于厦门九条巷的八卦中心，我变换路线神出鬼没躲避我的亲生父亲，劳心劳力，竟然还能考上厦门一中。我永远不会忘记哥哥一手牵着我一手拉着妹妹，走向凤凰树夹阴的中山公园，远远先看见那双簌簌掉粉的白力士鞋，路标一样的显眼，父亲在公园门口望眼欲穿。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父亲惟一允许自己的奢侈，平时干苦力时，他趿拉着一双破军鞋。
父亲被改造掉的不仅有白西装、发蜡，还有家庭和公职。他期满回家之前，母亲经不起领导和社会压力，已和父亲协议离婚。带哥哥一起住在鼓浪屿祖母家的父亲，幸运地碰上个颇通情达理的居委会，还很快介绍了一份重体力劳动给他。一年后满街都是戴高帽的牛鬼蛇神，有政治污点的父亲每天如履薄冰，却侥幸逃过此劫。
渴望合家破镜重圆，忍受心中痛苦的父亲，拉起载货板车。从火车站到渡口约五公里，拉一趟挣八毛钱，每天两趟，四个来回，可以得一块六，不算少。上午和下午点心都是豆浆四分加馒头三分，渡轮一毛钱，午餐半斤米饭两毛菜，这已去掉五毛二，还要扣去刮风下雨的损失。最重要的是不能生病。点心和午饭都是最低限度的体力补充，须知他每天拉数百斤重物，步行20公里，又有多年胃病史。现在父亲的算盘拨来拨去虽然只有两位数，要在小数点后面节省零头，仍须发挥聪明才智。偶尔空车返回时，有人搬家求载个家具什么的，就有非法的额外收入。三五毛钱罢，虽然最多只有两块钱，已是天上掉下肉包子，父亲便大大破费买半斤红糖饼干，泡一杯茶末，怡然自得地给自己压惊。
一分钱磨盘大的父亲，在火车站看到一位中年教师，拎件半新的绒衣向路人求抵押九块钱，说丢了火车票，急于回老家探母病。父亲拍出十块钱，用清秀的隶书写下自己的姓名地址，说：“钱借你，方便时还我，这也是血汗钱。穿上衣服吧，天冷。”那人不久即把钱邮来，同时还有一包裹，是上品红菰和笋干。
我身上那么一点江湖义气，可以说是父亲的遗传。
父亲经常载货的木材公司看中父亲一手好算盘，请他当仓管员，正式评了个二级工。重操财政旧业的父亲虽不必再马拉松竞走，但要清点原木和各种型号的模板，劳动仍然繁重。他说服我们姊妹俩暑假里到他工作的露天堆场去帮忙，拾捡遍地的碎木块。不一会儿，我们的手指扎了刺，头发上脸蛋上沾满汗水和锯木屑。我因为捉一只绿色大蚂蚱，袖子扯裂了，飘飘扬扬，翅膀一样。父亲脸上一直喜气洋洋。他犒赏我们六分钱一碗花生浆和八分钱的大肉包。父亲那样骄傲地介绍我们给他的工友；兴致勃勃带我们参观肮脏不堪的综合办公室，在他的糙木写字台上有我们的全家福。父亲看我们狼吞虎咽时不觉咂着嘴，是那样的满足。
我似乎没有从父亲的精心策划中得到什么社会实践教育，但很可能从这一天起，我们完全认同了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