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先把协定锁在你的保险柜里。但我应当叮嘱你：你可以下班后自己一人呆在办公室里，以便从容不迫地抄写副本，而不用担心被别人偷看。抄好后把原件和抄本锁到保险柜里，明天一早你亲自将原件的抄件一起交给我。”
“我拿上这份文件，就……“对不起，请稍等，”福尔摩斯说道，“谈话时只有你们两人在场吗？”
“不错。”
“在一个大房间里？”
“有三十平方英尺。”
“是在房中间谈话吗？”
“对，差不多在正中。”
“说话声音高不高？”
“我舅父说话的声音向来很低，而我几乎没说话。”
“谢谢你，”福尔摩斯闭上双眼，说道，“请继续吧。”
“我完全照他的吩咐，等其他几名职员离开再动手。只有一个叫做查尔斯·戈罗特的还有一点公事没有办完，于是我就先出去吃晚餐，让他一人留在办公室里。我回来时，他已经走了。我急于把这份抄件赶出来，因为约瑟夫——刚才你们见过的哈里森先生——正在城里，要乘十一点钟的火车到沃金去，我也想尽可能赶上这趟火车。
“我一看这份协定，立即发觉它的确极端重要，舅父的话一点都不夸张。
不必细看，我就知道它规定了大不列颠王国对三国同盟的立场，同时也预示了一旦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对意大利海军占绝对优势时，英国要采取的对策。
协定涉及的纯属海军方面的问题，协定最后由协商双方的高级官员签署。我草草看过之后，就专心致志地开始抄写起来。
“文件很长，是用法文写成的，包括二十六项条文。我尽可能快地抄写，但是九点钟了才抄了九条，看来，我想赶十一点钟的火车是没有希望了。由于整日劳累，加上晚餐没有吃好，我感到头脑呆钝，昏昏欲睡，想喝杯咖啡提提神。楼下有一个小门房，整夜都有一个看门人守在那里，按惯例他会给每一个加夜班的职员用酒精灯烧咖啡，于是我就按铃召唤他。
“让我吃惊的是，应声而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面容粗俗的老婆子，腰里系着一条围裙。她说她是看门人的妻子，在这里做杂役，我就叫她去煮咖啡。
“我又抄了两条，越来越觉得要昏昏欲睡，于是站起身来，在屋内来回踱走，活动活动双腿。咖啡仍没有送来，我想看看为什么咖啡迟迟没有送上来，便打开门，顺着走廊走过去看。从我抄写文件的房间出来是一条笔直的走廊，光线昏暗，是我办公室的唯一出口。走廊尽头有一条转弯的楼梯，门房就在楼梯下面的过道旁。楼梯的中间有一个小平台，右角上还有一条走廊经另一条小楼梯通到这个平台。这第二条走廊尽头有一段楼梯通向旁门，专供仆役使用，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走进本楼的捷径，这就是那个地方的示意图。”
“谢谢你，我想我完全听清楚你所说的事了，”歇洛克·福尔摩斯说。
“请注意，现在是最重要的地方了。我走下楼梯，来到大厅，发现看门人正在门房里酣睡，咖啡壶在酒精灯上煮得滚滚沸腾，咖啡溢到了地板上，我拿下壶，灭掉酒精灯，伸手正要去摇醒酣睡的看门人，突然间他头顶上铃声大作，他一下惊醒了过来。
“费尔普斯先生！”他困惑不解地望着我说。
“我来看看咖啡煮好了没有。”
“我正在煮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先生，”他看看我，又抬头看看仍在颤动着的电铃，脸上显得更加吃惊了。
“既然你在办公室，先生，那是谁在按铃呢？”他问。
“按铃！”我叫道，“按什么铃？”
“这是在你办公室按的电铃。”
“我的心顿时好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揪住了，有人在我的办公室，那份千金难买的协定就放在桌上。我发疯似地冲上楼梯奔向走廊，走廊里没人，福尔摩斯先生，屋内也没有人。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只是那份文件原本，被人从桌上拿走了，只剩下抄本。”
福尔摩斯端坐在椅子上，搓着双手，显然这件案子引起了他的兴趣。“请问，当时你是怎么做的呢？”他低声问道。
“我立刻想到盗贼一定是从旁门上楼的。他如果从正门上楼，我一定会碰上他。”
“你认为，他会不会一直藏在室内，或是藏在走廊里呢？你不是说走廊的灯光很暗吗？”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无论是室内，还是走廊，就是一只老鼠也藏不住，那里根本就没有藏身之处。”
“谢谢，请继续说下去。”
“看门人见我惊慌失措，知道一定出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就跟着我上楼来。我们两人顺着走廊奔向通往查尔斯街的陡峭的楼梯，楼底下的旁门关看，并没有锁上。我们推开门，冲了出去。我清楚地记得下楼时邻近教堂的钟敲了三下，当时正是九点三刻。
“这一点非常重要。”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把这记在了他的衬衫袖口上。
“这天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天下着毛毛雨，查尔斯街空荡荡的，但是，街尽头的白厅路上却像往日一样，车辆行人络绎不绝。我们连帽子也没戴，就沿着人行道跑过去，在远处拐角的地方，看见一个警察。
“出了盗窃案，”我气喘吁吁地说道，“有人从外交部偷走了一份极重要的文件。有人从这条路过去吗？”
“我在这里站了一刻钟，先生，”警察说，“这段时间内只有一个人经过，是一个高个子老太婆，披着一条佩兹利披巾。”
“啊，是我老婆，”看门人高声喊道，“没有其他人过去吗？”
“再也没有了。”
“这么说，这个小偷一定从另一头的拐角逃走了，”这个家伙扯着我的袖子喊道。
“但是我并不相信，他企图把我引开，反而引得我更加怀疑了。
“那个女人是往哪边走的？”
“我没注意，先生，我只注意到她走过去，当然我没理由去注视她，她似乎很匆忙。”
“多长时间了？”
“啊，没有几分钟。”
“不到五分钟吗？”
“对，不过五分钟。”
“你在浪费时间，先生，现在每分钟都很要紧，”看门人高声喊道，“请相信，这事与我的老婆绝不相干，快到这条街的另一头去看看吧。好，你不去我走。”说着，他就向左方跑去了。“可是我一下子追了上去，扯住了他的衣袖。
“你住在哪里？”我问道。
“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他回答说，“但是你不要让自己被假线索迷住，费尔普斯先生。我们马上到这条街的另一头去，看能不能打听到什么。”
“我想，照他说的做也没有什么坏处，我们就和警察一起急忙赶过去，只见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大家都想在这阴雨之夜早点赶回家，没有一个闲人能告诉我们刚才有谁走过去了。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外交部，把楼梯和走廊搜查了遍，但毫无结果。通往办公室的走廊上铺着米色的漆布，上面只要有脚印就很容易发现。我们检查得非常仔细，但是没有任何脚印的痕迹。”
“那天晚上一直在下雨吗？”
“大约从七点钟开始下的雨。”
“那么，那个女人应该是在九点钟左右进到室内，脚上的靴子带着泥靴子，怎么会没有留下脚印呢？”
“很高兴你提出这个疑问。当时我也想到了。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就是在门房脱掉靴子，换上布拖鞋。”
“明白了。那么说，虽然当天晚上下着雨，却没有发现脚印，对吗？这一连串事件的确非常有趣。这之后你们又做了什么呢？”
“我们又把房间检查了一遍。这间房不可能有暗门，窗户离地面足有三十英尺。两扇窗户都从里面插上了插销。地板上铺了地毯，不可能有地道门，天花板是普通白灰粉刷的。我敢以性命担保，无论谁偷了我的文件，他只可能从房门进来。”
“壁炉的情况怎么样呢？”
“室内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电铃线正吊在我写字台右边的电线上。
不论谁要按铃，都必须到我写字台右首去按。但是为什么罪犯要去按铃呢？
这是最难解释的疑点。”
“这件事的确非同寻常。你们下一步做了什么呢？我想，你们检查了房间，想看看那位不速之客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像烟蒂、手套、发夹或其它什么小东西之类的，是吗？”
“没有发现这一类东西。”
“没有闻到什么气味吗？”
“哦，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
“哎，调查这样的案件，即使是一点点烟草气味对我们也是很有价值的。”
“我一向不吸烟，我想，屋里只要有一点烟味，我就能闻到的，但是室内一点烟味也没有。唯一确凿的事实就是看门人的妻子，那个叫坦盖太太的女人，是从那地方匆匆忙忙走出来的，看门人对这件事实也解释不了，他只是说他妻子平常都是在这个时间回家。警察和我一致认为，如果文件确实在那个女人手里，那我们最好趁她还没有把文件脱手，就把她抓住。
“这时苏格兰场已接到警报，侦探福布斯先生马上赶到了，劲冲冲地接过了这件案子。我们租了一辆马车，不到半小时就赶到了看门人告诉我们的地址。一个年轻姑娘开了门，她是坦盖太太的长女。她母亲还没回家，她把我们让进前厅等候。
“十分钟以后，有人敲门。当时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对此我只能怪自己了。错就错在我们没有亲自去开门，而是让那个姑娘去开的。我们听见她说，“妈妈，来了两位客人，正等着见你。”然后我们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经过过道。福布斯猛地推开门，我们俩先后跑进了后屋也就是厨房，但是那个女人抢先走了进去。她带着敌意望着我们，后来，突然认出了我，脸上显得非常诧异。
“怎么，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吗！”她大声说。
“喂，喂，你把我们当作谁了？为什么躲开我们？”我的同伴问道。
“我还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呢，”她说，“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纠葛。”
“这理由很勉强，”福布斯答道，“我们有根据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然后跑回这里处理它，你得跟我们一起到苏格兰场去接受搜查。”
“她提出抗议，还进行抵抗，当然是徒劳的。我们叫来了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都坐着这辆马车回去了。临走以前，我们还检查了厨房，尤其是炉火，看看是否她在一个人先赶到这里的时候把文件扔进了火里。但是，没有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我们一到苏格兰场，马上把她交给了女搜查员。我极度焦急，好不容易才等到女检查员送来了报告，但是报告说不见文件的踪影。
“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我的处境可怕到了极点，直到那个时候，我都是只顾行动，根本没有好好动动脑筋思考。我一直深信能够很快找到那份文件，因此根本没敢去想如果找不到，后果会怎么样。但是，现在既然已经山穷水尽，我才有空来考虑自己的处境。实在太可怕了。华生可能已经告诉你了，我在中学时，是一个胆怯而敏感的孩子。我生性如此。我想到我的舅父和他内阁里的同僚，想到我给他带来的耻辱，给我自己和亲友带来的耻辱，我个人作为这桩离奇的意外事件的牺牲品，根本算不得什么了。更重要的是，外交关系事关重大，绝不能发生任何意外。我算毁了，毫无希望地可耻地毁了。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做了些什么。我想一定是当众大闹了一场。我只隐隐约约地记得当时有一些同事围着我，竭力安慰我。一个同事用马车把我送到滑铁卢火车站，送上了沃金的火车。我相信，当时如果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不是也乘这一趟火车的话，那么，那位同事会把我一直送到家的。这位医生把我照顾得十分周到，也确实多亏他这样照顾，因为我在车站就昏厥过一次，我还没到家，便几乎成了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
“不难想象，当医生按铃把我的家人从梦中惊醒，他们出来看到我这副样子时的情景。可怜的安妮和我母亲几乎心都碎了。费里尔医生在车站上听侦探讲过事情的由来，于是他便把事情经过跟我的家人讲了一遍，谁都只能干瞪眼。他们很清楚，我的病不可能很快治好，所以约瑟夫不得不匆匆忙忙地搬出了这间心爱的卧室，把它改成了我的病房。福尔摩斯先生，我在这里面已经躺了九个多礼拜，人事不省，神经极度混乱，如果不是哈里森小姐在这里照顾，还有医生的关心，我现在还不能和你们讲话。安妮小姐白天照看我，又雇了一位护士晚上守护我，因为在我神经病发作时，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只是到了最近三天，我的头脑才逐渐清醒过来，我的记忆力才完全恢复过来。有时我真是希望它不恢复就好。我清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负责此案的福布斯先生发了一封电报。他来到这里，向我说明，虽然想尽了一切办法，仍没找到任何线索。他们运用各种手段检查了看门人和他的妻子，也未能把事情弄清楚。于是警方又把怀疑对象转向了年轻的戈罗特，大家一定还记得，戈罗特就是那天晚上下班以后在办公室里逗留过很长时间的那个人。事实上，他只有两点可疑：一是他走得晚，二是他的法国姓名。但是，事实上，他走了以后，我才开始抄那份协定；他的祖先是胡格诺派教徒血统，但是他在习惯和感情上，像你我一样，是英国人。无论怎么说，也找不出什么真凭实据把他牵连进去。于是这件案子就此搁了下来。福尔摩斯先生，我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如果连你都没有办法，那么我的荣誉和地位就永远地断送了。”
由于谈话时间太久，病人感到十分疲乏，便斜靠在垫子上，护士给他倒了一杯兴奋剂。福尔摩斯头向后仰，双目微闭，坐在那里沉默不语，在陌生的人看来，那副姿势似乎是无精打彩的样子，但是我知道这表示他正在紧张地思考。
“你讲得很清楚了，”他终于说话了，“我想问的问题差不多了。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要弄清楚。你告诉过什么人你要执行这一项特殊任务吗？”
“谁也没告诉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