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学生，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孩子，她会给他出这样一个大难题。他大惊失色，张口结舌，支吾着乱摇头。可是这十六岁的姑娘，脸上有一种让他害怕的表情，豁出去的烈士的表情，还有着，黑洞似的绝望。他心里不禁一动，拿谎言搪塞这孩子是残忍的啊，他想，于是，他回答：
“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有好几年了。”
“那，最后得到她的消息，她在哪里？”
“汉口。”
汉口，她想，咽了一下口水。并不算远，不在天边，也不在海角。她的神情，让父亲的学生，深感不安。父亲的学生说：
“不过她现在肯定不在汉口了。席方平，哦，他最后一封信上说，他们—”他停顿了一下，“他们就要出国了。”
出国！凌香闭了下眼睛，浑身冰冷，就像，周身的血脉，都被冰封住了，凝结成了剔透的树挂。她攥着的拳头，也冻成了冰坨，两条腿，则成了冰柱。父亲的学生，以为她会掉泪，会哭，可是没有。慢慢慢慢她缓过来，活过来，有了血色和人气，她说：
“谢谢你。”
父亲的学生，暗自松出一口长气，以为这事，就算是过去了。不想，几天后，她忽然找上了家门。她单刀直入，劈头就问：
“你有没有，张君的地址？”
他又是一惊，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得知了“张君”这至关重要的名字？不等他措词，她穷追不舍地又是一句：
“张君是在汉口吧？当年，他们去汉口，就是投奔张君，是不是？”
他一步步地，被逼进了死角，没了退路。她虎视眈眈，横在前面，就仿佛，猎人和猎物，狭路相逢。他摇摇头，对她说：
“你让我想想。”
三天后，父亲的学生，给了她需要的东西：张君的地址。他想了三天三夜，才做出这样一个痛苦的决定，妥协的决定。父亲的学生这样想，假如，不给她指一条明路，谁知道这孩子一个人还要怎样瞎闯瞎撞？这孩子，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是那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是那种，明知是火坑也要跳的人。他很透彻地看清了这点，也看清了，那潜在的更大的危险。还有，还有，那就是，这孩子她太叫人不忍：她盲人骑瞎马似的奋不顾身，她从小小年纪起一天一天积攒起的思念与痛苦，让他不忍。他对这孩子说：
“你要记住，是你，让我做了背叛先生的事。”
一个月后，这孩子她上路了。得到张君回信的第二天，她就刻不容缓地出发。她给父亲的学生，留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大恩大德，此生不忘。其时，距离考试和寒假，只有一个月了。可这孩子一天都不能再等，她等了八年，等了三千天，耗尽了她的耐心，谁知道，这一月内，这三十个白昼和黑夜，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这孩子她从小就是一个最没有安全感的人，她不信任—时间。
现在，她的目的地是确凿的：四川、重庆、青木关，剩下的就一片茫然了。她怀揣着可怜的一点盘缠，一点干粮，踏上了一辆长途汽车。她只知道那车是朝南，开往石泉的。朝南，总归不会错，四川不就在陕西的南边吗？那车，拥挤不堪，走走停停，公路十分糟糕，又被日本人的炸弹，炸出了许许多多的弹坑，她坐在后座，无数次，她整个人，被抛起来，头碰到了车皮，浑身的骨头，颠散了架。可是这一晚，他们的车，并没有预期抵达石泉，而是只停在了宁陕。一车旅客，下来打尖，人家都去了羊肉泡馍馆，她没有，只在一家茶摊上，要了一大碗白开水，泡自家带的馍吃。
生平第一次，她一个人，独自坐在夜行的汽车上。四周黑如深渊，只车灯的光束，移动着，像黑夜划开的伤口。车厢里，起着鼾声，可她睡不着。她没有丝毫睡意。她大睁着眼睛，望着漆黑的陌生的窗外。她心里一阵一阵地恐惧，害怕，不知道这么走下去，能不能真的到达她要去的地方。重庆，青木关，在这无边的深渊似的黑暗里，这名字给人无限虚幻和缥缈的感觉，极端不真实，仿佛那是，天国的某个地方，天国的车站。她听到某种清脆的琳琅的响声，一阵又一阵，原来，那是她自己牙齿在打战。
汽车在黎明时分抵达石泉。小镇还昏睡着，空气清新而凛冽，那是田野、牛粪，还有河流的气味，人间的气味。小小一条镇街，由于这笨拙的汽车与一车人的到达，竟有了一点喧腾。勇气就是在这时又回到了凌香身上，她看着太阳一点点升起来，她想，条条大路通罗马，何况一个青木关？
再往前，朝西，应该就是汉中了。可据说公路被炸毁了，不再通汽车。凌香就是在这里等车子时遇到了几个东北流亡学生，那几个学生，也是要去重庆的。凌香从此就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先是乘马车，后来又乘驴车，再后来，步行，一段段、一里里、一步步地，接近着巴山蜀水。总算，汉中到了，很庆幸地，他们在汉中，搭上了开往广元的大卡车，广元，那里已经是四川的地面了。在广元，他们乘上了船。
船，在嘉陵江上航行，顺流而下。是一条大木船，八个船夫扳桨，一个老大掌舵，还有个烧饭的船娘。船客除了他们这几个流亡学生，就只有两个商人，一个教书先生。船本是载货的，载人，算是捎带。这一路行来，他们风餐露宿，可说是吃尽了苦头，一天吃不上一餐饭的时候也是有的，在破庙里、在人家的牛圈里、在山洞中过夜更是家常便饭。如今，这船，在他们眼中，竟有了诺亚方舟的意味，救世的意味。竹篷子船舱，虽然矮，可是安全，就像窑洞的穹顶；两边长长的木板铺，平平坦坦，是世上最舒坦的炕；船娘烧出的糙米饭、辣子笋干，是人间最美的美味。甲板上，扳桨的船夫，哟—嗬，哟—嗬，齐声喊着的号子，那也是，和平世界的声音。凌香舒展身板躺在舱里，在这和平的、又痛苦又欢乐的号子声里，睡熟了。
醒来时，舱里很静，很暗，所有的声音，似乎，都在极远的远处。有一会儿她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很茫然，船身摇荡着，就像，一个巨大的摇篮，一个久违的摇篮。摇它的那双手啊！她觉得一阵迷糊，像做梦。就在这时她听到了舱外的人声，真切的人声，原来流亡学生们都在甲板上呢，大家都在甲板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个男声颤巍巍地唱起来。“江”这个字，让她想起了自己身在何方：平生第一次，她来在了一条大江上，哟—嗬，哟—嗬的号子，那是川江上的号子，那是蜀天蜀地的声音！她静静地听，听，热泪涌出了眼睛，哭了。
傍晚，船泊剑阁，船老大望着天边的晚霞，说：“好天气啊，顺风顺水！”
真的是顺风顺水。三天后，船就抵达了合川。刚好，一队敌人的飞机，从江面上飞过，是要去轰炸重庆的，顺便，朝江心投下几枚炸弹。江面开了花，有一枚，炸中了他们的船尾。船被巨浪掀翻了，一船人，八个船工、船老大和船娘、商人、教书先生，还有历尽艰辛就要抵达目的地的流亡学生，全部，葬身江底。
只救上来一个人，凌香。
合川过去，是北碚，北碚过去，就是重庆，在重庆与北碚之间，有一个小镇，叫青木关。青木关有一片竹林，在临近江边的坡上，竹林外有几间草屋，草屋里住着一户最普通的逃难的人家，男人教书，女人也教书。
这一天，黄昏时分，女先生在灶火旁，正料理着晚饭。从旁边屋子里，不停地传来男先生阵阵咳嗽的声音，“空空”地，是害着肺病的人的咳嗽。一群孩子，在竹林外一小片空场地上，抽着木陀螺。冬天的太阳，早早地，沉进江里去了，江水变成了一条奔腾的血河。有人从江那边走来了，跛着腿，衣衫褴褛，沿着石头台阶，一级级地，朝坡上爬，慢慢地，露出了黑黑的头顶、脸、半个身子、腿和脚，来在了空场上，竹林外空场上。那一群玩耍的孩子，瞪大了眼睛，瞧着这不速之客。客人问了孩子们一句什么，只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转身，朝屋里跑，嘴里喊着：
“妈，妈！有个要饭的找你！”
女先生闻声出来了，从茅屋里，钻出来，蓬着头，青菜叶沾在手上，一身的柴烟味。起初她没有认出来人，说：“谁呀？”突然间她的嘴张大了，人就像钉在了地上，她的脸和手，一下子，变得雪白，浑身的血，仿佛，被什么东西，刹那间吸光了，她站在那里，就像一个，苍白透明的惊叹号！只见来人，一步步地，跛着，朝她走来，走在和她近在咫尺的对面，来人说：
“你说过，永远也不会丢下我，八年来我没有一天忘记过这话—我来，是要告诉你一句话：你—不值得我这么、这么样牵挂！”
说完，她掉头而去。
“凌香！宝—”女先生，梅巧，大喊一声，倒在地上。
七、传奇的结局
入冬以来，席方平就一直咳嗽不止。梅巧想为他生一个火盆，却没有钱买木炭—木炭的价钱比黄金还要贵！梅巧就把厚厚的草纸烤热了，一层层，给他敷在脊背上，又把橘子在火上烤熟了，上面滴一滴麻油，让他每天空腹吃下去。她还用梨煮水，用白萝卜熬粥，总之，她把她知道的那些民间偏方验方，一一都试过了，可是那咳嗽的趋势仍旧是愈演愈烈。
夜晚，他咳嗽得最剧烈的时候，她就把他抱在怀里，就像抱一个孩子。
“好一点不？”她总是这样问。
“好多了。”他总是这样回答。
他在她温暖的怀里，那让他更加软弱。他们常常相拥着到天亮。有时，他会说：“要是能睡在一盘暖炕上，该多舒服啊。”她就把他抱得更紧一些，说：“是啊，南方哪儿都好，就这一样不好。”她知道，他心里想说的，其实不是这些话，他也知道，她知道。
他们都躲避着一个字眼，一个事实，那就是，结核，或者说，肺痨。可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们遭遇了它，遭遇了这瘟神。他们彼此在对方面前掩藏着内心巨大的恐惧。失眠的夜晚，他们躺在南方阴冷潮湿的草房里谈论的，永远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关于北方的小事，比如，小米粥；比如，冬天的烘柿子；比如，一碗热腾腾的“头脑”，那是家乡冬季早晨最美的美食。他“空空”的剧烈的咳嗽像电流一样一波一波传导到她身上，让她害怕得发抖。她只有把他抱得更紧，她想，一遍一遍地想，上帝，这是我的，我唯一的，你不能把他夺去……
有一夜他突然讲起了他亡母的一件小事。他说，他们家乡河东有一个习俗，婚后的女人，要送丈夫一件信物，一件绣品，类似荷包的一只小口袋，可却并不是普通的荷包，不装钱，不装烟，而是—牙袋！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人老了，掉牙了，满口的牙，一颗一颗地脱落，那口袋，就是装这落牙的。一颗一颗的落牙，装进这小荷包里，到最后的时刻，是要携带在身上，一颗也不能少，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这样的荷包，牙袋，女人要绣两只，绣一对，一只给丈夫，一只给自己，那意思就是，白头偕老，那是对“白头偕老”的郑重承诺。
“我娘身上，就贴身系着一只这牙荷包，牙袋，红绸子底，绣着鸳鸯。另一只，让我爹带走了，只不过，我爹的那只荷包，里面是空的—他没活到掉牙的年纪，就撇下我们撒手去了，他辜负了那只牙袋……”
他搂着梅巧，他的女人，这么说。她浆果一样成熟的、温暖的、经血旺盛的身体，让他无限依恋和难舍。多么好的身子啊！他把脸紧紧贴在她的脸上，突然地，哭了。
一周后，他的枕边，多了一样东西，一件绣品，小小的，红布做底，勾着牙边，上面绣了两只五彩的鸳鸯：最俗、最艳的图案，可却绣得，风生水起，惊心动魄，针针见血。另一只，同样的两只让人惊心的鸳鸯，攥在梅巧的手里，梅巧俯下身来，黑森森的眼睛，对了他的脸，一字一顿地，说道：
“席方平，你听好了，你，是不能辜负这只牙荷包的啊！”
梅巧说完这话，眼泪就滚了出来。
这就是他们的故事，以传奇开始，却没有一个传奇的结局。两个心高万丈生死相随的有为青年最终落在了生活艰辛的窘境之中。不是所有的浪漫出逃，最终，都会在巴黎的塞纳河边、伦敦的老街区或是上野的樱花树下，戏剧性地落脚。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这世上，又多了一对贫贱夫妻而已。
其实，在凌香看到梅巧的最初一刹那，她就原谅她了。看到她从茅屋里，烟熏火燎地钻出来，蓬着头发，穿打补丁的衣服，手上沾着菜叶的那一刹那，她就原谅她了。或者说，更早，在她乘坐的木船被炸沉，整整一船人，葬身水底，那和她一路行来已情同手足的流亡学生们，那和她一样年轻一样茁壮健康的生命瞬间灰飞烟灭的那一时刻，她就原谅她了。可她还是说了那句话，那句话，梗在喉头，坠在心头，是必须要说的。说完了，她才能重新成为一个善良温情柔软的孩子，一个悲天悯人的孩子。
八、饥荒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
这一年，是一个饥荒年，大饥荒。不仅是乡村，城里人也在挨饿。所有的城市，也许，除了北京和上海，都陷落在了饥馑之中。在凌香的城市，许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皮肤肿得明晃晃，头脸都显得很大，像橡皮人。有许多年轻的女人闭了经。这些浮肿患者，有时，凭医院的证明，可以去购买一些“营养品”，比如，用麦麸和糠做的饼干。
人们都在为吃忙碌着，动着各种各样的脑筋，城郊的野菜，早就让人挖光了，豆腐渣，还有，喂牲口的豆饼，成了人们四处寻觅最抢手最热门的食物。发明了一种饮品，叫小球藻，是一种藻类的东西，养在大池子里，绿莹莹的，据说营养价值很高，幼儿园和小学校的孩子们，排着队，去领一茶缸小球藻喝。当然，供应浮肿患者的糠饼干，也是发明之一。
这一年，凌香37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两个孩子，一个十二，一个十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正是，怎么吃也吃不饱的时候。配给供应的粮食，自然不够他们吃的，逢年过节凭证购买的肉、蛋，不够他们填牙缝的。这就需要大量购买高价的粮食和高价的食品。好在，凌香还有这力量。她丈夫，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高工，她自己，则在一所高校任教，两个人的月收入，还有，一些积蓄，一分不剩，全用来买吃的了。
每月，发薪水后的那个星期天，是凌香最忙碌的日子。一大早，她就携带着一些吃食，乘三十公里汽车，去看望父亲。她父亲大先生，解放后，就一直担任着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长。那学校，不在省城，却设在这个交通并不十分便利的小城里。大先生不光担任校长，还教书，还著书，他喜欢小城这种避世的安静的气氛。
学校坐落在汾河岸边，校园十分辽阔，有一种，跑马占地的豪气和奢侈。那里面的建筑，全都出自苏联专家的设计，笨拙，坚固，大，也是奢侈的。这样的建筑群里必定要有一座礼堂，上面耸立着，克里姆林宫式的尖顶和红星。大先生的家，是一幢独立的建筑，西式的平房，红砖，石头台阶，带长长的有出檐的前廊。院子很大，种着石榴、香椿和枣树，而那些空地，则被大萍一块块开垦出来，种各种蔬菜，甚至，还种玉米这样的粮食。
在1960年代，这样的开垦和种植，就有拯救的意思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