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继在各地不断制造反共的流血事件后，将其反共活动发展为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其进攻矛头主要指向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以及晋西、晋东南和冀南的八路军与抗日决死队。在“十二月事变”中，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令围攻晋西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与此同时，国民党胡宗南部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先后袭占了宁县、镇原等5座县城。在晋东南和冀南地区，顽固派军队作为国民军也先后发动了军事进攻。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一方面以有力的自卫反击，击退了顽军的进攻；另一方面主动与国民党谈判，达成休战协议；而且高举不定决心团结、反对分裂的旗帜，在政治上发动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径。至1940年3月，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民党反共活动的在不断升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面临着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的严重问题。此时，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分析抗战大局情势，进一步完善了旨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限共与摩擦的政策不会改变，但还没有同共产党立即分裂的意图。因此，在击退其反共高潮之后，仍然应该坚持国共合作。1940年间，毛泽东先后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重要文件，系统地总结了抗战以来党在统一战线工作、尤其是反摩擦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全面阐述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和策略方针。
毛泽东强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但是，由于国民党采取了反共政策，因此，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指导原则必须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两者的辩证关系是，“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毛泽东在分析统一战线内部各种势力的政治态度之后，指出党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必须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是因为这个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和支柱；争取中间势力，他们往往可以影响进步势力同顽固势力的斗争；孤立顽固势力，是为了限制和缩小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和能量也是原因之一。即便在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中，也必须按照“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原则，把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分寸和尺度。所谓“有理”，即严守斗争的防御性，决不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放弃自卫权利；所谓“有利”，即在控制斗争的局部性基础上，斗则必胜；所谓“有节”，即坚持斗争的暂时性，决不可无止境地斗下去，必须适可而止。
中共中央的上述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正确地把握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相忍为国，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博大胸怀。
然而，正如中共中央所预料的那样，国民党是不会放弃其反共政策的。于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将反共重心转向华中地区，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掀起。7月16日，国民党方面向中共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企图压缩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限制共产党在敌后发展抗日力量。10月19日，又发出“皓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与此同时，国民党调整军事部署，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增加到40万之众；密令第3战区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密令汤恩伯、李品仙等部配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准备进攻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中共中央面对空前严重的局面，为避免内战，于11月9日复电国民党当局，驳斥了“皓电”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坚决不同意让华中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北移的无理要求；同时作出重大让步，决定皖南新四军部队“遵令北移”。但是，国民党方面反而将中共中央的态度视为软弱，竟步步进逼，并于1941年1月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对正在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实行重兵包围攻击。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血战七昼夜，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随即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下令取消其番号，从而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极点。
“皖南事变”后，激起国内外一片舆论，人们为之震惊，视此为国共分裂、内战的开始。然而，中共中央出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考虑，决定：仍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斗争进行得有理。有利、有节。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继续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阵地，坚持团结抗战。同时，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内和国际社会揭露几年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事件的真相，并再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严正立场。
对于中国共产党处理“皖南事变”善后的正确立场和合理主张，国内外进步和中间势力的表示同情和支持，形成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的强大潮流。鉴于政治上的被动和孤立，国民党顽固派不得不收敛其反共行径。3月，蒋介石公开保证不再对中共党进行围剿，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北移和编制问题，也采取了含糊其辞的态度。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击退，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渡过了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进入1943年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为中国的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这种形势要求中国内部加强团结，实现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然而，随着胜利前景的明朗化，国民党当局却更加敌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力量，因此，企图再次掀起反共高潮。
1943年3月，国民党出版了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抗日根据地是“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消灭共产党。随着该书的出笼；一大批反共、反民主的书籍和刊物也泛滥起来。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顽固派利用这个时机，大造反共舆论，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
6月，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调集部队，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
国民党为了反击，在政治和思想领域掀起的反共逆流，并预先制止其大规模军事进攻的企图，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行动展开了强有力的批判和揭露。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系列文章，列举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在敌后浴血抗战的大量事把国民党顽固派借反共之名，推行独裁统治的实质，实揭露得淋漓尽致，而且还说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仅可以合作，而且这种合作对民族发展极为有利；呼吁一切爱国力量和进步的国民党人，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封建法西斯主义，为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7月上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要求制止内战。与此同时，各根据地军民纷纷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保卫根据地的群众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