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都已散去。钟也敲过十二点半。屋子里只剩下主人、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和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
主人按铃，吩咐仆人收拾餐桌。
“那么，就这么说定了，”他说着，点上一支雪茄抽起来，把身子更深地陷入扶手椅内，“我们每个人都要谈谈自己的初恋经历。您先讲，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长得胖胖的，一张圆脸，浅色头发，他先看了一眼主人，然后抬头仰望天花板。
“我没有初恋，”他末了说，“我直接从第二次恋爱开始。”
“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我第一次追求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姐时，才18岁；可我在向她大献殷勤时，觉得这事并不新鲜：和我后来追别的女人时的感觉一样。实话说，我的初恋和最后一次恋爱是六岁左右爱上了自己的保姆；可这是老早以前的事了。我们之间的细节我早已忘却，即使我还记得，又有谁会感兴趣呢？”
“那怎么办？”主人开口道，“我的初恋也没趣儿；在认识我现在的妻子——安娜·伊万诺夫娜之前，我谁也没爱过，我们之间一切都是那么顺利；双方父亲保的媒，我们很快便相爱了，不久就结婚了。我的故事简单得几句话就可说完。我得承认，先生们，我提出‘初恋’的话题，是希望听听你们这些中年单身汉们的高见。难道您就不能给我们说说您的趣闻，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
“我的初恋的确有点不寻常，”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稍微有点结巴地说，他40岁左右，一头黑发中夹杂着零星的白发。
“噢！”主人和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齐声道，“那更好……请讲吧。”
“让我想想……哦不！我没打算讲；我不是讲故事的高手：要么讲得简短枯燥，要么冗长虚假；假如你们允许地话，我把我记得的一切都写在小笔记本上，然后念给你们听。”
朋友们刚开始不答应，而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执意要那么做。两周后他们又聚到一起，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亦如约而至。
以下就是他笔记本里所记录的：
一
那是1833年的夏天。那年我16岁。
我住在莫斯科，和父母在一起。他们在涅斯库奇内公园对面的卡卢日卡门旁边租了栋别墅。我在准备考大学，可很懒散，也不着忙。
没人管制我。我随心所欲，特别是和最后一个法国家庭教师分手以后，他一想到自己像个“炮弹”似的落到俄国，就不舒服，整天面色凶凶地在床上闲躺着。父亲待我和气又淡漠；母亲几乎不注意我，虽然我是她的独生子，她被其它的烦心事给吞没了。我父亲年轻英俊，和母亲结婚是有财可图；母亲比父亲大10岁。我母亲的日子过得比较惨：她总是忐忑不安，猜忌生气——可又不在父亲面前表露出来；她非常怕他，而他总是那么严峻、冷淡、疏远……我没见过比他更镇定、自信和独断专行的人。
我一生都忘不了在别墅过的头几个礼拜。天气格外美妙；我们是5月9号从城里搬到别墅的，那天正是圣·尼古拉日。我有时在别墅的花园里散步，有时在涅斯库奇内公园，有时到城门外去走走；随身带着本书——像凯达诺夫编着的教材之类的，可我很少翻它，而是常大声朗诵脑海里记得的诗，我能背出很多很多；血在沸腾，心隐隐作痛——那么甜蜜而又可笑：我总是在期待着什么，担心着什么，而又对什么都感到诧异，全身心地准备迎接着什么；我幻想着，这种幻想总是迅速地萦绕着一些同样的东西，就像雨燕在晨曦中绕着钟楼飞翔；我沉思，忧郁，甚至哭起来；可即使透过由吟唱的诗句，透过由日暮之美所引起的泪水和忧伤，青春及沸腾的生命也如春草一样疯长起来。
我有一匹可以用来骑的小马，我常常亲自给它备鞍，骑着它独自向远处飞驰，幻想中自己成了中世纪比武中的骑士——风在我耳畔多么愉快地歌唱！我亦或抬头望望天空，把那灿烂的阳光和一片蔚蓝映入我敞开的心扉。
我还记得，在那时女人的形象，女人爱的幻影在我的脑海中还只是朦朦胧胧的；可我所思所感受到的一切中，已隐隐约约透着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莫名甜蜜的女性形象的预感，一种朦胧、羞涩的预感。
这预感、这期盼浸透了我的全身：我呼吸着它，它存在于每一滴血里，流遍了我的每一根血管……它注定很快要实现。
我们的别墅是一栋带圆柱的、木制的豪华宅子，有两个低矮的厢房；左厢房是个做廉价糊墙纸的小小作坊——我去过那多次，看那十多个瘦瘦的小男孩，他们头发乱糟糟的，穿着油腻腻的长袍，小脸枯瘦，不断地在压着印刷机矩形架的木杠杆上跳来跳去，借自己瘦弱身体的重量，压印出糊墙纸的五彩花纹。右厢房还闲置着，待租。一天——5月9日过了三周多吧，这间厢房的护窗打开了，露出了女人的脸——有家人搬进来了。我记得那天午饭时，母亲问管家搬来的新邻居是谁，听到是扎谢金娜公爵夫人，她起初还充满敬意地说：“啊！公爵夫人……”可后来又补充道：“肯定是位没钱的。”
“他们租了三辆马车来的，太太，”管家恭敬地上菜，说道，“他们自己连马车都没有，太太，家具也是最平常的。”
“哦，”母亲道，“那还好些。”
父亲冷冷地瞥了她一眼，她便不作声了。
扎谢金娜公爵夫人确实不富有：她租的那间矮小的厢房看上去如此破旧，稍微殷实点的人家都不会住在那儿。不过当时我听了只当耳旁风。我并不在意公爵的封号，我刚读过席勒的《强盗》。
二
我有个习惯，每天傍晚带着枪在花园里徘徊，专待乌鸦。我早就恨上这种谨慎、贪婪而又狡猾的鸟。就在我提到的那一天，我照例去了花园——不过在所有小径走了一遭（乌鸦已认识我了，只是远远地不时地叫上几声），我不知不觉走近了那道把我们的花园同右厢房后的一块窄带似的园子（那是属于这间房的）分隔开的栅栏。我低头走着，忽然听到了人声；隔着栅栏看去——我怔住了——我见到一种奇丽的景致。
离我几步远的地方——草地上，绿色马林果丛中，有位姑娘，亭亭玉立，她身着条纹的玫瑰红衣衫，头上扎着块白帕子；她被四个小伙子簇拥着，用一些我叫不上名，但孩子们很熟悉的灰色小花轮番敲着他们的额头。这些花的形状犹如小口袋，当敲在硬东西上时，它们就会喀嚓一声爆裂开来。小伙子们那么惬意地伸出额头——而在姑娘的动作中（我从侧面见着她），有些许迷人的、颐指气使的、爱抚的嘲弄及可爱的意味，我简直要惊喜交加地叫起来了，我觉得只要这美妙的手指敲一下我的额头，我会马上抛弃世上的一切。我的枪滑到了草地上，我忘记了一切，贪婪地注视着那苗条的身材、颈项、纤纤玉手、白帕子下略微散乱的金发、那半闭的慧眸、那睫毛、还有睫毛下柔柔的脸颊……
“小伙子，哎，小伙子，”突然我身边响起了一个声音，“请不要这么望着陌生的小姐，好吗？”
我全身一颤，怔住了……我身边栅栏的另一面，站着一个短短黑发的男人，正嘲弄地瞅着我。这一瞬那个姑娘也向我转过脸……那张活泼灵动的脸上镶嵌着一双灰色的大眼睛——这张脸突然微微颤动了一下，她笑了起来，一口皓齿在闪亮，眉毛有趣地往上一抬……我满脸通红，从地上抓起枪，身后传来一阵善意的轰然大笑，我跑回自己的房间，扑到床上，用双手把脸捂起来。心怦怦地跳着，我既羞涩又十分快乐，我感到从未经历过的激动。
我休息了会儿，然后梳洗好，下楼去喝茶。那少女的身影又萦绕着我，我的心跳得不再那么快了，可又那么令人愉快地紧缩着。
“你怎么了？”父亲突然问我，“打着了乌鸦？”
我本想全告诉他，可还是忍住了，只是暗自笑笑。就寝时，自己也不知为何，金鸡独立旋转了三四次，把头发抹上油，然后躺下，整夜睡得很香。清晨前我醒了一会儿，抬头欣喜地环顾一下周围，又睡着了。
三
“怎么才能认识他们呢？”我早晨一醒，第一个念头便是这个。早茶前我去了花园，可并没十分靠近那道栅栏，谁也没看见。早茶后，我又在别墅前的街上绕了几圈——远远望着那扇窗……我仿佛觉得她的脸就在窗帘后面，便立刻慌慌张张地逃开了。“我一定要认识她，”我想着，在涅斯库奇内公园前的沙地上踯躅着，“可怎么才能认识呢？这倒是个问题。”我回忆起昨天相遇的种种细节，尤其清晰地记着她对我的嫣然一笑……不过就在我激动地设想着各种办法时，命运已来眷顾我了。
在我出去后，母亲收到了一封我们新邻居用棕色火漆封口的信，内有一张灰色信笺，那火漆只有在邮局通知单及廉价葡萄酒瓶塞上才常用到。在那封文理不通、字迹潦草的信里，公爵夫人希望得到我母亲的保护：我母亲——据公爵夫人说，和一帮要人很熟，而她和孩子们的命运都由这帮人决定着，因为她有些十分重大的诉讼案件。“我以一个，”她写道，“我以一个贵妇人的身份向另一位贵妇人寻求帮助，并且很高欣（兴）能有这个机会。”信的末尾，她希望母亲允许她来拜访。我回家正赶上母亲心里不高兴：父亲不在家，她无人可商议。不回复“贵妇人”，况且还是位公爵夫人的信，就太失礼了，可怎么答复——母亲又犯愁了。写法文信不妥，俄文拼法她又不十分在行——她心里很明白，不愿破坏自己的名声。看见我回来，她很高兴，立即让我到公爵夫人家走一趟，口头转告她，说我母亲随时准备竭力为公爵夫人效劳，邀请她下午一点到我们家来。我秘而不宣的愿望这么快就要实现，我真是又喜又惧；不过我一点也没表现出内心的忐忑不安——就先回到自己房间，系上新领结，穿上新礼服：我在家还穿短上衣和小翻领衬衫，尽管觉得它们太累赘。
四
走进那所厢房既拥挤又不整洁的前厅时，我不由得浑身颤栗起来，迎面碰上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仆，长着一张古铜色的黑脸膛，一双阴郁的猪眼睛，额头和两鬓刻着很深的皱纹，我从未见过。他端着盘啃光肉的鲱鱼脊骨，边用脚掩上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门，边生硬地问：
“您有事吗？”
“扎谢金娜公爵夫人在家吗？”我问。
“沃尼法季！”一个刺耳颤抖的女声在门里叫起来。
仆人一言不发转过身来，露出早已磨得很旧的后背，制服上只剩一颗已褪成红褐色、带纹章的扣子，他把盘子往地上一放，进屋了。
“去警察局了吗？”那个女声又问。仆人含糊地说了点啥。“啊？……来客人了？……”又传来那个女声，“邻居家的少爷？嗯，快请进。”
“请到客厅去，少爷。”仆人出来对我道，边从地上捡起盘子。
我整了整衣服，进了那间“客厅”。
“客厅”不大，也不太清洁，摆着几件好像匆忙撂在那儿的家具，家具也挺寒碜。窗边掉了一把扶手的椅子上坐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太太，她一点也不漂亮，没戴帽子，穿件绿色旧衣衫，脖子里围着条粗毛线的五彩三角围巾。一双小而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走上前去向她行了个礼。
“我能荣幸地跟扎谢金娜公爵夫人讲几句话吗？”
“我就是；想必您就是弗先生的少爷？”
“正是，太太。我来是受母亲之托。”
“请坐。沃尼法季！我的钥匙在哪儿，你见到了吗？”
我向扎谢金娜公爵夫人转告了母亲的答复。她边听边用胖胖的红手指敲着窗棂，我说完后，她又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好的；我一定来，”她末了说，“您真年轻！可以问问吗，您多大了？”
“16岁。”我情不自禁地结巴起来。
公爵夫人从衣兜里掏出几张写满字、油乎乎的纸，拿到自己鼻子下，一一翻看着。
“多好的年龄，”她突然道，坐立不安地在椅子上动来动去，“噢，请您别客气，我这儿很随意的。”
“太普通了。”我想着，不无厌恶地打量着她难看的体形。
这时客厅的另一扇门蓦地开了，门槛上站着昨晚在花园见到的那位姑娘。她举起一只手，脸上闪过一丝讥笑。
“是我女儿，”公爵夫人用肘指着她道，“济诺奇卡，这是隔壁弗先生家的少爷，请教您的大名？”
“弗拉基米尔。”我站起来答道，激动得有些吐字不清。
“那您的父亲怎么称呼呢？”
“彼得罗维奇。”
“啊！我认识的一位警察局长也和您同名同姓。沃尼法季！钥匙在我兜里，别找了。”
少女仍然那么笑着看着我，稍稍眯着眼，头也略微一偏。
“我已见过麦歇沃利代马尔，”她开口道（她银铃般的嗓音，如一股蜜意凉凉地掠过我的全身），“您允许我这么称呼您吗？”
“当然呐，小姐。”我小声含糊道。
“在哪儿见到的？”公爵夫人问。
小姐没回她母亲的话。
“您现在有事吗？”她盯着我道。
“一点事都没有，小姐。”
“那您帮我缠缠毛线可以吗？来我房间吧。”
她向我一点头，出了客厅。我跟在她身后走了出去。
我们进的那房间，家具强一点，摆得也有品位多了。不过这时我似乎对这一切都浑然不觉：像在梦中飘浮，全身有种傻乎乎的、紧张的愉悦感。
公爵小姐落了座，拿出一绞红毛线，指着对面椅子示意我坐下，她用心地解开那股毛线，把它放在我手上。她一声不吭地做着这些，带着点可笑的慢条斯理，微启的双唇露出一抹开朗狡猾的笑容。她把毛线缠在一张折起来的扑克牌上，突然她双眸生辉，那么清澈迅速地瞄了我一眼，使我不由自主地垂下眼帘。她平时常常半眯的双眼睁得大大的，——使她的容颜也完全变了：满脸容光焕发。
“您昨天对我什么印象，麦歇沃利代马尔？”过了会儿她问，“您可能责备我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