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已近GDP的50%，而且其未来扩张速度将远大于GDP的增速。因此将中国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系于股票市场是可行的，营造一个稳定、规范、繁荣和持续发展的股市，对当前乃至今后几年保持宏观经济的良性运行非常重要。今后几年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角应当是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当前，比较现实的选择是优先发展股票市场。要真正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以占据金融制高点的战略高度来制定和实施扶持政策。在增加市场供给的时候，必须开辟市场资金的来源渠道；在推进国际化、市场化的同时，必须积极稳妥、创造性地改造市场；要真正地爱护市场参与者，政府要适当让利于民，以求市场的持续繁荣发展。
重塑牛市政策要素
多年来，中国股市的暴跌一直源于国有股减持价格不确定这个难解的“死结”。按新股发行价只减持10％，市场不接受，引起暴跌；证监会公布的折让配售方案提出公开竞价，市场也不接受，又一次引发股市“黑色星期一”。那么，按许多人认为最合理的净资产定价呢？市场也未必能接受，因为如按净资产定价，减持价格虽降了，但减持速度必然加快，每年扩大市场供给不见得比前两种方法少。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市场对减持价格的承受力变得如此脆弱？是市场饱受折磨的熊市因素。
牛市心理预期股价会持续上涨，高价减持未必是利空；熊市心理预期股价会持续下跌，低价减持未必是利好，因而重造牛市才是解开减持“价格死结”顺利进行国有股减持的唯一途径。
不仅国有股减持顺利进行需要重造牛市，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需要重造牛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的首要难题是产权问题，但解决了产权问题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具备足够的资本实力，以应对全面开放市场条件下的国际化竞争。如何才能同时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和资本充足问题，那就是发展资本市场。加入WTO之后，中国将不得不置身于国际金融环境中，在这一环境里，金融日趋国际化、融资证券化。同时，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必须直面国际竞争，没有足够雄厚的资本实力，要想赢得竞争力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必须大力发展股票市场，以便快速培育一大批具备雄厚实力的国际化大公司。
保证年均7％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股市财富效应激活消费。人们不会忘记2000年的大牛市对当年物价指数扭转20多个月负增长的贡献，也不会忘记2002年下半年股市暴跌后物价指数又重回负增长的教训。中国股市和外国股市不同，外国股市是“富人俱乐部”，中国股市投资者中有众多退休、下岗职工，股市的钱是他们的生命钱，因此中国股市也担负着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历史使命。另外，吸引外资、进行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都离不开一个活跃的股市。
中国股市有过1993-1995年的大熊市，那是为治理两位数的严重通货膨胀实行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必然结果。目前中国实行扩张经济政策，经济保持7％以上的高速增长，又面临入世、申奥成功、西部大开发带来的良好发展机遇，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该出现熊市。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熊市完全是人为因素造成，其中有有舆论误导因素，更有政策不当因素。解铃还须系铃人，要重造牛市，仍要靠政策。
有人会说，入世了，政府干预股市搞政策造市有悖市场化原则。非也！中国股市本来就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股市，突出反映在其功能、使命上。一个高度市场化的股市，其功能、使命只有两个，一是配置资源，二是融资，而中国股市却承担了支持国企解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给社保筹集资金、调整国民经济布局、激活消费扩大内需等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众多功能与使命。这些功能、使命是国外高度市场化股市不可想象，也无法承担，但在中国改革的历史条件下却是中国股市必须承担的，因为中国股市诞生时所设计的目的和模式就是为改革服务。既要完成这些非市场化的使命，又要搞完全市场化管理，显然不可能。实际上，就是在高度市场化的西方，也没有不干预股市的政府。而且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银行的低利率，本来就应该维持一个牛市。用政策重造牛市并非用行政手段驱动股市违背经济规律运行，而是把股市从非理性的暴跌拉回到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吻合的正常运行轨道。
市场牛熊转换的本质是旧有供求平衡的打破，投资者信心对股市的影响也是通过资金进出市场发挥作用的。1993年股市的转熊是因为国家为治理严重通货膨胀，实行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造成大量资金撤离股市，同时，股市却开始了首次供给大扩容，大量新股发行上市，破坏了原有的供求平衡。2000年的大牛市，则是政策极大增强了投资者信心，同时管理层采取各种措施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各路资金大举入市的结果。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熊市，同样是旧有的供求平衡被打破，形成供大于求的结果。一方面，各种对股市言过其实的、偏激的甚至不负责任的非议搞乱了投资者思想，管理层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和非理性暴跌面前三缄其口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央行查处违规资金，也使大量资金重新离市。另一方面，国有股减持实质上是极大地增加市场供给，尽管管理层强调减持是逐步分期进行，但数量等于现有市场流通量两倍的非流通股一旦进入流通，在如何流通的政策不明朗之前，对市场造成的巨大心理冲击波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在国有股减持拉开序幕的背景下重造牛市，必须从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关系来制定有关股市政策，为国有股减持建立新的资金供给保障。具体措施应在严堵银行资金违规入市的同时，为银行资金合法入市开辟新渠道，进一步加大力度发展各种机构投资者，利用入世开辟外资入市渠道。但是，新资金入市完全取决于市场信心，因此千条万条，重塑市场信心是第一条。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帆撰文指出，政府以一部分国有股为代价换取多赢的结果，是形成大牛市的重要前提。在产权方面，可以借机实现国家退出，比在股市崩盘以后由外资和国内少数人勾结起来，以低价格分散吞吃要好得多。国家不要担心丧失控股权，在一般行业中国家没有必要控股，因为国际竞争主要是技术控制；在少数要害行业中，可以由国家在股市上购买股票，以保持控制权。
除“股权分置”因素造成的大量非流通的国有股在资本市场中被沉淀，使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国有资本在资本市场中失去了其应有的虚拟价值外，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则是来自于理论方面对发展中国虚拟经济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某些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不是对中国虚拟经济的发展予以正确的引导，而是给虚拟经济发展水平尚处在初级阶段、GDP增长正处于黄金时期的的中国资本市场肆意地扣上各种“泡沫”的帽子，用中国股市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真实的泡沫”(指虚假与欺诈)来全面扼杀中国股市中潜在的巨大的虚拟价值，直接抑制了中国虚拟经济的发展水平，从而导致了中国整个理论界至今仍对发展中国虚拟经济缺乏必要的认识而陷于忌讳莫深的困惑局面。这种困惑局面不突破，中国经济将始终难以打开更宽广的发展空间！
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如居民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GDP的增幅，消费的增长远远低于投资的增速，第三产业的增长远远低于第二产业的增长，都尖锐地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发展正遭受来自虚拟经济发展规模偏小的瓶颈！这种不平衡现象，对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形成严峻的考验！应该强调的是，一个国家虚拟经济规模的大小，实际上就是表示这个国家财富的多寡。因而，中国未来虚拟经济规模的大小，最终对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恰恰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政府全流通变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最终打开中国经济更宽广的发展空间，从而全面提高中国整体虚拟经济的发展水平，让中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充分展现资本的活力，使自身资产增值能力在全流通的市场环境中得到不断地强化。也只有在全流通的市场环境中，中国一大批优质的上市公司才有更多的机会发展成为世界500强企业。所以，上述体制上的原因，也需要政府在进行全流通变革时作出制度性的安排，对上述理论上的原因从制度上予以批驳和重建。近三年来，投资者近万亿的金融资产已成为“泡沫论”和消极股市政策的牺牲品，这惨痛的现实足以驳倒那些理论上的荒谬！然而，中国股市流通体制上的变革则需要寻求重大的突破口！这个重大的突破口，其实就在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最终能够达成共识的地方。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制定出好的政策和策略同样也是中国股市发展的生命。好的政策和策略同时也是市场稳定的基础。只有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举措，才是投资者普遍欢迎的好举措，以民为本，放弃非流通股股东特权，不搞利益倾斜，真正做到“一视同仁”，那么，在当今国内外诸多有利因素聚合下，中国股市全流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正与我们迎面相撞！
让股市上涨的政策就就是采取积极的股市政策，首先要抛弃消极的股市政策，即抛弃放任由市场力量去解决根本不可能解决的一揽子事情，包括历史遗留问题。历史遗留问题并不是说解决就能解决的，表现在国有股减持方案上的巨大分歧。于是，有人提出可以用分散决策的办法替代集中决策，也就是说证监会只制定一个原则，具体的国有股减持由上市公司和流通股股东“一对一”谈判解决。不管这样的方案在实际中具不具备操作的可行性，单就方案制定的观念而言就是一种回避决策风险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消极行政的态度，管理层不承担决策风险，还能承担什么风险？什么风险都不承担的管理层有存在的意义吗？作为管理层和决策层就有协调和平抑市场行为的责任，所以我们经常会在道指大跌的当天就会听到美国总统的稳定人心的讲话，台湾股市出现大跌时政府的国安基金就会进场护盘，就是香港在遭到索罗斯恶意冲击之时，港府也改变游戏规则，启用财政资金收购蓝筹股组建盈富基金，这些都是负责任的积极干预政策的结果。
因此，积极的股市政策首先应该是贴近市场的政策。中国是个政策市、市场的走向和政策息息相关，你不能说，政策由我制定，后果我不过问。大涨的时候我不过问，暴跌的时候我也不过问，长此以往又如何能和投资者同呼吸共命运，不能和市场脉搏联动又如何能把保护投资者利益落到实处？
其次，积极的股市政策还应该是透明的政策。证券市场一直要求讲“三公”原则，“公平、公开、公正”。没有公开就没有公平可言，更没有公正可说。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及时透明、本身也应该做到决策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其应该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就政策和市场传言作出正面反应，消除资讯上的黑洞和灰洞，给大家一个透明的投资环境，不能把证监会神秘化。
再者，积极的股市政策还应该是责职分明的负责任的政策。过去两年里，有关国有股减持的说法在业内闹得沸沸扬扬，各种说法满天飞，却没有人为此负责。令人欣喜的是，最近，有关市场全流通问题在大的框架上已有了相当多的共同语言。从近一段时间管理层的表态和中国证监会有关官员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决策者的思路与市场的思路已经越来越接近，这使得我们得已对全流通问题抱有良好的期待。证监会正在改革新股的发行办法，在IPO中推行“举荐制”，在发审委推行问责制，这些都是可喜的进步，因为他们强调的都是责任。
积极的股市政策还应该是具有统筹和协调制度作为保证的政策，也就是说证监会具有主导权的政策。毋庸讳言，能够影响中国股市的部门有很多，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国资委、税务总局乃至发改委，政出多门会让证监部门的全部努力都付之东流，市场震荡加剧，证监会在有关证券市场发展方向上的语话权要有制度作保证，这就要求决策层作好安排。
积极的股市政策更应该是能够调控供求关系的政策，这种调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上市公司的选择要体现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作用，二是对资金和股票的双向扩容的速度把握上。我们大家都知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政策，扩张什么呢？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人为制造需求，从而改变供过于求的局面，改变通货紧缩的局面，等待自然经济规律的循环。同样的道理，股市的涨跌本质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积极的股市政策就应该是扩张需求的政策，一方面可以通过扩大合规入市资金的渠道放水养鱼，一方面可以通过减少新股供应来保持存量资金的活跃。
